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決戰》海報（局部）
最近，許多人的社交媒體，都被電視劇《大決戰》的人物長卷海報刷了屏。
無數熟悉的面孔，讓觀衆們紛紛出手點贊：“老戲骨好評”、“這才是‘國家隊’”、“‘王炸’要來了”......
在這幅有名有姓的人物多達數十人的長卷中，有一個小戰士引起了銜筆的注意，他就是站在黃克誠大将身邊的房天靜。
紅圈中為房天靜
與其他聲名赫赫的人物相比，房天靜顯得默默無聞，然而，翻看過大量資料之後，銜筆發現，這個小戰士的故事，曾經在無意中改變了解放戰争的曆史。
今天，銜筆就來講講與房天靜有關的那些事。
一份來自東北的報告
1947年9月，正在陝北艱難轉戰的毛澤東主席，接到了來自于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的一份報告。
在這份報告中，毛主席第一次見到了房天靜的名字。
轉戰陝北
1946年12月初，國民黨東北保安副司令長官鄭洞國，調動6個師、共6萬餘人的大軍，在通化、緝安（今吉林省集安市）集結，虎視眈眈，直接威脅南滿根據地的核心——臨江。
東北解放戰場上著名的“四保臨江”戰役，即将拉開帷幕。
鄭洞國
在此之前，南滿根據地已經承受了國民黨軍主力近2個月的瘋狂進攻，根據地縮小到了隻有臨江、靖宇等4個縣、主力部隊3縱、4縱加起來不足4萬人的窘境。
在這種困境下，如何應對敵人的進攻，必須要拿出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
1946年12月11日，南滿分局在臨江縣的七道江村（今吉林白山市七道江村）召集遼東軍區師級以上幹部開會，專門讨論南滿根據地的前途問題。
在會上，南滿分局副書記、遼東軍區司令員蕭勁光做了報告，客觀分析了敵我态勢，并表示：“南滿的嚴重情況已經到來，并且可能發展，但這絕不能改變我們堅持南滿的決心！”
然而，出乎蕭勁光的意料，大多數與會的指揮員，都反對繼續在南滿抵禦敵人的進攻——
他們的理由非常充分：南滿根據地面積狹小不說，人口也隻有23萬左右，兵員補充、物資供應都存在巨大困難，一旦部隊打光了，補充又跟不上，接下來怎麼辦？
是以，有許多人提出，應當放棄南滿根據地，向北渡過松花江，與北滿根據地的民主聯軍彙合，集中力量，與敵人展開決戰。
從當時的情況出發，這樣的判斷也是相當有道理的，于是，在3天的時間裡，與會人員争論不休，最終結論遲遲出不來。
解放戰争時的蕭勁光将軍
但國民黨軍卻不會給他們繼續讨論的時間——12月13日下午，蕭勁光得到了緊急通報，國民黨軍兵分四路，已經開始調動集結，南滿根據地危在旦夕。
13日半夜，陳雲冒着大雪，趕到了七道江村，連夜召集人員開會。
正是在此時，陳雲提出了著名的“牽牛尾巴”理論：
“東北國民黨軍好比一頭牛，牛頭牛身是向北滿去的，在南滿留下一條尾巴。如果我們松開這條尾巴，那就不得了，這頭牛就要橫沖直撞，南滿保不住，北滿也就危險了；如果我們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國民黨軍就進退兩難......抓住牛尾巴是關鍵。”
