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75年10月24日，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北京医院的手术室里，空气紧张的都要凝固起来。大家屏住呼吸，等待着听到手术成功的消息。
原来，手术室里的医生正准备给陈云做手术。手术开始之前，陈云做了一项特殊的事，便是请姚依林同志将一封信带给胡耀邦同志，郑重地要求提出要重新审查潘汉年一案。
他说：当时中央驻国家代表团的代表和主管和国民党接触的人有康生、王明和我3人，如今只剩下我一人。如果我不说话，就没人知道了。考虑到现在要动手术，不知结果如何，但我相信潘汉年一定会平反的。
潘汉年是谁，陈云为什么在弥留之际还要为他做这些事呢？
图|陈云晚年照片
一、陈云与潘汉年的友情
潘汉年，于1906年出生于江苏宜兴，是我党的一位传奇人物。在我党的统一战线、文化，尤其是开展对敌人隐蔽斗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25年，潘汉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1926年前后，他还是左翼文化团体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之一，主编过《洪水》等重要刊物。
潘汉年曾经担任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在20世纪30年代大上海的险恶环境下保卫党中央。而陈云与潘汉年之间的交往，也是这样开始的。
陈云不仅是潘汉年的同乡，还是并肩战斗的好战友。
1931年，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后，潘汉年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不久被派往特科，协助陈云负责特科工作，成为其得力助手。
潘汉年精明能干，在他帮助下，陈云领导中央特科做了几件事。
图|潘汉年照片
第一是惩处了叛徒王世德。王世德绰号叫“老先生”，原本是特科三科工作人员，叛变后将特科的工作机密给泄露了，给特科工作造成很大困难，后来受到特科“红队”的惩治。
第二是配合营救过继职工运动中的牛兰以及“夫人”。
牛兰是太平洋劳动书记局的秘书长，和王德利一起在上海从事地下工运活动。为了工作方便，他们假扮成夫妇。1931年6月，他们在上海公共租界被逮捕，后来被国民党押解到南京，关在“模范监狱”。
为了解救牛兰“夫妇”，我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营救活动有两个前提：一是要证明他们两人还活着；二是要证明的两人是被蒋介石指使抓的。
为此，中央将这件事交给了中央特科二科。潘汉年通过各种关系，将军统头子张冲给买通了，获得了牛兰的亲笔信，为营救工作提供了重要条件。
图|牛兰夫妇照片
第三是派遣宗益寿打入敌人内部。宗益寿是江苏宜兴人，曾在1927年发动了宜兴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后，在上海参加了党的工会活动，还改名叫孟平。
后来，根据的特科和临时中央的安排，打入敌人内部，在上海报纸上刊登了《脱党启事》。在敌人内部，他保护了许多被捕的同志。
揭穿了国民党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的真相。这是陈云在领导特科期间，和潘汉年一起处理的很重要的一件事。
最终，国民党反对派表演的伪造启示这一幕丑剧，最终还是失败了。
1934年前后，他两次被委派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代表，与国民党蔡廷锴和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为中共与国民党内的地方实力派，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
图|旧上海照片
1934年底，潘汉年参加了长征，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
遵义会议召开后，党中央将潘汉年派到国外，从事联络方面的事务。一直到抗战爆发前，他担任了中共中央正式代表，前往南京商讨共同抗日，停止内战的相关事务。
抗战期间，潘汉年被任命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他在香港上海南京等地周旋于日、伪顽之间，领导地下党多次取得重要战略情报，还在敌占区与解放区之间建立了极为重要的地下交通线。
解放战争期间，他参与组织大批民主人士，从港英当局和国民党特务机构鼻子底下秘密北上解放区，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对新政协会议的召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夏衍后来提到此事说：
“这件事情用现在的话来说，完全是由潘汉年牵头的，到北京参加新政协的人是从内地到香港等事务，一直到将他们送上船，基本上是事无巨细，时时刻刻在关心。”
图|夏衍照片
