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决战》海报（局部）
最近，许多人的社交媒体，都被电视剧《大决战》的人物长卷海报刷了屏。
无数熟悉的面孔，让观众们纷纷出手点赞：“老戏骨好评”、“这才是‘国家队’”、“‘王炸’要来了”......
在这幅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数十人的长卷中，有一个小战士引起了衔笔的注意，他就是站在黄克诚大将身边的房天静。
红圈中为房天静
与其他声名赫赫的人物相比，房天静显得默默无闻，然而，翻看过大量资料之后，衔笔发现，这个小战士的故事，曾经在无意中改变了解放战争的历史。
今天，衔笔就来讲讲与房天静有关的那些事。
一份来自东北的报告
1947年9月，正在陕北艰难转战的毛泽东主席，接到了来自于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的一份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毛主席第一次见到了房天静的名字。
转战陕北
1946年12月初，国民党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调动6个师、共6万余人的大军，在通化、缉安（今吉林省集安市）集结，虎视眈眈，直接威胁南满根据地的核心——临江。
东北解放战场上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即将拉开帷幕。
郑洞国
在此之前，南满根据地已经承受了国民党军主力近2个月的疯狂进攻，根据地缩小到了只有临江、靖宇等4个县、主力部队3纵、4纵加起来不足4万人的窘境。
在这种困境下，如何应对敌人的进攻，必须要拿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1946年12月11日，南满分局在临江县的七道江村（今吉林白山市七道江村）召集辽东军区师级以上干部开会，专门讨论南满根据地的前途问题。
在会上，南满分局副书记、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做了报告，客观分析了敌我态势，并表示：“南满的严重情况已经到来，并且可能发展，但这绝不能改变我们坚持南满的决心！”
然而，出乎萧劲光的意料，大多数与会的指挥员，都反对继续在南满抵御敌人的进攻——
他们的理由非常充分：南满根据地面积狭小不说，人口也只有23万左右，兵员补充、物资供应都存在巨大困难，一旦部队打光了，补充又跟不上，接下来怎么办？
因此，有许多人提出，应当放弃南满根据地，向北渡过松花江，与北满根据地的民主联军汇合，集中力量，与敌人展开决战。
从当时的情况出发，这样的判断也是相当有道理的，于是，在3天的时间里，与会人员争论不休，最终结论迟迟出不来。
解放战争时的萧劲光将军
但国民党军却不会给他们继续讨论的时间——12月13日下午，萧劲光得到了紧急通报，国民党军兵分四路，已经开始调动集结，南满根据地危在旦夕。
13日半夜，陈云冒着大雪，赶到了七道江村，连夜召集人员开会。
正是在此时，陈云提出了著名的“牵牛尾巴”理论：
“东北国民党军好比一头牛，牛头牛身是向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下一条尾巴。如果我们松开这条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就危险了；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国民党军就进退两难......抓住牛尾巴是关键。”
正因如此，陈云最终拍板：“我们不走啦！一个人也不走，都留下来打。如果这个决定下错了，责任由我来负！”
统一了思想，自然就有了办法——陈云、萧劲光决定，让辽东军区3纵和4纵一部，在临江以西构建阻击阵线，拖住敌军主力，而4纵主力则兵分3路，插到敌人后方作战，促使敌人回兵救援，粉碎敌人的进犯计划。
陈云
1946年12月17日，“一保临江”作战正式打响。
在这场大规模作战中，3纵官兵冒着零下近40℃的严寒，在棉衣不全、粮弹短缺的情况下，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40余次，死死顶住了3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轮番进攻，为长途奔袭的4纵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47年1月中旬，由于4纵在国统区连战连捷，北满民主联军又跨过松花江，展开“一下江南”作战，国民党军不得已停了下来，开始分兵救援。
看准这一时机，憋屈了一个月的3纵官兵跃出了工事，开始向敌人发起了反攻。
而这时，也正是3纵7师20团9连战士房天静崭露头角的时刻——
1月19日，3纵7师在通化以东包围了国民党195师的一个团。
在我军的猛烈进攻下，这天晚上，国民党军终于崩溃了，乱做一团，开始疯狂逃跑。
乱军之中，房天静瞅准了一小股逃进树林的溃兵，与副排长一起，向他们发起了追击。
这一追，就追到了第二天早上。
东北民主联军旧照
等到天亮，跑得气喘吁吁的房天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已经与副排长跑散了，而那股敌军，也不见了踪影。
