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影视剧里出现的我军政工干部总是一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刻板形象，这些人往往戴着厚厚的眼镜，一副“书呆子”外表，喜欢咬文嚼字，唯上级命令马首是瞻，动辄就与军事主官因为行动是否符合所谓“原则性”或者“上级指示”而争执不休，最终总是被敌人“教做人”。应当说这些影视剧对我军某些政工干部的负面形象进行了过于夸张的描述，是不能够全面反映我军政工干部全貌的，给人民军队中的政工干部的整体形象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但在历史上我军的政工干部其实并不是一副食古不化的形象，看过《铁道游击队》小说和影视作品的人都知道，这支敌后尖兵在大队长刘洪和政委李正指挥下，在日寇的运输大动脉津浦铁路山东鲁南段神出鬼没，多次出色地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尤其是书中描述的李正，他作战勇猛，同时又胆大心细，爱兵如子，是游击队中政工干部的出色典型。事实上，小说中刘洪和李正这两位一文一武的领导，分别是由鲁南军区铁道大队的多位领导干部的形象和事迹的结合。李正形象的一部分是来自曾任铁道游击队政委的张鸿仪烈士，张鸿仪同志受上级命令在1944年9月担任铁道游击队的政委，却最终为了掩护部队转移而牺牲在抗战胜利前夜，年仅33岁，虽然他担任游击队政委的时间很短，但是却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自己无愧于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1944年秋，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已非昨日得意之秋，随着盟军在各条战线上相继转入反攻，日本帝国主义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地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鲁南军区决定派张鸿仪同志到鲁南铁道大队（即著名的铁道游击队）担任政委，以加强对敌斗争。
许多读者有一种固定的想法，似乎到了抗日战争末期，日军已经穷途末路，伪军也纷纷开始暗中为自己寻找退路，我敌后抗日武装就基本上是压着日伪军打，来回抽的敌人找不着北。这种认知的确是反映了敌后战场的部分情况，但实际上情况要比大家想象的复杂的多。虽然日伪军因为兵力不足，已经陷入了困境，但相比我军，仍然占有很大的优势。而且一部分敌人士气低落，存在着自己留后路的想法，可同时也有不少敌人以困兽犹斗的心态继续顽固地与我军为敌，至于部分和国民党顽固派已经暗通款曲的伪军，在“反共”的大旗下，与我军作战更是没有后顾之忧。而山东战场的我军虽然已经转入了局部反攻，可是因为根据地和部队都在前2年艰苦的反扫荡战斗中损失很大，元气尚未完全恢复；而且不少部队也缺乏重武器和炸药，很难对坚守据点的敌人造成严重威胁，这些都是摆在我军面前的棘手问题。张鸿仪同志就是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来到铁道游击队的。
当时活动在敌人核心占领区和交通干线的铁道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他们血洗鬼子的洋行、扒飞车夺机枪、打票车、锄奸反特，他们的名声传遍整个鲁南地区和津浦线，是一支令日伪军胆寒的传奇部队。
但此时的铁道大队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部队牺牲很大，而且上级不断抽调骨干充实到别的部队，甚至成建制地将游击队下属的长枪队编入主力部队，张鸿仪去的时候，整个大队就只剩下短枪队几十个队员，原先精良的武器装备也因为被上级调走了一批，剩下的武器状况不尽如人意。这种情况下造成了部分队员出现了情绪波动和思想混乱，部队的纪律和士气相应地出现了松懈和下降。这给新官上任的张鸿仪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为了尽快恢复铁道游击队的战斗力，张鸿仪深入到部队，具体了解每个队员的情况，以对症下药。他和大队长刘金山、副大队长王志胜一起，研究提出“边训练、边作战”的口号，同时大力强化基层的党支部建设。作为一名政工干部，他没有成天呆在屋子里，而是亲自下到训练场，带领队员开展军事训练。张鸿仪针对部分队员，尤其是短枪队的同志认为铁道游击队只需要对敌人进行打了就跑的化装奇袭即可，用不着和敌人硬拼的想法进行了批评，他提出在即将到来的大反攻里，每个队员都需要做好和日伪军打硬仗的准备。在他的坚持下，长枪队的指导员担任刺杀教员，全队都进行了刺杀训练，使队员们都掌握了过硬的本领。