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先后担任了上海市委的社会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副市长等职位。
他积极协助市长陈毅，领导上海人民为战胜美蒋封锁、恢复和发展生产和改造旧上海、开展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党外人士的统战工作、进行隐蔽斗争，做了大量工作，赢得了上海人民的爱戴。
这么多年来，陈云始终没有忘记和潘汉年一同并肩战斗的岁月。1981年11月，回忆起特科工作，陈云感慨道：
“在特科中，潘汉年这一角色很重要，也不一般，实际上也是他领导。”
二、因何事含冤，毛主席：此人不可重用
可以说，潘汉年忠心耿耿为党工作了几十年，他的一生，是“伟大的、不平凡地斗争的一生”。
然而，一夜之间，潘汉年从功臣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1955年4月初，潘汉年被怀疑成内奸被逮捕，并且由政法机关负审理。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将他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且将其政治权利给剥夺了。
图|潘汉年解放初期照片
后来，组织又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出党，改判无期徒刑。
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在上海去世。去世前，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也没有写一封遗书。
对此，陈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潘汉年长期在党内从事地下工作，党内了解他情况的人不多。经过多年时间工作，与潘汉年共事的也只有陈云一位了。
所以，不管是从战友情谊角度讲，还是从党内的利益来看，陈云必须要将潘汉年的问题搞清楚。
潘汉年蒙冤的主要原因是有秘密会见汪精卫的“内奸”嫌疑。1943年，潘汉年前往敌占区工作时候，曾被胡均鹤挟持到南京见过汪精卫。
这件事，由于他自身性格犹豫的弱点，以及当时正在进行激烈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一直没有说出来。
直到1953年，中央在3月21日到31日召开了中共中央全国党代表大会，作出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开除的决定。
会上，毛泽东还提出：
高级干部本人在历史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的，或者是不能讲的。会后可以写成详细材料。
在这样的背景下，潘汉年如实作出报告。
潘汉年向华东组组长陈毅谈了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经过，当时事发突然已无法请示。后来由于许多原因，长期没能向中央讲清楚。
他将写好的材料托陈毅转交中央。陈毅感到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就直接将材料转送毛主席。毛主席见到此材料后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潘汉年被怀疑成内奸，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在审查饶漱石期间，在展开敌对斗争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潘汉年也有所牵连。
图|潘汉年旧照
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将潘汉年的罪行列举：1936年国共谈判中将国民党投降；1940年年后秘密会见汪精卫；上海解放后将大批反革命分子掩护并将情报汇报给国民党。
根据这三条罪名，将潘汉年被认定为是“暗藏在国家机关内部和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内奸分子。”
潘案发生后，周总理请罗青长告诉李克农，组织一个小组，罗青长任组长，查一下解放前潘汉年和中央来往文电的有关档案，搞一个审查报告。
小组成员将潘汉年在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与中央往来的记录文件和电报，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潘汉年是如何报告以及中央的指示进行调查。
依据档案资料记载，潘汉年所作关于利用李士群、打进日军内部等工作，中央都是了解的。而且，当时的革命采取两面政策，中央有指示也是允许的，中央对潘汉年的工作也是持肯定态度的。
经过详细的审查，1955年4月29日李克农和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作了政治报告，列出了七个疑点，并且建议中央作出下一步的审查。