房天静正在懊悔时，突然，从身后传来了脚步踏破冰雪的声音。他连忙躲到树丛后，偷眼一瞧，有一个班左右的国民党军，正向他的藏身处走来。
这时房天静才明白，原来由于天黑，观察不清，自己已经跑过了头，冲到了那股敌军的前面。
这下子，房天静反倒成了落单的那一个。
敌人的脚步越来越近，就在这时，房天静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
他猫下身子，将枪口从树丛里伸出去，大喊一声：“不许动，缴枪不杀！”
经过一晚上没命地逃窜，这伙敌军已经吓破了胆，房天静突如其来的一声喊，更是让他们心胆俱裂。虽然没看见人影，这伙敌军还是乖乖地把枪扔在了地上，举起了双手。
见敌人果然上当，房天静心里大乐，但他还是不敢放松，连忙喊道：“全部往后退，转过身去！”
看到敌人乖乖照办，房天静这才从树丛后走出来，准备收缴地上的武器。
就在这时，一名敌人偷偷回过了头，见房天静只有一个人，胆气陡生，扑过来就要抢枪。
一见敌人有动作，房天静无暇细想，端起枪便开了火，一枪击中了敌人的胸口，当场了账。
枪一响，剩下的5名敌人吓得扑通一下跪在地上，既不敢回头、也不敢乱动，只顾得上一个劲地喊饶命。
等到房天静将枪支都挎上了肩，喝令他们起来走路时，这5名敌军才知道，他们这一个班，居然被一个人俘虏了。
房天静一人俘虏一个班的事迹，很快在辽东军区传开了——他成为了辽东军区在1947年第一位荣立特等功的战士，并且被授予了“孤胆英雄”的光荣称号。
房天静（左）
有人可能要说，房天静的事迹虽然传奇，但与解放战争中涌现出的无数“兵王”相比，也算不得十分突出，说他能够改变解放战争的历史，是不是有点“标题党”？
单论事迹，房天静当然不能算独树一帜，但关键的是，他还有另一重身份——解放战士。
解决难题的钥匙
在历史课本上，我们常常能够读到这样的句子——在解放战争中，国统区物资短缺，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买颗鸡蛋都要掏出一大摞钞票......
国统区堆积成山的现钞
这当然是事实，但另一个不为许多人所知的真相是，就在国统区陷入经济危机的同时，解放区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
在解放战争的头一年，广大解放区先后经受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面积急剧萎缩，生产能力急剧下降，人口更是减少到不足1亿。
据史料记载，1947年，仅陕甘宁边区一处，耕地面积就较1946年减少了近25%，粮食产量降低了接近50%，粮食价格直接暴涨了80多倍！
延安
然而，与此同时，为了保障作战，解放军的兵力却在不断扩张——据史料统计，解放战争开始一年后，解放军的兵力已经从127万左右，增加到了近200万人。
以不足1亿的人口，供应如此巨大的一支军队（还不包括动员民夫等人力消耗），可见，南满根据地所遭遇的困难，绝不是个别现象。
关于这些情况，我党领导人是有着清楚认识的。
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元帅就曾经说过：“蒋介石的战略，是无论如何把战争摆到解放区，保证吃饭、筹草、抓壮丁、搞鹿砦一切都出在解放区......小米没有了，壮丁没有了，到那时党性再强也要受影响，只能去打游击。”
正因如此，在1947年中，毛主席才会如此急切地命令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唯有如此，才能彻底粉碎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挺进中原
然而，要将战场推进到国统区，绝不是下一纸命令就能做到的——离开了群众基础深厚的根据地，我军的物资供应、后勤保障都会遇到巨大的困难，而其中最困难的，当属兵员的补充。
从红军到八路军、再到解放军，我军新兵的主要来源，始终是根据地里的青壮农民。
这些年轻人，亲眼见到了根据地发生的巨大变化，尝到了翻身做主人的滋味，因此，当他们拿起武器，保卫属于自己的胜利果实时，才会舍生忘死、前赴后继。
参加红军的新战士
但当我军挺进国统区之后，要想在新开辟的根据地里重新打造如此坚实的群众基础，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想要随时补充兵源，就只剩下了一个来源——俘虏。
实际上，早在1946年11月14日，毛主席就在全军下达了《对俘虏工作指示》，明确提出：“对俘虏释放或留用，应权衡利害，灵活运用，应以积极争取为主，不应以消极放走了事......大部争取补充我军，或选择一部分进行教育后，放回做瓦解工作。”
同时，毛主席还专门强调，优待俘虏政策，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在方式上要特别注意，首先要善于迁就，切忌过分刺激......不使他安心下来，一切政治都谈不到。”
然而，靠着优待俘虏，就能够将这些人变成合格的解放军战士吗？
答案并不乐观。
国军俘虏
根据现存史料和诸多回忆录中记载，当我军的政工干部在对俘虏展开思想政治工作时，都或多或少地遇到了难题——
当为他们分析国民政府的反动本质时，俘虏们一脸迷茫：“这关我们什么事？”；
当教育他们要为人民战斗时，俘虏们满不在乎：“到哪都是穿二尺半（军装），跟谁干都吃公粮！”；
当向他们宣传不怕牺牲、争取胜利的精神时，俘虏们嘻嘻哈哈：“不如让毛主席和蒋介石下三盘棋，谁输了谁自动下台！”
......
