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之是以被戲稱為“穿越者”，原因有二：
第一，他是被文人們集體推舉到皇帝寶座的，在古代封建帝制下，這是獨一無二的奇迹；
第二，王莽改制的許多政策，與現代民生理念不謀而合。如實行國家專賣制度、禁止買賣奴隸、反對土地無限制兼并、推行均田制、實施民生福利政策等等。
當然了，現實中沒有穿越者。王莽的上位，本質是中國古代儒生群體試圖用儒家理想主義來解決現實問題的一次嘗試；而王莽的最終失敗，則給了他們沉重的一擊，以經義治國的理念宣告破産，深刻影響了後世封建王朝的政治程序。
當初決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漢武帝一定沒有想到，自己關照下成長起來的士大夫群體，有一天竟然會将自己後代的軍。
儒家思想的确立，對于西漢朝廷來説無疑是曆史的一大進步：它改變了以往由功臣、宗室、外戚主導政權的曆史，讓那些出身平民、受過良好教育的文人得以進入各級國家治理階層，一大批名儒學士擔任公卿，他們的綜合素質、治理水準遠遠超過了傳統勳貴，封建大一統王朝的人事架構越發完善，“孝宣中興”的出現就是例證。
不過，随着士大夫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逐漸吃重，政治抱負也随之膨脹。飽讀聖賢書的他們，對于如何建立一個心儀的社會一向很有自己的主張，在當時而言，儒生們的政治訴求主要有兩點。
第一，重制理想中的“禮樂”治世。為政者要興禮樂、講教化，教育人們都按照禮制辦事，貴賤有等、上下有序、各稱其事，百姓從此安居樂業、國家安定和平。
這就對統治者提出了具體的要求，比如要克制欲望、恭儉自守，以德治國，争取人民的擁護；要施行仁政，關心百姓的疾苦；要“省刑罰，薄賦斂”，減輕人民的負擔；要對社會的不公平狀态加以糾正，尤其是抑制兼并、打擊買賣奴婢現象。
第二，結合陰陽家的五德學說，提出了變法、讓賢論。
所謂“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他們認為，人間的開國之主，莫不是順應了上天的某一種德（共金木水火土五種）而被選中，是以都是受命的聖人；
而他們受命前，必定會天降福瑞以示征兆；随後便根據自己對應的德來建章立制、改易服色，如土德尚黃、火德尚赤、水德尚黑等等；
聖人創造太平盛世後，必定會以封禅的形式向上天報告，是以漢武帝就經常封禅泰山。
相應地，如果一個王朝的德運不再，上天也會降下征兆予以警戒，此時帝王就應該順應天命、禅位讓賢，以便新的聖人受命即位。
到了西漢後期，随着政治腐敗的惡化，西漢王朝土地兼并嚴重、國庫财政嚴重不足，統治者“各從其欲，欲所無窮”；而普通百姓則日漸困苦，要麼賣身為奴婢、要麼淪為“民流亡，去城郭”，社會危機重重。
這種情況下，士大夫的上述兩種思潮越發擡頭，甚至興起一股“厭漢”的情緒，主張天命轉授、禅讓讓賢的政治輿論也不斷高漲。史書記載，連漢哀帝都曾對董賢說：“吾欲法堯禅舜，何如？”畢竟他是那麼的寵信董賢，自然認為對方是“賢人”。
而王莽，則完全吻合了儒生心目中對“聖人”的一切要求：
雖然出身權傾朝野的外戚世家，但王莽與一衆醉心于聲色犬馬的親屬不同，他生活簡樸、為人謙恭；勤勞好學，跟随大儒陳參學習《儀禮》，從不身着華服，與普通儒生沒有任何差別 。
他行為檢點、作風嚴謹，為人忠孝，盡心盡力服侍母親及寡嫂（父兄早亡）、撫育侄兒，對各位叔伯也侍奉的十分周到；伯父王鳳生病期間，他衣不解帶地陪護了一個多月，以至于蓬頭垢面，比絕大部分親兒子都要孝順。