此外，报告还提出五个反证：
一是中央多次进入敌伪组织，借由汉奸、叛徒特务作出情报上的指示。
二是潘汉年利用李士群、胡均鹤、袁殊，利用日本驻港领事小泉和刻户根木都有正式的报告。
三是潘汉年提供了决策情报。
四是组织上的机密一直到上海解放期间，一直都没有被泄露。日军投降后，中央曾经有搞在上海搞武装起义的计划。
潘汉年曾经是上海行动委员会的主要领导，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潘汉年一直都知道，国民党方面一直不清楚。要是消息泄露，上海方面的党组织肯定会一网打尽。
潘汉年曾经保管过好几部电台，清楚很多重要机密，但一直没有出事，为何说他是内奸呢？
关于上海“二六”轰炸的事是潘汉年利用国民党秘密电台提供的情报，陈云表示这是不顾常识。
五是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周总理也是清楚的。
李克农的这份报告很有力，有理有据。结论是：潘汉年的问题尽管有一点，但依据档案反映的事情来看，应该让中央慎重考虑这项问题。
当时风气下，这封实事求是的报告，中央并没有引发足够的重视。
三、陈云：我希望看到潘汉年沉冤这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立即着手复查潘汉年案件。潘汉年的弟弟潘锡年、侄儿潘可西等，也先后上书中央纪委，希望能对潘汉年一案重新调查、处理。
因为潘汉年长期在隐蔽战线上活动，这种特殊环境下，他也很难留下书面材料，了解他活动情况的人很少，复查的难度可想而知。现在有陈云的知情人，也是非常难得。
陈云首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当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刘晓了解情况。
抗战时期，潘汉年担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负责领导上海等地的对敌隐蔽斗争及统战工作。
图|潘汉年与妻子董慧照片
1937年，刘晓受到党中央的派遣，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和上海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一共12年，还是知道潘汉年的一些情况的。
找到陈晓的时候，他正在上海治疗。陈晓右半身瘫痪，还得了因脑血栓导致的精神病，病情很不稳定。但听说陈云要找他，二话不说便从上海赶到北京。
刘晓在妻子张毅的陪同下与陈云会见，陈云说：“你很了解潘汉年的情况，我请你和廖承志一同给潘汉年写材料，帮助中央将他的问题彻底解决。”
刘晓没有吭声，陈云理解地说：“你写字有困难，你讲，让张毅执笔，一个月后写好交给我。”
图|陈云照片
按照陈云要求，刘晓忍受身体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认真回忆思考，提供线索，让张毅执笔把潘汉年的材料写了出来。
1979年10月17日，陈云在医院做了直肠镜的检查，诊断结果是患上了肠腺癌，需要赶快做手术。主治大夫吴蔚将这一情况直接给陈云作了报告。
了解情况后，陈云没有回答，思索了半天，还询问了这个病的具体情况。还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案以及为何要切肠子等问题，吴蔚都如实相告了。
陈云对吴蔚说：“需要动手术就做，你们一定要想尽办法，确保我还能活一年。”
这番话，大家都很惊讶，一时间摸不着头脑。不过，谜底很快揭晓了。
10月24日，陈云即将要动手术，秘书长姚依林问陈云，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
陈云握住姚依林的手，一字一顿地说：“这次虽然只是小手术，但年纪大了要预防万一。在我剩下的时间里，期望能看到潘汉年问题解决的这天。”
他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郑重提出潘汉年一案需要重新审查。
此外，潘汉年还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
陈云后来说：“我是动过大的手术的人，手术前，恐怕靠不住了，开刀后怎么样不晓得，姚依林同志来问我有什么话，我写信给耀邦同志说潘汉年一案要重新审查。我那时感到，生命可能没有保证。”
陈云提出要求后，潘汉年案件复查工作进展仍很缓慢。当时党内有人抓住潘汉年见汪精卫的事，不同意为潘汉年平反。
1980年11月3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我和刘晓商议过，潘汉年的问题属于冤案，我严肃提议中央对这一案件进行重新审查。”
抗战时期，廖承志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潘汉年负责情报工作两个人来往密切。
根据自己的情况，廖承志说：“后来我一直怀疑这个案子，假如潘汉年自己在上海搞对日伪的情报，那么他们难免会和日伪成员接触，不然哪里来的情报。”
图|廖承志晚年照片
