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虫创意）
我翻开手边的书，是朋友李琬的散文集《山川面目》。连续几个星期当中，我都将它随身携带。仿佛辽阔的国土，保存在这本小书当中，在这疫情延续的年份，在这繁荣的围城。一直以来，我总是愿意把自己所喜爱的作家们，想象成一些在枯叶间忽隐忽现的徒步旅行家。而现在，又一位年轻的旅行者回到了此时此地，她就置身于我们中间。
按照篇目的排列顺序，我不知不觉地在脑海中描画出了李琬的行旅地图。这条线路从亚美尼亚的首都城市埃里温开始，她记下了清晨从窗外透进来的薄薄蓝光；然后是内蒙古赤峰的庆州白塔，呼和浩特和包头之间的小城萨拉齐，新疆高原上的塔吉克族婚礼，喀什的当地时间下午五点钟；再到西南亚热带的澜沧江边，上海的静安寺，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在这一系列繁复的地名之后，她将最多的篇幅留给了自己最熟悉的两座城市，北京和武汉。“山川面目”作为书名，当然是引用自古人徐霞客的一句话，“山川面目，多为图经志籍所蒙”。可是“山川”这个词，却让我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另一句著名的现代诗：
“十年前的山川，/廿年前的梦幻，/都在雨里沉埋。”
这是冯至用十四行诗写成的深夜省思——因为知识背景和审美倾向，李琬天然地与一批现代诗人存在亲缘性。而读完李琬的整本散文集之后，我能够紧接着想到的另一个范本，是冯至的散文集《山水》。作为散文的《山水》与作为诗的《十四行集》相互映衬，而同样地，这也是李琬的写作景观。
如果要继续梳理的话，在现代文学史上更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家，恐怕要数诗人何其芳。在鲁迅的《野草》之后，另一份与“纯诗”极度接近的散文集，我能够想到的便是《画梦录》了。显然地，何其芳也是李琬喜爱的作家之一，在一篇关于《画梦录》的评论文章中，李琬把握了何其芳散文中的“结构问题”，指出了散文文体在新文学语境中的身份焦虑。《画梦录》虽然放射出短暂的光芒，然而在八十年后，文学工作者们仍然要处理相似的文体困境。
其实，与紧张的、梦游人气质的《画梦录》相比，《山川面目》似乎更接近于何其芳的第二本散文集《回乡杂记》。因为李琬从一开始就清楚（而何其芳或许并非如此），她的这些篇目是“散文”而不是“诗”。何其芳在《回乡杂记》中终于摆脱了“纯诗”和阿左林的影响，而对于李琬来说，她其实一直都免于承担类似的风格焦虑。从高中时期开始她就一直是《散文》杂志的撰稿作者；而诗人王年军在评论中认为，李琬的《山川面目》做到了莫里哀戏剧中的一句台词“不知不觉间用散文说话”。
《山川面目》
作者: 李琬
出版社: 漓江出版社
出版年: 2021-1
但最重要的事情是，“审美”始终贯穿在李琬的散文之中。我还是不由得想起，这是那条现代文学史上已有的“梦中道路”。《山川面目》的语言十分典雅，质地均匀，然而同样十分准确，比喻和洞见俯拾皆是。这些都是一位优秀诗人的基本素质，无须多言；在近些年出版的奥登、希尼、布罗茨基等重要欧美现代诗人的散文集中，他们也都给出了这样的示范。李琬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处于“正典”的脉络之上，并随着这脉络向前延展。她还并未“厌弃自己的精致”。“在大都市而不是在荒野中度过的白天总像一个平庸褪色的梦，而我们的夜晚，是在过去众多世纪的音乐、交谈、语句所留下的印象里燃烧殆尽的”。这是书中《夜与日》一篇的结尾，不知为何，我恍惚觉得这句话也有可能出自于曼德尔施塔姆的《时代的喧嚣》。在我的印象中，20世纪之初的俄罗斯白银时代或者民国时期的京派文学，总是带有一层朦胧的光晕。而现在，李琬的文字也有这种滤镜功能。
另一位值得与李琬做一番比较的写作者，是已经去世的当代诗人马雁。她们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文学现场的前后几个代际范围内，她们的诗歌写作各自具有鲜明的辨识度。马雁也留下了一部散文集，由读书札记、杂谈和日记组成，她的个性完全地呈现在散文之中，显得迅疾和洒脱。它们留下了世纪之交文化场域的烙印，那是一种特有的BBS和博客风格，可能还有一点王小波的影响。可是在李琬的散文里，绝无那种网络即时交谈的、论断和戏谑的语言。如前所说，李琬的文风接续了沉静的“京派”气息，在这里，一切都是典雅的、准确的。而在相差十二岁的两位女诗人之间，她们的相同之处是敏锐的感受力。“江源巷42号是个院子，藏在小巷的深处……我们家住在二环路东一段，门口的路上有夹竹桃花。我喜欢红的，也喜欢白的。”这是马雁在2004年写成的几篇动人散文之一，追忆自己的童年生活，寥寥几句勾勒出清晰的景象。“当空气里开始流散油盐酱醋的味道，你便和伙伴暂时分别，从蝉鸣放浪的老林子，从种满金边龙舌兰的干休所回家去。回家的路上你要经过大院北边的居民区，发现香樟树叶层层掩映下泄漏出一道暗淡的白光……”这一句则来自李琬的幼时回忆，它仿佛能和马雁的上一条引文联接起来，合成另一篇更阔大的文章。诗人们的童年总有共通之处。“永远是缺口，永远带着一种被想象的痕迹，这就是家宅最原始的面容。”也许自年幼时开始，李琬就知道什么是想象，也知道什么是缺口。这种恍然若失的感觉，却又融入了华美而紧实的文字织锦，密不透风。在一篇又一篇的纸页翻过去之后，一种古老的忧愁好像还是如约而至地升起了。作为一位“旅行者”，李琬不仅是从空间中回来，她同样是从时间中回来。仿佛武汉不再是她的家乡，北京并不是她所生活的城市，一系列行旅之地也并不真实。只有作者仍然还是一个年轻的诗人，也许，她所写就的仍然是自己的“早期风格”。“无论我旅行到哪里，希腊都使我痛苦”，“我喜爱过的月明之夜是很少的”，我不禁想起自己喜欢的希腊诗人塞弗里斯的诗句。也许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可供言说的经验之谈也总是很少的。李琬的写作，使我重新验证了自己所接受的文学教育。正如她引用的那句阿伦特的话，“人生是这样一种故事：我们既是其行动者，又是其遭受者，但没有人是故事的作者。”
我接着读到李琬说，“文字渐渐变成了我们的家宅。只要把过去那些珍重又珍重的旧书、摘录和笔记再拿出来读一晚上，我们就算是再次回了家。”又读到，“可是我常常感到，在世上某处，我拥有着我的一间屋。它也许不在别处，也不在此处。”而最后，我要引用李琬的诗，来作为这篇短文的结语
“无论在哪里，或如何迁移，/你都携带着它，比财产更持久的/四十平米的沙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