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凌晨，范纪曼深知自己在劫难逃，便匆匆穿好衣服，闹出一阵动静，引起门外看守的注意，接着就捂着自己的肚子嗷嗷直叫。他告诉看守班长徐步青，自己胃病犯了，请求他给弄点热水来吃药。等到徐步青走出去，他一溜烟就翻墙逃跑了。范纪曼为何会有这样的举动？他为何又被囚禁起来？
当天凌晨，等到看守的人刚走，范纪曼就拿出洗脸架，搭在篱笆墙边，虽然第一次翻墙失败，自己摔下来脸被地上的铁钉碎石刺的血肉模糊，可他仍然不甘心，于是再次爬上洗脸架子，翻过了篱笆墙，消失在了夜色中。
等到看守人员发现范纪曼时，人早已不见踪影，后来徐步清立即向上级报告，一群人在晨光熹微的街上四处寻找范纪曼，以为范纪曼会逃回家中，可是经过一番搜捕，仍然不见她的踪影。就这样，范纪曼逃出了生天。
1906年，范纪曼出生于四川省一个县城，如今该地已经归为重庆市所管，即今天的梁平区。他本名叫做范贤才，1925年，年仅19岁的他前往武汉读书，后来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由于根正苗红，在成为共青团员后，他于1926年成为我党的一名党员。
其实范纪曼虽说是一个青年学子，可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他的内心热血沸腾，希望自己能够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在北伐战争爆发后，他成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一名排长，在战场上他毫无畏惧，屡次负伤。
每次负伤后，还没等到伤口痊愈，他又紧锣密鼓地投身到另一个战场上。在党的庇佑下，范纪曼有序地开展着一系列的革命工作。1929年，他更是奉上级的命令，回到四川老家，前往当地的学校组织学生运动。
同年秋天，他又辗转到上海担任交通联络员，只要哪里有需要，他就尽情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党的事业上，他无畏艰险，始终告诫自己要做得更好。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0年他被叛徒出卖，被敌方抓捕入狱。敌人试图从他的口中探得一些机密，可他整整守口如瓶三个多月，始终不肯暴露一丝一毫的情报。后来在同志们的营救下，他逃离了敌人的魔爪。这也是他第一次被捕入狱，此后范纪曼还多次入狱，好在都被他逃脱了。
由于一系列特殊原因，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虽然自己曾经被人出卖过，可是范纪曼的内心始终向着党，为了能够找到党组织，他决心赶往北平，在他的一个女同学薛迅的帮助下，终于和组织汇合。
由于这几年敌方强势攻击，党组织被破坏得很严重，而且组织也常常会更换战地，所以对于范纪曼在上海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无从了解，所以就需要等到上海那边核实他的信息之后，才能在这边进行地下工作。
虽说范纪曼在组织上的身份不详，可是北平大学这边的党组织仍然同意了他参与我党的一些活动。范纪曼不仅在武艺上了得，在文学方面更是有一番本领，他不仅考入了北平大学，还出版了许多诗歌集，写了许多戏剧。
一天，范纪曼的老乡曹策，托人递来消息，告诉范纪曼自己被军阀逮捕了，希望范进卖能够到北平的胡同监狱营救他。曹策是谁？他是当时我党在天津的一名干部，而且在党组织里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更何况还是自己的老乡，所以范纪曼决定不惜代价拯救曹策。
由于范纪曼当时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读过书，所以他通过各种手段联系上陈恭澎，作为国民党的秘密刊物负责人，他的影响力也是颇高的。范纪曼向陈恭澎称曹策是自己的亲戚，希望陈恭澎能够营救曹策。
虽然陈恭澎答应了，可他却始终没有行动，这让范纪曼非常的慌。于是又多次前往拜访陈恭澎，陈恭澎告诉范纪曼，要想营救曹策，就必须得帮自己一个忙。
陈恭澎拿出来一些外文资料，希望范纪曼帮他把这些资料翻译出来，由于范纪曼精通英日德各种语言，所以翻译这事对于范纪曼而言只是小菜一碟，于是他当即就答应了陈恭澎的要求。
结果范纪曼看到这些美国公使的外文资料后，发现了一件非常惊人的事。资料里面记录的是日本与国民党之间的外交情报，作为我党的一名工作人员，自然也会将这些翻译过来的东西记录在脑海里，他一边将这些翻译好的材料交给陈恭澎，一边又将自己探听到的机密情报交给我党的地下情报员。
通过几次操作后，范纪曼救出了曹策。然而在半年后，范纪曼被当时传送军事外交情报的地下党员出卖了，并且还将范纪曼当时翻译国民党外交情报留备份之事告诉给陈恭澎，因此范纪曼二次入狱。后来在他女友的周旋下，他才得以保释。
经历过两次被叛徒出卖，范纪曼始终相信党的事业，于是一边在北平学习，一边找机会参加有关外交或者军事的招待会。后来，范纪曼的能力受到了刘逸樵的赏识，他请范纪曼帮他翻译日文资料，并且还专门给他伪造了一个身份，让他在工作室里以美国记者的身份开展地下活动。
