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高射炮弹片从天而降！划过怀孕女兵肚皮，万幸没有伤及胎儿
1950年“八一”建军节前，我随爱人北沙由陆军调往空军。北沙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六十军一八〇师参谋长，我在十八兵团随营学校任组织干事。调到北京后，北沙去东北锦州空军第三航校学飞行歼击机，我留在北京，被分配到空军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任干事。
就在这年10月，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支援朝鲜抗击美帝侵略者。1951年春节前，北沙调到沈阳空军第六师任副师长（师长未到职），组织部的领导照顾我一个女同志带着孩子不方便，调我到空六师政治部直工科当组织干事。这年冬天，北沙率两个飞行团到丹东鸭绿江边的大东沟机场参战。我们机关干部大多数留在沈阳。
1952年整编后，我被调到师野外飞机修理厂任副指导员。本来修理厂是营的建制，厂长李志是正营，刘副协理员是副营，被调到飞行大队任副政委，我接替刘副协理员的工作。如果说思想上一点想法没有，那是不可能的。然而，到飞机修理厂工作，能够到前线，能参加战斗，这是我盼望已久的。
我欣然接受了这项工作。这是我第一次战胜自我，为了参加抗美援朝，我不计较级别待遇，也不闹情绪，接到命令后立即搬到修理厂和同志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就在这年下半年，空六师接到命令，要第二次参战。听到这个消息，我欣喜不已，终于能参加抗美援朝了。
然而，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要参战，必须把孩子进行妥善安排。女儿小蓉还不满两周岁，儿子江渊才八个月。母爱是人之常情。为了抗美援朝，我必须战胜自我，将两个孩子送到远在武汉湖北军区招待所的老母亲那里。思想通了，就由北沙的警卫员杨海旺同志和小阿姨银子把孩子送走了。
在丹东浪头镇参战期间，看到老乡的孩子，也会思念自己的小宝贝。为了配合陆军的战斗，我们空军的飞行作战任务是很重的，修理厂的任务也是很重的。飞机中弹，要送到飞机修理厂来抢修。同志们经常加班加点完成抢修任务，保证战斗的顺利进行。
到丹东不久，李志厂长就被调到沈阳八航校学习。我厂七八十人，大都是技术人员（机械师、机械员）；行政工作除了我，还有一位管理员和一个通讯员。全厂就我一个女同志，还是一个孕妇（打报告做人工流产，空二军党委没有批准）。没有调来新厂长，厂长的工作我也要兼管起来。这也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
北沙虽然是空六师的师长，但工作上的事，我从不向他诉苦。我们住地虽然近在咫尺，却很少见面。因为能参战的女同志很少，除了通讯队有两三个没有结婚的姑娘，就只有司令部的会计刘英（她是领航主任王辅的爱人，刚结婚不久）。我特别珍惜参战的机会，也就更注意影响。
战胜自我最大的一个方面，就是治好我多年来思想上的“恐机症”。1946年7月中原突围以来，我曾两次险些被敌机打死。此后一段时间，无形中我在心理上对飞机产生了一种“条件反射”。现在要参战，整天要和敌机打交道，是留在后方呢？
还是克服恐惧心理，勇往直前？我终于战胜自己。我是这么想的：我11岁随父亲参加新四军第五师，当一名宣传员，参加过抗日战争、中原突围、解放战争，遇到过各种艰难险阻。现在我是一名政工干部，要给同志们做思想政治工作。过去既然连死都不怕，现在还怕敌人的飞机吗?
我们驻扎在鸭绿江边的浪头机场，在丹东市南边15公里处，正在东通朝鲜新义州的鸭绿江边大铁桥附近。那时，日夜都有我方飞机与来袭之敌机空战，还有保护鸭绿江桥的地面高射炮射击。
飞机的轰鸣声、高射炮弹的爆炸声，在空中交织成一片。对震耳欲聋的噪声，久而久之就习惯了。开始空袭还进防空洞，后来也不进了。一次我站在飞机旁看同志们修补飞机上的弹洞，一块高射炮的炮弹片从天而降，正从我的肚子滑到机翼上，把机翼砸了一个小洞眼。好险呀！未伤及我的胎儿。经过战争的洗礼，我变得更坚强了。
六十年过去了，我已八十一岁了。回忆当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我是如何战胜自我，如何想当好一名空军女兵、当好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女战士的，我觉得我做到了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