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的一天，袁世凯府内的一个丫头出去买零食，没多久带回一包五香蚕豆，用一整张报纸包着。
袁世凯的三女儿叔珍，翻弄这张包零食的《顺天时报》时，无意间发现报纸上的新闻和自己平时看得不太一样。她疑窦顿生，连忙去找府内同一天的《顺天时报》，和外边带回来的一查对才发现：两张报纸的日期虽然相同，但内容却大不相同，尤其是关于袁世凯"称帝"的舆论基调，竟然完全相反。
原来，袁府的《顺天时报》竟然是一份"特供"版的假报纸。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袁家大公子——袁克定。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是一个坚定的帝制拥护者，天天盼着袁世凯称帝。为了制造假象，他自掏3万块银元购买了印刷设备，每天按《顺天时报》的版式，印制"大总统特供版"，再把这份山寨报纸送进袁府，偷梁换柱。
《顺天时报》是一份日本政府在天津创办的中文报纸，属于日本对华官媒。这份报纸袁世凯经常看，他通过《顺天时报》来及时掌握日本政府的口风，毕竟当时日本在华势力很大，袁世凯不得不耗费相当多的精力用来和日本人周旋。
1915年袁世凯预谋登基前，他几乎每天必看《顺天时报》，非常关心日本对自己称帝的态度，只可惜，他看到的是袁克定想让他看的假消息。
袁克定曾经留学德国，还在德国治过骑马跌伤，受德国皇威廉二世影响较深，平时极力鼓吹在中国实行帝制，自从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他更是积极推动称帝之事。
袁克定
袁世凯对自己的这个长子一度非常信任，平时不离左右，因此袁克定也更能揣摩出父亲的心意。袁克定知道，父亲心中“袁家男人活不过六十岁”的魔咒始终是道坎。于是他就抓住这个心理，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向袁世凯明示、暗示，说家族命运只有做了“真命天子”才能冲破。
袁克定还想出各种办法，制造种种“祥瑞”，以使袁世凯相信称帝完全是天意。这也可以从侧面看出，称帝前的袁世凯也曾顾虑重重，反复权衡，否则大公子也用不着如此旁敲侧击。
为了制造全国人民都拥戴袁世凯做皇帝的假象，袁克定脑洞大开，竟然不惜成本伪造了《顺天时报》，他不仅把报纸上所有反对帝制的言论一律改为歌功颂德，还把日本、英国等对称帝的劝告全部删掉。
袁克定用自己特殊身份制造的这些骗局，潜移默化中误导了袁世凯对时局的判断，因此也让他一直耿耿于怀，不肯原谅这个大儿子。据袁世凯四子袁克瑞的儿子袁家宾回忆，袁世凯临终前曾说：“克定误我”。
其实，这位袁大公子原本也是袁世凯的重点培养对象。
袁世凯一生有一妻九妾，32个孩子。袁克定是他的长子，1878年出生，自幼就跟随袁世凯去朝鲜、山东、直隶，也算见多识广。他有留学德国的洋背景，对中国官场也非常熟悉，因此有不小的政治野心。
袁世凯对长子也非常看重，很多事情都交给袁克定亲办。武昌起义之后，袁克定曾频繁往来于河南老家和北京之间，替袁世凯和革命党沟通，积极颠覆清政府。
和处心积虑的长子不同，次子袁克文对“称帝”却是非常排斥。
袁克文的生母，是朝鲜人金氏，本是袁世凯任驻朝商务代表时所娶，出身于朝鲜名门贵族。后来，袁世凯索性把两个陪金氏出嫁的姑娘，也都一并纳为小妾。
袁克文
袁世凯的这两位公子，都生得仪表堂堂，英俊帅气，不过志趣却完全不同。
袁克文不像哥哥那样痴迷政治，他更喜欢诗、画、昆曲、京剧，和张伯驹兴趣相投，二人不但是亲戚，更是密友。后来有人把张伯驹、袁克文、张学良和溥仪的族弟溥侗，并称为民国四大公子。
袁克文出生不久，就被过继给了袁世凯宠爱的大姨太沈氏。沈氏自己没有子女，所以对袁克文溺爱有加，百依百顺。骄纵成性的袁克文自幼顽劣，他从来不正经读书，但天性聪明，一旦认真读起书来，却也能过目不忘。
从十五六岁起，袁克文就过起了荒唐的生活，经常住在外边整宿整宿不回家。为了怕袁世凯知道，大姨太每次都替这个儿子隐瞒，甚至还对别人说：谁要是敢告诉他爸爸，我就和谁拼命。
袁克文不仅聪明，更有艺术天分。平时他唱昆曲、收集古金币、结交文人，还写得一手好字。他曾自言，要做一个名士。
袁世凯当皇帝，袁克文是强烈反对的。他还专门做了一首诗来抒发胸臆。后来，他的这首诗传到外面，很多人这才了解到，原来袁家也有不支持称帝的公子。
这件事让大哥袁克定非常气恼，拿着诗去找袁世凯告状，说弟弟这明显是在唱反调。袁世凯一怒之下，把袁克文软禁在了北海，下令不许他再和名士们往来。
