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丕扬是明朝时期的一名官员，六十二岁的时候，担任了吏部尚书一职。这个职位主要的任务就是帮助皇帝选拔人才，并把这些人才都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去。因为，明朝官职制度的特殊性，明朝是没有宰相的，作为六部之首的孙丕扬，就是当时最大的官。
据史料记载，孙丕扬是一个非常廉洁奉公的人，但是，可笑的是，孙丕扬在座上吏部尚书之位后，却创建了“掣签法”，来选拔明朝的官员。在这样的规则之下，要想得到某个职位，不是看才能，也不是看资格，而是凭手气。
这真让人感到意外，一个聪敏又拥有正面形象的大臣，居然，会把选拔人才这样的大事当做儿戏，真是有些荒唐。
都知道，朝廷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不仅要择优录取，还要看这个人的长处是什么。只有这样，才能把合适的人才，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去，但是，孙丕扬的这种做法，把朝廷正常选拔人才的制度都给打乱了。孙丕扬的做法，引起了当朝许多人的批判，比如于慎行。
他在《谷山笔尘》卷五中，这样批评孙丕扬：
人的才能有长有短，各有所宜；资格有高有下，各有所便；地方事务有繁有简，各有所合；上任的路途有远有近，各有所准。而这一切差别都付之竹签，难道遮上了镜子还能照见面貌，折断了秤杆还可以称出分量么？
除此之外，于慎行还考虑到了任职官员的路途问题。在古代，各地交通都不是很发达，官员如果要去外地上任的话，就需要很多的路费。但是，刚上任的官员，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路费呢？这也致使许多新上任的官员都会去借钱。
而在官员工资不高的情况下，新上任的官员在面对还债压力的同时，就会产生贪污的现象。更甚者，抽签的结果具有随机性，很可能选中的官员，对当地的情况并不是很熟悉，甚至，还会有语言不通的现象。这般复杂的情况，让新官员怎么去治理呢？
就连明朝的大学者顾炎武，都对孙丕扬的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指责。他认为：孙丕扬是为了把自己置身事外，从来都没有考虑到国家的利益。用这样的方法选拔出来的人才，因为，人地不相宜，而导致当地吏治变坏，官逼民反，刀兵相见。
那么，孙丕扬的抽签法既然很不实用，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据《明史》记载：孙丕扬谁都不怕，却只怕太监。
朝廷上谁都知道他为官清廉，都不敢走他的后门，但是，那些宦官却敢。许多宦官得知孙丕扬可以给人安排官职之后，就缠着孙丕扬给自己安排。对于这些宦官，孙丕扬不敢得罪，又不敢不帮忙，所以，他只能想出这么一个馊主意，来堵塞宦官走捷径的路，这也算是用心良苦了。
在朱元璋统治期间，他特别害怕相权独大，而影响皇帝揽权。所以，他就在《皇明祖训》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后代有敢建议立宰相者，灭九族。这样看来，孙丕扬只需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必受到区区宦官的影响，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明朝在废除宰相之后，皇帝就要亲自处理很多的事情，还不能让人代劳。作为一朝的皇帝，作为一个高层的管理者，皇帝要做到面面俱到，是非常困难的。皇帝从小就生活在宫之中，对一些实际情况并不是很了解，所以，他就需要一个协助他的得力助手。
皇帝每次在批阅奏折的时候，都需要一批人先审阅一遍，然后，替皇帝草拟一个意见，叫做“拟票”。之后，再送回到皇帝的手中，皇帝同意了，朱批之后就可以下发了。在这过程中，皇帝则需要一个一个的亲自审阅。
如果，皇帝懈怠，那批阅奏折的权力就会落到他人手中，比如：正德皇帝，因为自己的贪玩，就把审阅奏折的事，交了身边的宦官，使得当朝首辅都看不出真假。就在这一过程中，导致一部分行政权力的中心开始转移了。
即使明朝有辅佐皇帝的内阁，内阁中有内阁大臣的严格把关，大权也旁落到了宦官的手中。所以，对于宦官，孙丕扬怎么能不害怕呢？
在《日知录》中，顾炎武讨论了论资排辈的源头，认为：它与抽签制度是一样的，都是靠运气来选择人才，舍弃了按照才能来选拔人才的原则。并且，为了显示这项制度的“优越”性，还配合着资格和年头，两种先决条件来选拔。
鉴于此状，崔亮只得上书请示，按照任职年限来选拔人才。
虽然，这个办法在当时很多人都不以为然，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保全自己的好方法。而且，上行下效，朝廷这样做，下面的人也自然这样做了。久而久之，论资排辈就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直到现在，在选拔人才的时候，都会受到论资排辈的影响。
这种阻碍公平的法则，成为了选拔人才公正与否的中间地带，就此，催生了很多腐败之事。即使这种法则，在现在已经被世人所接受，但是，由于它选出来的人才良莠不齐，甚至，无法担负重任。所以，在资本运行、优胜劣汰的社会里，终究会被时间所淘汰。
参考资料：
【《明史》、《谷山笔尘》、《皇明祖训》、《日知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