正因如此，陳雲最終拍闆：“我們不走啦！一個人也不走，都留下來打。如果這個決定下錯了，責任由我來負！”
統一了思想，自然就有了辦法——陳雲、蕭勁光決定，讓遼東軍區3縱和4縱一部，在臨江以西建構阻擊陣線，拖住敵軍主力，而4縱主力則兵分3路，插到敵人後方作戰，促使敵人回兵救援，粉碎敵人的進犯計劃。
陳雲
1946年12月17日，“一保臨江”作戰正式打響。
在這場大規模作戰中，3縱官兵冒着零下近40℃的嚴寒，在棉衣不全、糧彈短缺的情況下，在一個月的時間内，與敵人進行大小戰鬥40餘次，死死頂住了3倍于己的國民黨軍的輪番進攻，為長途奔襲的4縱赢得了寶貴的時間。
1947年1月中旬，由于4縱在國統區連戰連捷，北滿民主聯軍又跨過松花江，展開“一下江南”作戰，國民黨軍不得已停了下來，開始分兵救援。
看準這一時機，憋屈了一個月的3縱官兵躍出了工事，開始向敵人發起了反攻。
而這時，也正是3縱7師20團9連戰士房天靜嶄露頭角的時刻——
1月19日，3縱7師在通化以東包圍了國民黨195師的一個團。
在我軍的猛烈進攻下，這天晚上，國民黨軍終于崩潰了，亂做一團，開始瘋狂逃跑。
亂軍之中，房天靜瞅準了一小股逃進樹林的潰兵，與副排長一起，向他們發起了追擊。
這一追，就追到了第二天早上。
東北民主聯軍舊照
等到天亮，跑得氣喘籲籲的房天靜才發現，不知什麼時候，自己已經與副排長跑散了，而那股敵軍，也不見了蹤影。
房天靜正在懊悔時，突然，從身後傳來了腳步踏破冰雪的聲音。他連忙躲到樹叢後，偷眼一瞧，有一個班左右的國民黨軍，正向他的藏身處走來。
這時房天靜才明白，原來由于天黑，觀察不清，自己已經跑過了頭，沖到了那股敵軍的前面。
這下子，房天靜反倒成了落單的那一個。
敵人的腳步越來越近，就在這時，房天靜腦海裡突然冒出了一個大膽的主意——
他貓下身子，将槍口從樹叢裡伸出去，大喊一聲：“不許動，繳槍不殺！”
經過一晚上沒命地逃竄，這夥敵軍已經吓破了膽，房天靜突如其來的一聲喊，更是讓他們心膽俱裂。雖然沒看見人影，這夥敵軍還是乖乖地把槍扔在了地上，舉起了雙手。
見敵人果然上當，房天靜心裡大樂，但他還是不敢放松，連忙喊道：“全部往後退，轉過身去！”
看到敵人乖乖照辦，房天靜這才從樹叢後走出來，準備收繳地上的武器。
就在這時，一名敵人偷偷回過了頭，見房天靜隻有一個人，膽氣陡生，撲過來就要搶槍。
一見敵人有動作，房天靜無暇細想，端起槍便開了火，一槍擊中了敵人的胸口，當場了賬。
槍一響，剩下的5名敵人吓得撲通一下跪在地上，既不敢回頭、也不敢亂動，隻顧得上一個勁地喊饒命。
等到房天靜将槍支都挎上了肩，喝令他們起來走路時，這5名敵軍才知道，他們這一個班，居然被一個人俘虜了。
房天靜一人俘虜一個班的事迹，很快在遼東軍區傳開了——他成為了遼東軍區在1947年第一位榮立特等功的戰士，并且被授予了“孤膽英雄”的光榮稱号。
房天靜（左）
有人可能要說，房天靜的事迹雖然傳奇，但與解放戰争中湧現出的無數“兵王”相比，也算不得十分突出，說他能夠改變解放戰争的曆史，是不是有點“标題黨”？
單論事迹，房天靜當然不能算獨樹一幟，但關鍵的是，他還有另一重身份——解放戰士。
解決難題的鑰匙
在曆史課本上，我們常常能夠讀到這樣的句子——在解放戰争中，國統區物資短缺，物價飛漲，貨币貶值，買顆雞蛋都要掏出一大摞鈔票......