张鸿仪同志利用扩充部队的机会，大力地将以前在正规部队的规章制度引入铁道游击队，其所辖3个长枪队和部分短枪队员升级主力部队，剩下50余名队员重新编为长短枪各一个中队。大队领导根据上级指示修改或重新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健全了机构，配备了文书、会计、军需、粮秣员和警卫班，使部队向正规化又迈出重要一步。
当然，看一个政工干部的能力高下，并不只取决于他的宣传、组织和动员能力，他的军事指挥能力也非常重要。在张鸿仪和其他大队领导的努力下，铁道游击队的作战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其作战范围已经不仅仅只是袭击火车、破坏铁路和保卫己方交通线，在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尤其是在阵地战和攻坚战方面，都进步神速。鲁南军区首长称赞铁道游击队“已经不仅是铁路线上的英雄好汉，而且阵地战和攻坚战也打得很漂亮”。
由于铁道游击队对日伪军发起的一系列大规模破袭活动，使津浦线上的敌军焦头烂额，疲于奔命，日军在各种“扫荡”、“剔抉”、“清乡”战术均遭惨败后，便起了“和谈”的念头。1944年12月，临城日军秘密委派沙沟车站的日本特务平野通过沙沟的伪保长要求与铁道游击队谈判。在反复研究和斟酌后，游击队决定派政委张鸿仪、副政委郑惕和大队长刘金山与平野谈判。
平野在一番虚伪的客套后，直截了当地向铁道游击队提出了三个条件：首先请求我方不要破坏铁路，否则上司会很不高兴；其次日伪军的宣抚班在铁路沿线活动时请我方不要攻击，日伪军“保证”他们不到我根据地活动；最后请铁道游击队帮助弄一些微山湖的土特产。张鸿仪立即对平野进行了反驳，他首先指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不义之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必将是属于中国人民的。随后他逐条驳斥了平野的条件，并且反过来也提出三个要求：不让铁道游击队破路可以，但日伪军也不得扫荡我根据地；不打日伪军的宣抚班也行，但我们必须派两个宣传队进驻临城和沙沟车站搞宣传，日伪军也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至于收购土特产问题，必须要拿军火和日伪管制物资进行交换。平野只得反复强调这些问题他无权答复，最终两手空空地走了。这场谈判戳穿了日军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同时也加强了我方的必胜的信念。
但鬼子是不甘心失败的，在“求和”的阴谋破产后，临城日军立即精选了一批武装特务组建专门对付铁道游击队的队伍。领头的队长是一名极有反游击战经验的“中国通”渡边一郎。这支特务队专门冒充铁道游击队，趁着夜色四处流窜，到我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区，挨家挨户地轻声叫门，“大爷大娘”叫得亲热，但一旦群众开门，特务们立即一拥而上把全家捆走，带到据点里严刑拷问，一时间许多基本群众被捕，暂时没有被抓的也不敢轻易接待游击队了。使得游击队的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一时间受害群众的家属和亲友纷纷找到铁道游击队哭诉自己亲人的不幸遭遇。凶残的敌人在抓走这些群众后，一面对其施以酷刑想从中问出游击队的隐蔽地点、地下交通站和地下党员的姓名等，但多数群众都咬着牙顶住了，大家都宁死不肯吐露半点机密给敌人。部分群众被敌人拷打致死，甚至连尸体都不许家属去收，日军试图以曝尸这种残暴的手段来“杀一儆百”，威慑其他群众不敢继续与游击队接触。老百姓的悲惨遭遇使得铁道游击队上上下下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作为政委的张鸿仪更是极为难过，他一面安抚群众的情绪，一面和其他大队领导积极讨论消灭敌人特务队的办法。
1945年2月的一天深夜，渡边带着20多名化装成游击队员的特务，从沙沟站出发，偷偷地来到了游击队经常活动的下殷庄。敌人故伎重演，挨家挨户地低声喊门，部分大意的群众不辨真伪就开了门，结果特务们一下就抓了10多名基本群众。但渡边做梦也没想到的是，铁道游击队就驻在距离下殷庄不到2公里的李楼村。警惕性极高的张鸿仪在听到下殷庄方向狗叫得很厉害，他立即判断这可能是敌人的偷袭！