编辑1916年，袁世凯仿照英国宫廷流行式样，给他的十几个儿子各自定做了一套“皇子服”。这身礼服用黑妮子制成，胸襟上用金线刺着华丽的纹饰，异常华贵。礼服制成后，袁世凯的十几个儿子都兴致勃勃赶去试穿，还纷纷拍照留念，只有袁克文特立独行，一不试二不穿。
袁世凯死后，袁克文过了一段挥金如土、放荡不羁的生活。据说他去上海游玩，一次就花掉了60万大洋。曾经被袁世凯“托孤”的继任大总统徐世昌恨铁不成钢，要拿拐杖去敲断袁克文的腿。
1916年，袁家搬到了天津。
大公子袁克定买了洋房，住在德国租界威尔逊路（现在解放南路）85号。1935年，他又迁到了北京的宝钞胡同63号旧居。
虽然袁世凯给子女们留下了巨额财产，但袁克定坐吃山空，平时爱面子又大手大脚惯了，因此还被人骗走不少钱财。日军占领北京后，袁克定带着家人、私人医生、厨子搬到了颐和园的一个院落清华轩里居住。
整个抗战时期袁克定的生活越过越紧，日渐衰败。他曾请求蒋介石返还袁家在河南被没收的家产，但被拒绝。
不过，虽然生活困顿，但袁克定却始终不和日本人合作。有一次，曹汝霖劝袁克定把河南的一处花园卖给日本人，但他坚决不卖。除此之外，他还坚决不做汉奸，令人刮目相看。
华北沦陷之后，日本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想要笼络袁克定，邀他加入华北伪政权，希望利用他的身份对北洋旧部施加影响。
当时袁克定的经济已经非常困难，他向张伯驹提起这件事时说，如果出任伪职固然会有丰厚报酬，但我不能因此就去做汉奸。
为了让日本人死心，他登报发表公开声明，说自己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拒见一切宾客。后来有人把刊登着这则声明的报纸装裱起来，还配上诗，表彰这位袁大公子的气节。
抗战胜利后，袁克定已经步入晚年，经济更加窘迫，一直依靠表弟张伯驹接济。张伯驹家搬到城外的承泽园时，袁克定就一直和张伯驹一家住在一起。
张伯驹的女儿回忆说：
我们一家四口住在承泽园最后面的房子，袁克定和老伴住在承泽园前面的东偏院。袁克定的侄女、老十七（袁世凯的第17个儿子）的女儿袁克友，和他们住在一起照顾老两口的生活起居。
袁克定当时已是一位老人，平时不太爱说话，给人的感觉是脾气有点古怪，没事就钻进他的书房看书。他精通德语和英语，看的书也以德文居多，有时也会翻译一些文章。在孩子们听来，他的口音有些奇怪，也许是早年跟随袁世凯四处游走吧，他的口音有点杂，听不出是河南、天津还是北京话。
他平时从不抽烟，和客人见面也很客气、和善，总是微微欠身点头致意，对孩子们也一样。
1948年，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世钊，给袁克定谋了一个馆员的工作，每月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
袁克定每月领了薪水后，就会拿着钱想要交给张伯驹的夫人。但张伯驹从来不让夫人收袁克定的钱，说：“既然已经把他接到家里了，就不能在钱上再计较。”
1953年，张伯驹把承泽园卖给了北京大学，全家搬到了后海附近。他也给袁克定在西城买了间房子，让他们搬了过去，也继续接济他的生活。1958年袁克定去世后，平时不露面的亲戚从河南赶来，把这间房子卖了。
和晚年落魄的袁克定相比，放荡不羁的袁克文只活了42岁。
袁克文平时吃喝嫖赌样样都占，花钱如流水。袁世凯死后没多久，他也家财耗尽，无米下锅。不过，由于他书法造诣颇深，因此很多人来找他求字，于是他没钱花了就写几幅字去换钱。
不过，这位公子和其他人不同，因为家里曾经富过，他从来不会被钱羁绊。有钱花时他往往不会认真去写，只有到了实在没钱不能不写时，才挑选那些报酬比较多的约稿写出几件，然后送到《北洋画报》去换回大洋来。
当时，袁克文的字只要送出去马上就有人买，张宗昌就曾找袁克文写过一副中堂，出价1000块。不过，袁克文手上哪怕只有10块钱，也断断不肯写字换钱。他还花巨款入了青帮，时常和帮会人物混在一起。
1931年冬天，袁克文得了猩红热，尚未痊愈他就跑去妓院鬼混导致病情加重，没过几天就离开人世。他死后身无分文，只在书桌的笔筒里找到20元钱。
袁世凯留下的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他有32个子女，三代有22个孙子、25个孙女。袁世凯倒台后，这个曾经的大家族已经四分五裂，如今已经散落在各地。
他的众多儿子中，最常被人记起的仅有袁克定和袁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