因此，说他是汉奸云云，廖承志是不相信的。如果潘是汉奸，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完全可以将上海时任党中央副秘书组织出卖干净。
所以，廖承志是不相信潘汉年会做这种事情。
廖承志与潘汉年非亲非故，但战友的蒙冤使他心潮难平，他也认为潘汉年对党的贡献是重要的，建议重新审理这一案件。
会议结束后，廖承志将自己在会议上的发言写成文字，给陈云写信，再次申明了要为潘汉年平反事情。
四、我相信潘汉年的名誉肯定会很快恢复的
陈云说：“潘汉年也要平反，也站不住。”
1月16日，公安部顺利完成这项任务，如实反映了有关潘汉年案件处理的过程。
与此同时，还将1945年刘少奇、康生给饶漱石的电报，以及1955年6月8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就情报部档案审查潘汉年历史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一并向中央纪委作了报告。
正是这两份材料，为潘案的复查和平反提供了许多有利的线索和证据。刘少奇、康生的电报，说明潘汉年和李士群等汉奸接触，是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做的，潘汉年曾向中央社会部报告过。
在研究调查了有关潘汉年案件的很多材料后，陈云更加相信，对于潘汉年的案件确实有复查的必要性。
图|陈云早年照片
1981年3月1日，陈云致信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表示要复查潘汉年的案件，证明他并没有投敌方面的证据，希望能够复查，并且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理。随信还附了廖承志致陈云的信。
3月2日上午信发出后，邓小平当即批示：“赞成。”
李先念也批示：“同意。”
3月3日，胡耀邦批示中央纪委对潘案进行复查。
中央纪委接受复查潘汉年案件的任务后，随即成立了潘汉年案件复查组，中央纪委杨攸箴担任复查组组长，全组5位同志，正式开始复查工作。
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复查组调阅和详细研究了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原中央专案办公室。关于潘案的全部材料，并查阅了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有关主管部门相关的历史档案。又向几十位过去与潘汉年一起工作过的人员作了调查。
陈云密切关注着复查工作的进展。
图|潘汉年纪念碑
1981年11月8日上午，陈云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中央特科党史专题座谈会的代表。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召集的，出席会议的是参加过中央特科工作的老干部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见到这些隐蔽战线的老战友，陈云十分兴奋，同他们一一热烈握手。涂作潮在隐蔽战线代号“木匠”，在特科搞过无线电通信工作。陈云俯身与坐在轮椅上的涂作潮握手问好，涂作潮感动得热泪盈眶。
陈云担任过隐蔽战线工作的领导职务，曾经落难同志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
陈云说：“现在好多同志想来看我，但不敢找我，怕我死了。白区工作的同志希望我不要死了，人在还不要紧，不在了就麻烦。”
图|1944年12月30日，涂作潮（右二）与特科战友等在延安合影
陈云和大家聊到了中央特科的众多领导人，也提及了潘汉年。
陈云满怀感慨地说：“自从顾顺章叛变后，我就是特科主任。1932年我去进工作工作，之后便由康生担任，康生走后由潘汉年来负责。”
陈云喊出了包括涂作潮等人在内的呼声，还满怀信心地和大家说：“关于潘汉年的事件，中央纪律调查委员会正在进行调查，我相信他的名誉肯定会很快恢复的。”
中央纪委经过了反复调查认为，原来潘汉年为“内奸”的结果应该否定，不可以成立。例如潘汉年与汪精卫会见的事情，是在李士群、胡均鹤突然挟持下发生的，当时已无法和中央请示。
这次会见并没有什么结果，潘汉年所说之词也是应付，之后也没有实质性的接触。会见结束后，组织上和政治上都没有任何损害。
因此，潘汉年同志是一个好人，并没有什么罪过。
图|《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1982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肯定了潘汉年对党和国家做出的杰出贡献，也证明了他的确是一位好同志。
1983年2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特意举行纪念潘汉年座谈会。
经过中央批准，同年4月15日，潘汉年和她妻子的骨灰，从湖南转移到北京，妥善安放在八宝山。在九泉之下，潘汉年也终于可以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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