國統區堆積成山的現鈔
這當然是事實，但另一個不為許多人所知的真相是，就在國統區陷入經濟危機的同時，解放區的日子也同樣不好過。
在解放戰争的頭一年，廣大解放區先後經受了國民黨軍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面積急劇萎縮，生産能力急劇下降，人口更是減少到不足1億。
據史料記載，1947年，僅陝甘甯邊區一處，耕地面積就較1946年減少了近25%，糧食産量降低了接近50%，糧食價格直接暴漲了80多倍！
延安
然而，與此同時，為了保障作戰，解放軍的兵力卻在不斷擴張——據史料統計，解放戰争開始一年後，解放軍的兵力已經從127萬左右，增加到了近200萬人。
以不足1億的人口，供應如此巨大的一支軍隊（還不包括動員民夫等人力消耗），可見，南滿根據地所遭遇的困難，絕不是個别現象。
關于這些情況，我黨上司人是有着清楚認識的。
時任華東軍區司令員的陳毅元帥就曾經說過：“蔣介石的戰略，是無論如何把戰争擺到解放區，保證吃飯、籌草、抓壯丁、搞鹿砦一切都出在解放區......小米沒有了，壯丁沒有了，到那時黨性再強也要受影響，隻能去打遊擊。”
正因如此，在1947年中，毛主席才會如此急切地指令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挺進中原——唯有如此，才能徹底粉碎蔣介石的如意算盤。
挺進中原
然而，要将戰場推進到國統區，絕不是下一紙指令就能做到的——離開了群衆基礎深厚的根據地，我軍的物資供應、後勤保障都會遇到巨大的困難，而其中最困難的，當屬兵員的補充。
從紅軍到八路軍、再到解放軍，我軍新兵的主要來源，始終是根據地裡的青壯農民。
這些年輕人，親眼見到了根據地發生的巨大變化，嘗到了翻身做主人的滋味，是以，當他們拿起武器，保衛屬于自己的勝利果實時，才會舍生忘死、前赴後繼。
參加紅軍的新戰士
但當我軍挺進國統區之後，要想在新開辟的根據地裡重新打造如此堅實的群衆基礎，絕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以，想要随時補充兵源，就隻剩下了一個來源——俘虜。
實際上，早在1946年11月14日，毛主席就在全軍下達了《對俘虜工作訓示》，明确提出：“對俘虜釋放或留用，應權衡利害，靈活運用，應以積極争取為主，不應以消極放走了事......大部争取補充我軍，或選擇一部分進行教育後，放回做瓦解工作。”
同時，毛主席還專門強調，優待俘虜政策，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在方式上要特别注意，首先要善于遷就，切忌過分刺激......不使他安心下來，一切政治都談不到。”
然而，靠着優待俘虜，就能夠将這些人變成合格的解放軍戰士嗎？
答案并不樂觀。
國軍俘虜
根據現存史料和諸多回憶錄中記載，當我軍的政工幹部在對俘虜展開思想政治工作時，都或多或少地遇到了難題——
當為他們分析國民政府的反動本質時，俘虜們一臉迷茫：“這關我們什麼事？”；
當教育他們要為人民戰鬥時，俘虜們滿不在乎：“到哪都是穿二尺半（軍裝），跟誰幹都吃公糧！”；
當向他們宣傳不怕犧牲、争取勝利的精神時，俘虜們嘻嘻哈哈：“不如讓毛主席和蔣介石下三盤棋，誰輸了誰自動下台！”
......