在入朝為官、身居高位後，王莽也一直保持了儒生本色。他辦事認真，待人比以往更加恭敬，對士大夫尤其謙恭有禮；他清廉儉樸，所受賞賜和金錢都用來款待名士，甚至會賣掉馬車接濟窮人。
而對身邊的家人，王莽則嚴格管束。他的妻子“衣不曳地，布蔽膝”，讓許多人以為是家裡的仆人；兒子王獲殺死家奴，王莽不僅嚴厲責罰，甚至逼迫其自殺謝罪。
王莽被加号宰衡、安漢公後，更是大力宣揚禮樂教化，建明堂、辟雍、靈台等禮儀建築，為學者建造一萬套住宅，進一步得到儒生的擁戴。
可以說，王莽所有的行為，都高度吻合當時公認的儒士舉止标準。是以，上至皇帝、下到平民，都認為王莽非常賢能；而在士大夫階層看來，身在高位的王莽幾乎完全契合了他們政治理論中“聖主”的形象，是一個完美的讓賢、禅讓對象。
大司徒司直陳崇曾經上表贊頌王莽的功德，說他可與古代的聖人相比；公元5年，王莽拒絕朝廷賜予的賞田時，共有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二十七人上書對他表示支援，而反對者隻有宗室劉崇、東郡太守翟義倆人。
在經過制造祥瑞、加九錫、稱王建封國等一系列流程後，王莽于公元9年成功稱帝，儒家“禅位聖人”的理想付諸為現實。
而從随後王莽改制的内容來看，它顯然是儒家治國主張的一次全面嘗試：
廢除土地買賣，實行王田制，均分天下耕田；
廢除奴婢買賣；
施行鹽、酒、鐵專賣，山川水澤、礦山資源都收歸國有；
由政府替代民間資本，提供低息借貸；
實行貨币改革.....
以上所有改革措施，無一不是着眼于抑制土地兼并、消除貧富不均，即使飽受诟病的貨币改革，其目的也是試圖廢棄巨商大賈手中的貨币、從根本上消滅貧富差距。這充分展現出，王莽改制，不過是當時的儒生群體為建立理想中“大同世界”的一次集體努力：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這種追求當然是值得尊敬的。
是以，雖然我們很多人認為王莽的改革措施相當先進、仿佛是穿越者，但實際上它不過是儒家傳統理念的實踐而已。這也證明了，雖然時代變遷，但人類社會的追求其實是大同小異的；現代人追求公平、福利，但早在幾千年前的古人就曾為之呼号奔走、孜孜以求。
但這一轟轟烈烈的改革很快就迎來了慘敗，究其原因，無外乎以下幾方面：
第一，無視社會規律，推行簡單粗暴，毫無輕重緩急的套路，遭受了幾乎所有既得利益群體的一緻反對，地主階級的反彈尤其強烈，客觀上讓劉氏宗室獲得了大量支援；
第二，王莽稱帝，隻是在上層群體上實作了改朝換代，新朝的各級官員，基本都是過去的舊官吏，這就導緻王莽改制沒有組織基礎加以支撐，隻能雷聲大雨點小、流于表面，甚至許多貪官污吏借着改制的名義變本加厲貪腐，讓普通百姓對王莽政權越發失望；
第三，王莽和他的支援者畢竟都是書生，措施看似完美，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一些政策過于落後時代，顯得像是“為了複古而複古”，壓根行不通。
儒家大同世界是以，讓人耳目一新的王莽改制歸于流産，這其實不是王莽個人的失敗，而是儒生群體政治理想的一次重大挫折。從此，變法讓賢的理論失去了群衆基礎與輿論支援，士大夫集團在國家政治體系中的地位被重新界定。王莽示範的“禅讓流程”，在後世完全淪為了權臣篡位的幌子，則更是一種具大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