这些言语，并非是衔笔的“艺术创造”，而确实是当时存在于俘虏中间的真实想法。
思想问题解决不了，即使换上了解放军的军装，这些“解放战士”自然也很难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更可怕的是，有些所谓的解放战士，已经开始影响到了我军的良好形象——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就曾经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指出，“（有些解放战士）群众纪律很坏，牵牲口、拉夫、打人......普遍不爱惜公物与民物。”
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贺龙更是尖锐地批评道：“有些群众反映，（个别解放战士）除了不强奸妇女，和胡宗南的军队一个样！”
可以说，教育俘虏的问题不解决，解放战争的历史，很有可能会变成另一个模样。
本文的主人公房天静，曾经也是这样一个不太听话的“解放战士”。
房天静是山东淄博人，16岁的时候，他被日本人抓了壮丁，装进闷罐车里，送到了本溪煤矿做苦工。
日本投降之后，他不愿继续留在煤矿做工，便投了军，成了一名国民党士兵。
1946年4月，在随军进攻本溪的过程中，房天静被我军俘虏，经过简单教育之后，他被分到了东北民主联军3纵7师20团9连，再次扛起了枪。
在加入我军之初，房天静并不觉得当解放军有什么好，不仅平时表现得没精打采，还经常与几个同样分到9连的解放战士凑在一起，说怪话、发牢骚。
这几个解放战士，让9连指导员赵绪珍伤透了脑筋，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他们惹出什么乱子来。
1946年7月，南满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在各村各屯，老百姓纷纷站出来，痛诉恶霸地主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大大激发了群众参加土改的热情。
看到这些景象，赵绪珍突然灵机一动——能不能在解放战士中也开展这样的诉苦运动呢？
说干就干，赵绪珍将全连战士组织起来，把解放战士请上台，讲讲他们在加入解放军之前的遭遇。
一开始，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房天静并没有上台诉苦，然而，当他听到别人的苦难时，他也不禁想起了自己的悲惨经历——
在煤矿做苦工的日子里，他吃不饱、穿不暖，动辄遭到工头和日本人的打骂；
家乡遭了灾，父母带着两个弟弟来投奔他，一个弟弟死在了路上，另一个弟弟被迫卖给了别人；
母亲想念弟弟，来到本溪之后没多久就病死了，同在煤矿做工的大伯生病没钱治，干不了活，被日本监工用镐把活活打死了......
无数的苦难，让房天静再也坐不住了——他冲上讲台，讲出了自己的故事，说到伤心处，房天静跺着脚大哭：“都是父母生养的，为什么穷人这样苦！”
自从这次诉苦大会之后，房天静似乎变了一个人，战斗时总是冲锋在前，这才有了1人俘虏1个班的传奇故事。
解放战争中无处不在的宣传队
房天静立功之后，3纵宣传队根据他的故事，创作了一部名为《复仇立功》的歌剧，在纵队各处巡演。
演出的反响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坐在舞台下面的许多战士一边咬牙切齿、一边泪水涟涟，甚至有些战士看着看着，就站起来高喊：“房天静的苦就是我们的苦！”“冤有主、债有根，血债要用血还清！”......
