近代中国可谓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也遭遇了西方列强的各类入侵。不过要说这西方列强的入侵也不全是坏事，实际上西方列强虽然给中国造成了很大打击，但是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新的文化和产物，比如说西方的饮食就是其中一项。
一．清末以前的“外来食物”
西方列强的饮食文化刚刚输入中国的时候，其实国人还是很抵触的，在清代之前，国人接触的西方饮食，其实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各种食物。
比如说很有名的葡萄、首蓓、石榴、胡瓜、胡桃等等，这些西方的水果都是广受我国人的喜爱，再比如马可波罗等人也带过来很多水果和食材。
其中西方比较重要的是传来了玉米和番薯等高产作物，这直接改变了我国人的饮食结构。
现在很多人都说康乾盛世是“番薯盛世”其实并非空穴来风。
番薯作为西方传入中国的高产作物，原产地在南美，但是后来传入中国以后广泛种植直接养活了很多土壤贫瘠地区的人口。应该说西方的食物在中国可以说完全的“本土化”了。
到了康熙朝初期，当时的传教士德国人汤若望(1592-1666)，在北京的寓所制作“西洋饼”，以招待中国官员，
这种饼是用蜂蜜、鸡蛋、麦粉为原料，再用特制的铁板夹制而成的。
这类似于今天的鸡蛋灌饼，是很多中国人趋之若鹜的一项美食。
所谓西洋饼的做法，就是：“用鸡蛋清和飞面作稠水，放碗中。打铜夹剪一把，头上作饼形，如蝶大，上下两面，铜合缝处不到一分。生烈火烘铜夹，撩稠水，一糊一夹一摸，顷刻成饼。白如雪，明如绵纸，微加冰糖、松仁屑子。”一听就让人觉得口水直流，可见当时经过外国人改造的中国化的外国美食，在中国人之中非常受欢迎。不过要说中国人第一次正式接触西餐，却是在很久之后了。
二、乾隆眼里的“蛮夷饮食”
要说中国人第一次正式接触西餐，那还是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时候的事。所谓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就是清朝乾隆皇帝时期发生的一次外国人访华事件，马嘎尔尼当时代表的是英国女王，访问中国希望可以通商，但是乾隆皇帝实际上没同意。
为啥没同意呢？因为乾隆认为天朝无所不有，根本不需要和外国蛮夷做生意。
要说马嘎尔尼也是一根筋，因为他是英国人完全听不出乾隆皇帝这句话里面的画外音——你们太落后，我们天朝无比先进，不配和我们做生意。所以马嘎尔尼特地展示了一大批西方的先进设备和产品，其中还包括西餐。
马嘎尔尼展示的西餐包括：葡萄酒、杜松子酒、烧酒、啤酒、糖水酒、椰子酒、舍利别酒等酒类，还有香肠牛排面包等一般食品，当时清朝官员和马嘎尔尼之间相处的十分融洽，甚至还向他学了握手礼，可见人类之间的交流还是吃来的和谐。
不过马嘎尔尼并未达到他的目的，乾隆对他的这些东西并不感冒，所以最终他也没能完成通商计划。
虽然乾隆时期马嘎尔尼到了中国，但是西餐真正在中国传播，应该始于广州。虽然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直隶地区（主要是今天的首都地区）的官员接触到了西餐。然而乾隆皇帝始终把
英使称为“贡使”、“番使”甚至“夷人”，说穿了就是认为他们是蛮夷；乾隆把马戛尔尼带来的“礼品”称为“贡品”。
甚至还要求马嘎尔尼下跪，不管英使情不情愿、高不高兴，毕竟乾隆眼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英国也是清朝的一个藩属国，凭啥你不下跪呢？
所以以涣涣大国自居的乾隆皇帝是不可能以今天国与国之间平等友好地态度对待英国人的，他把夷夏之间的不平等当作中外交往的前提。乾隆拿这套标准衡量英国人，他们便当然成了“无知”而且“妄自娇吟”之辈（乾隆认为他们不懂礼仪）。
出于这种心态和对外国人的不信任，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下令锁国，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没有清廷的许可，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其他地方经商。
作为鸦片战争之前中西往来的唯一孔道，广州自然洋商云集。随着中西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西方各国来华的商人和海员等日益增多，他们初到中国自然不习惯中餐食俗，为了让他们在中国也能享用西餐，西餐馆首先出现于广州便顺理成章。
晚清广州的西餐馆主要集中于万商云集的东堤大沙头和沙基谷埠。
那些每天与洋人打交道、做生意的广州官员、商人们，自然不会对西餐陌生，甚至经常会和洋人在西餐馆里谈判。