這些言語，并非是銜筆的“藝術創造”，而确實是當時存在于俘虜中間的真實想法。
思想問題解決不了，即使換上了解放軍的軍裝，這些“解放戰士”自然也很難形成有效的戰鬥力。
更可怕的是，有些所謂的解放戰士，已經開始影響到了我軍的良好形象——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就曾經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指出，“（有些解放戰士）群衆紀律很壞，牽牲口、拉夫、打人......普遍不愛惜公物與民物。”
時任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司令的賀龍更是尖銳地批評道：“有些群衆反映，（個别解放戰士）除了不強奸婦女，和胡宗南的軍隊一個樣！”
可以說，教育俘虜的問題不解決，解放戰争的曆史，很有可能會變成另一個模樣。
本文的主人公房天靜，曾經也是這樣一個不太聽話的“解放戰士”。
房天靜是山東淄博人，16歲的時候，他被日本人抓了壯丁，裝進悶罐車裡，送到了本溪煤礦做苦工。
日本投降之後，他不願繼續留在煤礦做工，便投了軍，成了一名國民黨士兵。
1946年4月，在随軍進攻本溪的過程中，房天靜被我軍俘虜，經過簡單教育之後，他被分到了東北民主聯軍3縱7師20團9連，再次扛起了槍。
在加入我軍之初，房天靜并不覺得當解放軍有什麼好，不僅平時表現得沒精打采，還經常與幾個同樣分到9連的解放戰士湊在一起，說怪話、發牢騷。
這幾個解放戰士，讓9連指導員趙緒珍傷透了腦筋，每天都提心吊膽，生怕他們惹出什麼亂子來。
1946年7月，南滿根據地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在各村各屯，老百姓紛紛站出來，痛訴惡霸地主對他們的壓迫和剝削，大大激發了群衆參加土改的熱情。
看到這些景象，趙緒珍突然靈機一動——能不能在解放戰士中也開展這樣的訴苦運動呢？
說幹就幹，趙緒珍将全連戰士組織起來，把解放戰士請上台，講講他們在加入解放軍之前的遭遇。
一開始，出于“家醜不可外揚”的心理，房天靜并沒有上台訴苦，然而，當他聽到别人的苦難時，他也不禁想起了自己的悲慘經曆——
在煤礦做苦工的日子裡，他吃不飽、穿不暖，動辄遭到工頭和日本人的打罵；
家鄉遭了災，父母帶着兩個弟弟來投奔他，一個弟弟死在了路上，另一個弟弟被迫賣給了别人；
母親想念弟弟，來到本溪之後沒多久就病死了，同在煤礦做工的大伯生病沒錢治，幹不了活，被日本監工用鎬把活活打死了......
無數的苦難，讓房天靜再也坐不住了——他沖上講台，講出了自己的故事，說到傷心處，房天靜跺着腳大哭：“都是父母生養的，為什麼窮人這樣苦！”
自從這次訴苦大會之後，房天靜似乎變了一個人，戰鬥時總是沖鋒在前，這才有了1人俘虜1個班的傳奇故事。
解放戰争中無處不在的宣傳隊
房天靜立功之後，3縱宣傳隊根據他的故事，創作了一部名為《複仇立功》的歌劇，在縱隊各處巡演。
演出的反響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坐在舞台下面的許多戰士一邊咬牙切齒、一邊淚水漣漣，甚至有些戰士看着看着，就站起來高喊：“房天靜的苦就是我們的苦！”“冤有主、債有根，血債要用血還清！”......
苦難與仇恨，徹底點燃了戰士們的怒火，自此之後，3縱戰鬥力大增，成為了東北戰場上的“旋風部隊”，國民黨軍曾經心有餘悸地總結到：“（3縱）近戰夜戰，猛打窮追，士氣旺盛，哪裡有槍聲，往哪裡進攻......一旦遭遇，必謹慎小心，不可粗率。”
東北民主聯軍第3縱隊首任司令員程世才将軍
發轫于3縱的訴苦運動，很快上報到了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民主聯軍副政委羅榮桓、民政治部主任譚政對此事極為重視，不僅要求東北各部隊馬上推廣，譚政還将三縱訴苦運動的經驗以及房天靜的事迹撰寫成報告，發到了毛主席的手中。
在這份報告中，譚政大将意味深長地寫到：“哀兵必勝！”——這個千古不易的道理，将成為打開解放戰争局面的鑰匙。
譚政大将
哭聲變成戰鬥力
讀完譚政大将的報告，毛主席極為高興——1947年9月28日，經過毛主席親自簽閱修改之後，這份報告被轉發全軍，要求參照施行。
自此，一場聲勢浩大的“訴苦運動”，轟轟烈烈地在人民解放軍隊伍中展開了。
訴苦大會
事實上，“訴苦”這種教育形式，一直在我軍隊伍中零星存在，但将這種方式推廣到全軍，并将其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手段，的确是解放戰争中的一個創舉。
至于這種辦法為什麼之前沒有大面積展開，原因也很簡單：不少基層政工幹部認為，一訴苦大家就要哭鼻子，革命戰士哭哭啼啼，像什麼樣子嘛！
然而，事實很快告訴他們，不哭不靈，一哭就靈——
西北野戰軍的解放戰士于得水，當了國軍後，父親為了前來看他，在軍營外忍饑挨餓了三天才見了面，當于得水去找司務長要些剩飯給父親吃時，卻挨了一頓臭罵......