苦难与仇恨，彻底点燃了战士们的怒火，自此之后，3纵战斗力大增，成为了东北战场上的“旋风部队”，国民党军曾经心有余悸地总结到：“（3纵）近战夜战，猛打穷追，士气旺盛，哪里有枪声，往哪里进攻......一旦遭遇，必谨慎小心，不可粗率。”
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首任司令员程世才将军
发轫于3纵的诉苦运动，很快上报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民政治部主任谭政对此事极为重视，不仅要求东北各部队马上推广，谭政还将三纵诉苦运动的经验以及房天静的事迹撰写成报告，发到了毛主席的手中。
在这份报告中，谭政大将意味深长地写到：“哀兵必胜！”——这个千古不易的道理，将成为打开解放战争局面的钥匙。
谭政大将
哭声变成战斗力
读完谭政大将的报告，毛主席极为高兴——1947年9月28日，经过毛主席亲自签阅修改之后，这份报告被转发全军，要求参照施行。
自此，一场声势浩大的“诉苦运动”，轰轰烈烈地在人民解放军队伍中展开了。
诉苦大会
事实上，“诉苦”这种教育形式，一直在我军队伍中零星存在，但将这种方式推广到全军，并将其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手段，的确是解放战争中的一个创举。
至于这种办法为什么之前没有大面积展开，原因也很简单：不少基层政工干部认为，一诉苦大家就要哭鼻子，革命战士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嘛！
然而，事实很快告诉他们，不哭不灵，一哭就灵——
西北野战军的解放战士于得水，当了国军后，父亲为了前来看他，在军营外忍饥挨饿了三天才见了面，当于得水去找司务长要些剩饭给父亲吃时，却挨了一顿臭骂......
东北民主联军的解放战士任继贞，父亲生了重病，还被地主赶上山去砍树，没干一会儿，就砍伤了腿，被抬下山时，只剩了半口气。临咽气前，父亲只想喝碗粥，任继贞的母亲连忙到地主家借粮，没想到地主恶语相向：“留着粮食喂狗还能看门，给你们吃有什么用？”直到父亲去世，这碗粥也没喝到......
华东野战军的一名解放战士，自己和哥哥先后被国民党军队拉了壮丁，母亲和妹妹在家乡衣食无着，妹妹被卖给了地主，母亲出门讨饭，饿死在了家乡的街头......
一桩桩凄惨的经历，让广大出身贫寒的指战员们感同身受，每每召开诉苦大会，台上台下往往哭成一片，流不尽的泪水汇成了河，荡涤了解放战士的心灵，让他们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做“天下的穷人是一家！”
诉苦大会上痛哭的战士
有了“诉苦运动”这个法宝，解放战士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好做多了——根据许多基层政工干部的回忆，全面开展诉苦运动之后，当他们再开始引导解放战士讨论“苦从何来”、“谁剥削谁”的问题时，战士们的讨论热情空前高涨，甚至出现了“不吃饭、不睡觉，非把问题闹清楚”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诉苦运动”的全面展开，大大加快了俘虏转化的效率，“上午是国军，下午当共军”的现象屡见不鲜。叶飞将军曾经说道：“自从转入大反攻之后，部队中俘虏兵的数量越来愈大......当时真是前两个小时还是国民党兵，过两个小时就成了解放战士！”
叶飞将军
这些转化过来的解放战士，不仅大大补充了我军的有生力量，还为我军提供了宝贵的军事技术。
根据陈毅元帅的回忆，当时在华东野战军的炮兵训练中，许多营团级别的干部由于缺乏专业技术，还使用的是抗战时期“抵近射击”、“大炮上装刺刀”的老办法，结果反倒被解放战士们教育了一通：“世界上没有见过这种炮兵......我们按一定距离射击，射击不准，杀我的头！”
在解放战士的指导下，华东野战军的炮兵技术突飞猛进，许多后来被俘的国民党军官感叹：“共军炮火的猛烈程度以及射击准确程度已超过抗战时期日军炮兵，共军炮火所到之处，战壕、盖沟、地堡、鹿砦一扫而光。”
淮海战役中的解放军炮兵
不仅仅是炮兵，在我军陆续建立的装甲兵、通信兵，乃至空军、海军等各军、兵种里，解放战士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此，陈毅元帅曾经不无得意地说道：“我们华东野战军为什么迅速壮大? 就是会用俘虏兵！”
陈毅元帅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一共俘虏了415万余名国军士兵，其中280余万人最终加入了解放军。
到1949年时，整个解放军队伍中，已经有65%以上的成员，是由俘虏转化而来的解放战士。
如此大规模的战俘转化行动，在人类战争史上，堪称空前绝后。
解放战争的历史，恰如其分地证明了毛主席在1948年3月7日所说的话：“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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