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与才是衡量一个人才的关键指标，也往往让领导者难以取舍。这样的问题曾国藩也遇到过，不过他对于“德才”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并长期付诸实践。
曾国藩用人，很重视才识的高低。他对带兵的将领提出了四个要求，一是要知人善任；二要善于观察敌情；三要临阵有胆有识；四要营务整齐。这四条，都是指的才识。
至于曾国藩平日夸奖部属才识的言论，更是比比皆是。比如他对左宗棠就非常折服，尽管左宗棠与自己经常闹别扭，但对于左宗棠的为人，曾国藩还是极为认同的，还多次上奏朝廷，要求重用左宗棠。
然而总体来说，在德才之间，曾国藩更重视人的德行，认为尽管德才不可偏重，认为与其无德，毋宁无才。
曾国藩所谓的“德”，含义是十分广泛的，如忠诚、勤俭、朴实、耿介、不拍死等。总体而言，就是政治上忠于自己的信仰与事业，能甘心情愿地为之尽心尽力；作风上质朴实在，吃苦耐劳；精神撒花姑娘坚韧有拔，顽强不屈等等。
正是基于对“德”的重视，曾国藩才特别强调要“于淳朴中选拔人才”，这里的淳朴主要是指朴实、无官气、不虚夸，具有踏实苦干的作风。他把人才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官气多，一类是乡气多。
在曾国藩看来，官气多的人好讲资格，好装样子，办起事来四平八稳，说起话来面面俱到。实际上却是一点生气也没有。乡气多的人好逞能，好出新花样，办起事来不顾忌别人的看法，说起话来不讲求避讳。因此往往是一件事还没有办成，先招来一片非议。
不管是官气多还是乡气多，两者都有缺点，但曾国藩更痛恨的是官气，不实干的官僚，而宁愿有乡气的人。
曾国藩考察人才的优劣，主要看他是否具备朴实、廉正、耿介的品质为主。有了这样的品质，又有其他的特长，才是最可贵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品质，即使有其他特长，也是靠不住的。古人所说的无本不立，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在湘军集团中，就有不少朴实之人获得了曾国藩的重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鲍超。鲍超本来不是湘军的嫡系成员，他在咸丰初年时跟随向荣在广西镇压农民起义，但那时鲍朝的名气并不大，不过是一名普通的战将。
咸丰四年，鲍超加入湘军，曾国藩调拨他为水师哨长，次年，鲍超受到湖北巡抚胡林翼的赏识，提拔为营官。后来鲍超与多隆阿不和，离开军营，曾国藩奏请鲍超增募万人，仍归自己节制。此后，鲍超多次建功，逐渐成为湘军的第一悍将，太平军只要听到鲍超这个名字，就会胆战心惊。
鲍超出身贫困，不识文墨，只认得自己的名字。有一次鲍超孤军被困九江，欲派人向曾国藩求援，他叫文书写信，多时没有送出。鲍超心急，顿足道：“都什么时候了，还咬文嚼字？”他立即喊亲兵拿来一张白纸，自己握着毛笔，在中间大书一个“鲍”字，四周画了无数的小圈圈围着，他让人拿着这张纸送到了曾国藩的大营。
曾国藩的幕僚们看到了鲍超的这张纸，许久不解其意，就给曾国藩看，曾国藩大笑道：“老鲍又被人围起来了”，于是立即派出人马，解了鲍超的困境。
曾国藩十分了解鲍超，鲍超对他同样也十分敬重。有一次鲍超学写“门”字，末笔没有写上勾。别人告诉他还缺一勾。鲍超指着大厅的门大怒说：“这门两边不都是直的吗”，于是这人又说“曾大帅写门也有勾”。鲍超一看果然不错，便立即改口说：“先生饶恕我这个武夫。”
不过，曾国藩晚年对选才的标准也有了改变，多年的经历告诉他：有德或是有才，能有一样已经很难了，要想两者兼得，更是没有几个。所以他时常说，对于有才无德之人，也不当埋没他的长处，只是要稍微保持一点距离。显然，曾国藩在经历了多次失败教训之后，也不再追求德才兼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