张鸿仪在与大队长刘金山简短商量后，2人立即派出一个长枪班奔袭下殷庄，同时有预见性地又派6名短枪队员，在李楼以北一个土坡处警戒，一方面准备增援长枪班，一方面则切断敌人退回沙沟的去路。长枪队的同志们一马当先直扑敌人所在的村子，在村口遇到敌人的哨兵，双方发生交火，长枪队一顿手榴弹炸的敌人死的死、逃的逃，迅速冲入了村子。渡边特务对见势不妙，他们丧心病狂地利用被捕的群众作为人盾，用枪指着群众让他们站在外面，边跑边喊“不要开枪，我们是老百姓！”特务们则躲在中间，挟持群众拼命向沙沟方向逃跑。特务们在撤出村子时，遇到了埋伏好的短枪队，随着队长一声令下，几名队员集中火力猛烈射击慌不择路的特务们，走在最前面的渡边一郎身中中弹当场毙命，另外其他特务也死伤一片。
但其余特务继续用群众当挡箭牌，游击队员们无法全力攻击敌人，只能实施尾随追击，并伺机救出了部分挣脱敌人控制的群众。当特务们且战且退到沙沟据点边后，天色已经微亮，据点里的敌人用火力向我军疯狂射击，并且冲出据点掩护特务逃跑。队员们见还有部分群众被挟持未能救回，眼都红了，想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和敌人拼死一搏。但张鸿仪考虑到再打下去敌人一旦反扑，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为了保存实力，他强忍着内心的痛苦严令队员们立即撤退。
特务们在游击队员们撤走后，将几名群众杀害后也逃入据点。这次战斗击毙了渡边一郎等9名特务，游击队只有1人轻伤，给予敌人沉重打击，此后沙沟特务队就再也不敢夜间出动骚扰了。虽然打了胜仗，但张鸿仪对未能及时发现敌人的阴谋，没有救回全部群众而深感自责，他主动向上级写了请求处分的报告，随后又积极安抚遇难群众家属，做好善后的工作，安定人心。
1945年5月，此时已经是初夏时节，随着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的大反攻即将到来。鲁南铁道大队在山里根据地结束整训后再度出山，准备参加反攻作战。但当部队经过滕县和峄县交界的龙山头、大官庄一带时，突然遭到了从滕县和临城等地扑来的2000多日伪军的突然袭击。当时铁道游击队只有约100人，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敌人合围歼灭。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张鸿仪果断地让大队长刘金山带领主力突围，自己则带领1个班占领附近一个小山头阻击敌人，掩护主力突围。战士们在张鸿仪的指挥下奋勇作战，连续击退敌人的进攻，并且成功地将附近的敌人都吸引到自己周围，为主力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完成阻击任务后，张鸿仪命令班长带着全班先走，留下自己和2名警卫员掩护。班长和其他战士哪里肯丢下政委先突围，大家恳请张鸿仪一起突围，但张鸿仪厉声命令班长必须服从命令，无奈之下，班长只能带着大家先走。
张鸿仪随后指挥2名警卫员把敌人逐渐引向另外一个方向，2名警卫员想用身体掩护张鸿仪，故意挡在他的前面，但每次都被他一把拉开。走在最后的张鸿仪不幸在战斗中被敌人击中左胸，倒在了地上，他命令2名警卫员：“不要管我了，你们先走！我掩护！”但这次2名警卫员抗命了：“要突围一起突围，要死就死在一起！”，于是拼命地架着他突围，因为来不及包扎，在突围途中张鸿仪失血过多，当和大队会合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在这最后关头，他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而是先制止了一些想要出去找敌人拼命的性急的战士，他用虚弱的声音下了最后一道命令：“不要因为我的牺牲去找敌人拼命，蛮干会给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
他随后又一字一句地向同志们交待了自己的工作，并将其携带的机密文件一一转交给相应的同志。大家强忍着悲痛和泪水，向他保证会一定做好自己的工作，迎接大反攻的到来，不辜负他的期望。直到张鸿仪同志弥留之际，他才谈到了自己的家事：“因为我和兄长都是早年就离家出来参加革命，一直没能对家里八十岁的老母亲尽孝，想请同志们在她老人家百年之后，协助将她安葬了。这是我最后的愿望。”见大家含泪点头，张鸿仪政委才放下心来。但随后他就再次陷入昏迷之中，虽然鲁南军区领导指示全力抢救，但当时条件简陋，且他的伤势太重，最终不幸壮烈牺牲。
牺牲在胜利前夜的张鸿仪没能看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铁道游击队却在他的精神的鼓舞下，协同主力部队参加了大反攻，并且最终迫使日军的小林装甲列车部队向我军投降，从而在这支部队的光荣历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