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之所以被戏称为“穿越者”，原因有二：
第一，他是被文人们集体推举到皇帝宝座的，在古代封建帝制下，这是独一无二的奇迹；
第二，王莽改制的许多政策，与现代民生理念不谋而合。如实行国家专卖制度、禁止买卖奴隶、反对土地无限制兼并、推行均田制、实施民生福利政策等等。
当然了，现实中没有穿越者。王莽的上位，本质是中国古代儒生群体试图用儒家理想主义来解决现实问题的一次尝试；而王莽的最终失败，则给了他们沉重的一击，以经义治国的理念宣告破产，深刻影响了后世封建王朝的政治进程。
当初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汉武帝一定没有想到，自己关照下成长起来的士大夫群体，有一天竟然会将自己后代的军。
儒家思想的确立，对于西汉朝廷来説无疑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它改变了以往由功臣、宗室、外戚主导政权的历史，让那些出身平民、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得以进入各级国家治理阶层，一大批名儒学士担任公卿，他们的综合素质、治理水平远远超过了传统勋贵，封建大一统王朝的人事架构越发完善，“孝宣中兴”的出现就是例证。
不过，随着士大夫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逐渐吃重，政治抱负也随之膨胀。饱读圣贤书的他们，对于如何建立一个心仪的社会一向很有自己的主张，在当时而言，儒生们的政治诉求主要有两点。
第一，重现理想中的“礼乐”治世。为政者要兴礼乐、讲教化，教育人们都按照礼制办事，贵贱有等、上下有序、各称其事，百姓从此安居乐业、国家安定和平。
这就对统治者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比如要克制欲望、恭俭自守，以德治国，争取人民的拥护；要施行仁政，关心百姓的疾苦；要“省刑罚，薄赋敛”，减轻人民的负担；要对社会的不公平状态加以纠正，尤其是抑制兼并、打击买卖奴婢现象。
第二，结合阴阳家的五德学说，提出了变法、让贤论。
所谓“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他们认为，人间的开国之主，莫不是顺应了上天的某一种德（共金木水火土五种）而被选中，所以都是受命的圣人；
而他们受命前，必定会天降福瑞以示征兆；随后便根据自己对应的德来建章立制、改易服色，如土德尚黄、火德尚赤、水德尚黑等等；
圣人创造太平盛世后，必定会以封禅的形式向上天报告，所以汉武帝就经常封禅泰山。
相应地，如果一个王朝的德运不再，上天也会降下征兆予以警戒，此时帝王就应该顺应天命、禅位让贤，以便新的圣人受命即位。
到了西汉后期，随着政治腐败的恶化，西汉王朝土地兼并严重、国库财政严重不足，统治者“各从其欲，欲所无穷”；而普通百姓则日渐困苦，要么卖身为奴婢、要么沦为“民流亡，去城郭”，社会危机重重。
这种情况下，士大夫的上述两种思潮越发抬头，甚至兴起一股“厌汉”的情绪，主张天命转授、禅让让贤的政治舆论也不断高涨。史书记载，连汉哀帝都曾对董贤说：“吾欲法尧禅舜，何如？”毕竟他是那么的宠信董贤，自然认为对方是“贤人”。
而王莽，则完全吻合了儒生心目中对“圣人”的一切要求：
虽然出身权倾朝野的外戚世家，但王莽与一众醉心于声色犬马的亲属不同，他生活简朴、为人谦恭；勤劳好学，跟随大儒陈参学习《仪礼》，从不身着华服，与普通儒生没有任何区别 。
他行为检点、作风严谨，为人忠孝，尽心尽力服侍母亲及寡嫂（父兄早亡）、抚育侄儿，对各位叔伯也侍奉的十分周到；伯父王凤生病期间，他衣不解带地陪护了一个多月，以至于蓬头垢面，比绝大部分亲儿子都要孝顺。
在入朝为官、身居高位后，王莽也一直保持了儒生本色。他办事认真，待人比以往更加恭敬，对士大夫尤其谦恭有礼；他清廉俭朴，所受赏赐和金钱都用来款待名士，甚至会卖掉马车接济穷人。
而对身边的家人，王莽则严格管束。他的妻子“衣不曳地，布蔽膝”，让许多人以为是家里的仆人；儿子王获杀死家奴，王莽不仅严厉责罚，甚至逼迫其自杀谢罪。
王莽被加号宰衡、安汉公后，更是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建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进一步得到儒生的拥戴。
可以说，王莽所有的行为，都高度吻合当时公认的儒士举止标准。因此，上至皇帝、下到平民，都认为王莽非常贤能；而在士大夫阶层看来，身在高位的王莽几乎完全契合了他们政治理论中“圣主”的形象，是一个完美的让贤、禅让对象。
大司徒司直陈崇曾经上表赞颂王莽的功德，说他可与古代的圣人相比；公元5年，王莽拒绝朝廷赐予的赏田时，共有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二十七人上书对他表示支持，而反对者只有宗室刘崇、东郡太守翟义俩人。
在经过制造祥瑞、加九锡、称王建封国等一系列流程后，王莽于公元9年成功称帝，儒家“禅位圣人”的理想付诸为现实。
而从随后王莽改制的内容来看，它显然是儒家治国主张的一次全面尝试：
废除土地买卖，实行王田制，均分天下耕田；
废除奴婢买卖；
施行盐、酒、铁专卖，山川水泽、矿山资源都收归国有；
由政府替代民间资本，提供低息借贷；
实行货币改革.....
以上所有改革措施，无一不是着眼于抑制土地兼并、消除贫富不均，即使饱受诟病的货币改革，其目的也是试图废弃巨商大贾手中的货币、从根本上消灭贫富差距。这充分体现出，王莽改制，不过是当时的儒生群体为建立理想中“大同世界”的一次集体努力：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种追求当然是值得尊敬的。
因此，虽然我们很多人认为王莽的改革措施相当先进、仿佛是穿越者，但实际上它不过是儒家传统理念的实践而已。这也证明了，虽然时代变迁，但人类社会的追求其实是大同小异的；现代人追求公平、福利，但早在几千年前的古人就曾为之呼号奔走、孜孜以求。
但这一轰轰烈烈的改革很快就迎来了惨败，究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方面：
第一，无视社会规律，推行简单粗暴，毫无轻重缓急的套路，遭受了几乎所有既得利益群体的一致反对，地主阶级的反弹尤其强烈，客观上让刘氏宗室获得了大量支持；
第二，王莽称帝，只是在上层群体上实现了改朝换代，新朝的各级官员，基本都是过去的旧官吏，这就导致王莽改制没有组织基础加以支撑，只能雷声大雨点小、流于表面，甚至许多贪官污吏借着改制的名义变本加厉贪腐，让普通百姓对王莽政权越发失望；
第三，王莽和他的支持者毕竟都是书生，措施看似完美，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一些政策过于落后时代，显得像是“为了复古而复古”，压根行不通。
儒家大同世界因此，让人耳目一新的王莽改制归于流产，这其实不是王莽个人的失败，而是儒生群体政治理想的一次重大挫折。从此，变法让贤的理论失去了群众基础与舆论支持，士大夫集团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被重新界定。王莽演示的“禅让流程”，在后世完全沦为了权臣篡位的幌子，则更是一种具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