1935年，范纪曼成为军统在北平站的代站长，同年六月份，范纪曼发现日本驻扎在华北的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要来北平，同时范纪曼也发现了其中的端倪，于是就将此事件告诉给了刘逸樵。
果然如范纪曼地猜测一样，梅津美治郎到华北来的目的不单纯，他与当时华北军分会的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签署了协议，使得我国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丧失，为了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抗日，国共两党宣布停止内战。
后来范纪曼又回到了上海，此时上海因为紧张的战局即将沦陷，他将女友送离上海后，改名换姓，以江汰洁的身份在北平担任教师，他多次冒死传递重要的情报，将日军的计谋扼杀在摇篮之中。
1941年，在紧张的局势下，上海人人自危。而范纪曼始终打着妇女用品店的幌子，向我党传递情报。一天，刘逸樵匆匆来到范纪曼的店铺，告诉他日军的举动。当时为了阻止地下党员传递信息，日军将要到法租界查抄一座秘密电台，如果这座电台被查抄，就无法与延安及时联系。
就在日军准备破门而入时，范纪曼马不停蹄地赶到法租界，并且将电台放入到麻袋中，当着日本巡捕的面，将电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为了寻找到一个新的安置地，范纪曼多番辗转，决定在静安寺租下一个店铺，以开文具店为幌子，将电台暗藏在地洞中，继续与党中央联系。
1941年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国内的局势更加的紧张，范纪曼为了躲避日军，带着家人逃往了法租界，早已顾不得被安置在静安寺的电台。后来日军占领了电台所在地，范纪曼要想再像之前那样将电台转移，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顺利地将电台转移，范纪曼决定将电台拆分开来，与同伴分别携带。由于当地的交通管制非常严格，时不时都有日军检查来往的行人和车辆，虽然内心非常紧张，可表面仍要故作镇定，还好电台被安全的运回他在法租界的家中。
后来他还四处奔走，专门租了一间房子安置电台，以便于将上海的消息传递到延安。1943年，范纪曼开了一家书店，以便于继续收集情报，当时陈恭澎前来找范纪曼，希望他能够将手中收集来的日伪情报给国民党，并且为国民党卖命。
范纪曼听到这里，心中涌上一计，他一面假意听从陈恭澎的建议，一面就把这一消息传递给上级，与此同时也将国民党的一些重要情报也传递给我党。
天有不测风云，当时一名电台的工作人员被日军抓捕，同时也供出了范纪曼。后来还是在陈恭澎的保释下，范纪曼才得以出狱。1945年，虽然日军已经投降，可是与国民党之间的战争还未停止，当时我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被看押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当务之急是要营救这两大重要人物，这一任务就落到了范纪曼的头上。
后来他找到了自己昔日的同学李时雨，当时的李时雨是国民党的一名干部，后来在李时雨的帮助下，范纪曼进入到监狱里，由于当时其中一人被日本人带走了，他只好将监狱里剩下的另一人就出去。
1946年，范纪曼接到上级的命令，希望他能够进入到国民党内部，从而获取机密情报。于是范纪曼就从陈恭澎入手，可是陈恭澎虽然是在国民党，但是他的手中没有实权，于是就在同为我党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人员张子羽的推荐下，范纪曼改名为范行，并且进入到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由于精通外语，范纪曼得到了国民党上级的重视，后来一直给我党提供重要情报。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老蒋携带大量黄金想要出逃台湾，而这一消息也是由范纪曼传递给我党的。然而不幸的是，范纪曼再次被叛徒出卖，最后被国民党怀疑。当时范纪曼为了脱罪，告诉保密局的人，毛人凤、戴笠这些人都信他。所以引得这些看守的虾兵蟹将也都只能够以礼相待他。
后来范纪曼被关押了数月，好在他最后翻墙翻篱笆逃出来了，也终于迎来了上海的解放。1984年，范纪曼终于恢复了自己的党籍，也算是完成了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在战火纷飞的时期，范纪曼及其家人都为我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后，范纪曼前辈也受到了国家的表彰，1990年，在上海安详的离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