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丕揚是明朝時期的一名官員，六十二歲的時候，擔任了吏部尚書一職。這個職位主要的任務就是幫助皇帝選拔人才，并把這些人才都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去。因為，明朝官職制度的特殊性，明朝是沒有宰相的，作為六部之首的孫丕揚，就是當時最大的官。
據史料記載，孫丕揚是一個非常廉潔奉公的人，但是，可笑的是，孫丕揚在座上吏部尚書之位後，卻建立了“掣簽法”，來選拔明朝的官員。在這樣的規則之下，要想得到某個職位，不是看才能，也不是看資格，而是憑手氣。
這真讓人感到意外，一個聰敏又擁有正面形象的大臣，居然，會把選拔人才這樣的大事當做兒戲，真是有些荒唐。
都知道，朝廷在選拔人才的時候，不僅要擇優錄取，還要看這個人的長處是什麼。隻有這樣，才能把合适的人才，安排到合适的崗位上去，但是，孫丕揚的這種做法，把朝廷正常選拔人才的制度都給打亂了。孫丕揚的做法，引起了當朝許多人的批判，比如于慎行。
他在《谷山筆塵》卷五中，這樣批評孫丕揚：
人的才能有長有短，各有所宜；資格有高有下，各有所便；地方事務有繁有簡，各有所合；上任的路途有遠有近，各有所準。而這一切差别都付之竹簽，難道遮上了鏡子還能照見面貌，折斷了秤杆還可以稱出分量麼？
除此之外，于慎行還考慮到了任職官員的路途問題。在古代，各地交通都不是很發達，官員如果要去外地上任的話，就需要很多的路費。但是，剛上任的官員，又怎麼會有那麼多的路費呢？這也緻使許多新上任的官員都會去借錢。
而在官員工資不高的情況下，新上任的官員在面對還債壓力的同時，就會産生A錢的現象。更甚者，抽簽的結果具有随機性，很可能選中的官員，對當地的情況并不是很熟悉，甚至，還會有語言不通的現象。這般複雜的情況，讓新官員怎麼去治理呢？
就連明朝的大學者顧炎武，都對孫丕揚的做法進行了尖銳的指責。他認為：孫丕揚是為了把自己置身事外，從來都沒有考慮到國家的利益。用這樣的方法選拔出來的人才，因為，人地不相宜，而導緻當地吏治變壞，官逼民反，刀兵相見。
那麼，孫丕揚的抽簽法既然很不實用，他又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據《明史》記載：孫丕揚誰都不怕，卻隻怕太監。
朝廷上誰都知道他為官清廉，都不敢走他的後門，但是，那些宦官卻敢。許多宦官得知孫丕揚可以給人安排官職之後，就纏着孫丕揚給自己安排。對于這些宦官，孫丕揚不敢得罪，又不敢不幫忙，是以，他隻能想出這麼一個馊主意，來堵塞宦官走捷徑的路，這也算是用心良苦了。
在朱元璋統治期間，他特别害怕相權獨大，而影響皇帝攬權。是以，他就在《皇明祖訓》中寫下這樣一段話：後代有敢建議立宰相者，滅九族。這樣看來，孫丕揚隻需直接對皇帝負責，不必受到區區宦官的影響，但是，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
明朝在廢除宰相之後，皇帝就要親自處理很多的事情，還不能讓人代勞。作為一朝的皇帝，作為一個高層的管理者，皇帝要做到面面俱到，是非常困難的。皇帝從小就生活在宮之中，對一些實際情況并不是很了解，是以，他就需要一個協助他的得力助手。
皇帝每次在批閱奏折的時候，都需要一批人先審閱一遍，然後，替皇帝草拟一個意見，叫做“拟票”。之後，再送回到皇帝的手中，皇帝同意了，朱批之後就可以下發了。在這過程中，皇帝則需要一個一個的親自審閱。
如果，皇帝懈怠，那批閱奏折的權力就會落到他人手中，比如：正德皇帝，因為自己的貪玩，就把審閱奏折的事，交了身邊的宦官，使得當朝首輔都看不出真假。就在這一過程中，導緻一部分行政權力的中心開始轉移了。
即使明朝有輔佐皇帝的内閣，内閣中有内閣大臣的嚴格把關，大權也旁落到了宦官的手中。是以，對于宦官，孫丕揚怎麼能不害怕呢？
在《日知錄》中，顧炎武讨論了論資排輩的源頭，認為：它與抽簽制度是一樣的，都是靠運氣來選擇人才，舍棄了按照才能來選拔人才的原則。并且，為了顯示這項制度的“優越”性，還配合着資格和年頭，兩種先決條件來選拔。
鑒于此狀，崔亮隻得上書請示，按照任職年限來選拔人才。
雖然，這個辦法在當時很多人都不以為然，但是，它确實是一個保全自己的好方法。而且，上行下效，朝廷這樣做，下面的人也自然這樣做了。久而久之，論資排輩就成為了一種約定俗成的習慣。直到現在，在選拔人才的時候，都會受到論資排輩的影響。
這種阻礙公平的法則，成為了選拔人才公正與否的中間地帶，就此，催生了很多腐敗之事。即使這種法則，在現在已經被世人所接受，但是，由于它選出來的人才良莠不齊，甚至，無法擔負重任。是以，在資本運作、優勝劣汰的社會裡，終究會被時間所淘汰。
參考資料：
【《明史》、《谷山筆塵》、《皇明祖訓》、《日知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