当时著名的西餐馆有安乐园、东亚酒店、太平馆、智利民、华盛顿、鹿角酒店、献献和大东酒店等。可以说是极大地改变了广州的面貌，甚至很多外国人到了广州第一件事就是进入西餐馆开始吃西餐，据说当地的海鲜大餐比欧洲本地的还要正宗，可以说是青出于蓝了。
三、西餐的狂潮和中餐的融合
鸦片战争以后，西餐在中国的传播迅速扩散，最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买办阶级。所谓买办阶级就是专门从事和洋人做生意的人，当时他们西化也最早。尤其是率先通商开埠上海的以买办商人为首的商人群体，生活方式最早开始洋化。
早在19世纪中期，这些买办商人中的一部分就已经开始住洋房、吃西餐、起洋名，甚至在子女教育、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开始“洋化”了。
对买办来说，西餐作为一种全新的饮食方式，即使开始时不习惯，但是毕竟要天天和洋人打交道，再不喜欢也得习惯。
为了与洋商接触密切，吃西餐的频率也随之越来越多。不过要说平时吃，最初是作为一种尝鲜或者时尚，后来便经常携妻眷光临西餐馆。
不过除了这些有钱的买办，一般人其实是吃不上西餐的，因为当时西餐消费价格那可是非常的高。据统计当时女工每月的最低收入只有一元五角，租界巡捕也只有十元八元一月，钱庄
的那些员工月薪六元（相当于今天的银行职员）。
而在这些西餐馆每一位客人平均的花费居然高达三元到四元。因此吃西餐可是相当奢侈的，一不小心一个月工资就没了，所以基本上只有上流社会的人才能吃西餐，被视作阔绰和排场的体现。
早期吃西餐的大多数应邀在驻沪领馆或洋行做客，吃到西菜，那时的西菜讲究排场和礼仪，所以被称为“大菜”。买办们时常光顾的西餐馆有来喜饭店、碧萝饭店、沙利文、地地斯、金门百乐厅等“。
当时最有牌面的事情莫过于请别人吃西餐了。
不过后来随着西餐逐渐增多，各地的一般市民也开始吃西餐了，所谓有样学样，既然买办们作为上流社会吃西餐，那么一般人也想体验一把上流社会的感觉也就不足为奇。
对于市民群体来讲，趋时跟风是他们受社会风尚影响的主要形式。西风东渐，在崇洋心理的驱使之下，在城市中西方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时髦。
比如上海，“西人之处此者最多，华人类多效其所为。其制造灵巧不能学，乃学其浅近者，效其语言·一至于坐马车、登轮舟，华人亦皆以为乐，甚至雪茄之烟衔于口中，大餐之馆座客常满，左手持叉右手执刀，以咨大嚼者，皆华人也。”
可以说当时吃西餐的人是越来越多，随着西餐的扩张，中餐甚至遭遇了危机。
当时物美价廉的俄式大餐只要1.2元，质量和味道都非常好，结果使得附近的中餐馆黯然失色。从此西餐开始在上海普及并逐渐风靡全国。
可见薄利多销才是硬道理。
这样的结果就是各地的中餐馆纷纷开始改革，很多餐馆选择中西结合的方式改造中餐，这样就能取长补短，当时非常流行一个菜谱：
主食:馒头;
肴类:烤牛排、烤羊排、煮鱼、煮肉、烩羊肉、烘小鸟;
菜类:煎白萝卜、烩山芋、烘葱头、切细的卷心菜(一种沙拉);
汤类:鸡羹;
饮料:茶。
这一套菜单.可以说是经过中国人眼光改造的“西餐中吃”。
它既保留了西餐中的“精华”，也让国人在尝新的同时，不必过于委屈自己的肠胃。可以说是非常合理了，中西互补的融合菜成了南洋派的招牌，风靡全国，可以说西餐大大改良了中餐的很多理念，让中国人的餐桌变得更加丰富了。
四、卫生制度功莫大焉
为了避免这类情况出现，19世纪60年代起租界就在人口密集的居住区建立了菜场和屠宰场，菜场管理的第一步就是从肉类检查开始。派出肉类稽查员每天检查租界内的肉店，以及租界邻近地区的一些屠宰场。
当时租界的最高管理机构叫工部局，也就相当于租界的总督了，他们授权稽查员扣留有可疑患病的牲口、鲜肉、鱼类、家禽等，经过检查如果确认确实坏了有问题，那就销毁这类有害的农副产品。
可以说这些制度对中国的食品卫生情况帮助很大，各地纷纷效法，中国的食品卫生情况得到了极大改善。
总结
笔者认为：事实上，西餐对中国社会之影响持续至今。在中西方饮食文化不断的碰撞、交汇、融合中，饮食文明前进的脚步从未停止。且不说比如牛奶今天己伴随着“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这样的口号走进千家万户、基本成为餐桌上常客。应该说西餐的传播对我国还是利大于弊的，而且西餐丰富了我国人的餐桌同时还有很多礼仪与卫生理念十分先进，不过我们也不能放弃老祖宗的中餐文化，要中西结合发展才能与时俱进。
外国人可也觉得老祖宗的中餐最好吃呢，咱们可不能妄自菲薄啊。
参考文献
【1】袁枚:《随园食单》
【2】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澳番篇》
【3】郭篙熹:《郭篙熹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