東北民主聯軍的解放戰士任繼貞，父親生了重病，還被地主趕上山去砍樹，沒幹一會兒，就砍傷了腿，被擡下山時，隻剩了半口氣。臨咽氣前，父親隻想喝碗粥，任繼貞的母親連忙到地主家借糧，沒想到地主惡語相向：“留着糧食喂狗還能看門，給你們吃有什麼用？”直到父親去世，這碗粥也沒喝到......
華東野戰軍的一名解放戰士，自己和哥哥先後被國民黨軍隊拉了壯丁，母親和妹妹在家鄉衣食無着，妹妹被賣給了地主，母親出門讨飯，餓死在了家鄉的街頭......
一樁樁凄慘的經曆，讓廣大出身貧寒的指戰員們感同身受，每每召開訴苦大會，台上台下往往哭成一片，流不盡的淚水彙成了河，蕩滌了解放戰士的心靈，讓他們真正明白了，什麼叫做“天下的窮人是一家！”
訴苦大會上痛哭的戰士
有了“訴苦運動”這個法寶，解放戰士們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好做多了——根據許多基層政工幹部的回憶，全面開展訴苦運動之後，當他們再開始引導解放戰士讨論“苦從何來”、“誰剝削誰”的問題時，戰士們的讨論熱情空前高漲，甚至出現了“不吃飯、不睡覺，非把問題鬧清楚”的情況。
更重要的是，“訴苦運動”的全面展開，大大加快了俘虜轉化的效率，“上午是國軍，下午當共軍”的現象屢見不鮮。葉飛将軍曾經說道：“自從轉入大反攻之後，部隊中俘虜兵的數量越來愈大......當時真是前兩個小時還是國民黨兵，過兩個小時就成了解放戰士！”
葉飛将軍
這些轉化過來的解放戰士，不僅大大補充了我軍的有生力量，還為我軍提供了寶貴的軍事技術。
根據陳毅元帥的回憶，當時在華東野戰軍的炮兵訓練中，許多營團級别的幹部由于缺乏專業技術，還使用的是抗戰時期“抵近射擊”、“大炮上裝刺刀”的老辦法，結果反倒被解放戰士們教育了一通：“世界上沒有見過這種炮兵......我們按一定距離射擊，射擊不準，殺我的頭！”
在解放戰士的指導下，華東野戰軍的炮兵技術突飛猛進，許多後來被俘的國民黨軍官感歎：“共軍炮火的猛烈程度以及射擊準确程度已超過抗戰時期日軍炮兵，共軍炮火所到之處，戰壕、蓋溝、地堡、鹿砦一掃而光。”
淮海戰役中的解放軍炮兵
不僅僅是炮兵，在我軍陸續建立的裝甲兵、通信兵，乃至空軍、海軍等各軍、兵種裡，解放戰士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為此，陳毅元帥曾經不無得意地說道：“我們華東野戰軍為什麼迅速壯大? 就是會用俘虜兵！”
陳毅元帥
整個解放戰争期間，解放軍一共俘虜了415萬餘名國軍士兵，其中280餘萬人最終加入了解放軍。
到1949年時，整個解放軍隊伍中，已經有65%以上的成員，是由俘虜轉化而來的解放戰士。
如此大規模的戰俘轉化行動，在人類戰争史上，堪稱空前絕後。
解放戰争的曆史，恰如其分地證明了毛主席在1948年3月7日所說的話：“人民解放軍用訴苦和三查方法進行了新式整軍運動，将使自己無敵于天下！”
誠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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