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中，带领新四军第1纵队突围的四位领导分别是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副司令员赵凌波，参谋长赵希仲，政治部主任是江渭清。在突围过程中，赵凌波和赵希仲被俘后叛变。
在叶挺被扣，项英、周子昆被杀，袁国平牺牲，其他两个纵队的领导要么牺牲，要么被俘的情况下，傅秋涛是突围出来的皖南新四军最高级别领导。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在傅秋涛和江渭清率领下第1纵队突围出来300多人中，团营连领导最多，建制也最全，从而为革命保留了珍贵的火种。
他们在如此残酷的战场环境中之所以能够突围成功，除了得益于两人正确的指挥和战士们的英勇，以及当地百姓的大力支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你可能想象不到，那就是与军部失去了联系。有人说，战场上与上级失去联络不是兵家之大忌吗？是的，没错！那是在通常情况下，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失去联络反而救了他们。
战争就是这么充满不确定性，不信，我们往下看。
1938年6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1团团长傅秋涛，率第1支队从皖南向苏南地区挺进，开辟了茅山敌后抗日根据地。
进入苏南之后，第1支队积极对敌作战，取得了骄人的战果，部队也发展迅速。仅第1团在4 个月内就对敌作战达30次之多，部队也从原来的不足1000人发展到近2000人，淘汰了长矛、大刀，步枪全都换成了“中正式”，每个连还至少配有3挺机枪，团里还组建了1个重机枪连。
新四军时的傅秋涛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把对国民党的政策由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主调整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蒋介石随之起舞，开始加紧了对共产党的摩擦，并把此作为对日妥协的筹码。
在这种背景下，为加强皖南新四军力量，新四军军部命令傅秋涛率第1支队第1团回到皖南，归军部直接指挥。
第1团回到皖南之后，在傅秋涛的率领下，曾在1939年配合第3支队保卫繁昌的战斗中取得“五战五捷”的胜利。1940年又两次粉碎日军对皖南的大“扫荡”，毙伤日伪军2000余人，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第1团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扩编为老1团和新1团。
1939年4月到1940年3月，国民党的反动行为逐渐进入高潮，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博山、深县、平江、确山等四起大的惨案，疯狂地袭击和屠杀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伤员及家属。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强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一个月后，由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以八路军、新四军首长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出“佳电”，批驳何、白“皓电”对中共武装的污蔑。但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同时也宣布长江以南新四军撤到江北。
皖南事变前的皖南新四军
皖南新四军当时设想的撤退方案有三个。第一个是直接北上，从铜陵、繁昌渡过长江，这是国民党给指定的撤退路线，当然国民党也把这一路线通报了日军，日军做了堵截的准备；第二个是先东进到苏南再北上，这一条路途较远，需要长距离穿过国民党统治区，有一定风险；第三个就是先南下，再东进，尔后北上。国民党最为敏感的就是南下，已经把七个师呈口袋形围在南边，摆好了把新四军往江北赶的阵势，如果南下就正好钻入敌顽的口袋。
皖南事变作战经过图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最终新四军军部做出的决策恰恰是国民党最为敏感的南下，悲剧随之开始。
1941年1月4日晚10点左右，新四军全军三路纵队冒雨由泾县云岭地区南下，计划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郎溪到溧阳后，从镇江渡江北上。
出发前，军部将部队秘密集中于云岭附近地区进行战斗编组，除军直属队及教导总队1000多人外，其余战斗部队6个团分编成3路纵队。老1团、新1团和特务营编为第1纵队为左路，傅秋涛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赵凌波任副司令员，赵希仲任参谋长，江渭清任政治部主任。
江渭清
傅秋涛率第1纵队在6日上午，与国民党顽军在丕岭脚下的纸棚村接触并打响皖南事变的第一枪。当天下午，军部在茂林南面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第1纵队傅秋涛和江渭清参会。会议决定以1纵出球岭，2纵出丕岭、薄岭；3纵出高岭。3路纵队于7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潭。攻占星潭后再经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迂回苏南。会后，傅秋涛和江渭清立即赶回部队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军部潘村会议精神，会后傅秋涛命令老1团第3营为纵队前卫营。
7日拂晓，国共双方军队开始大规模战斗。前卫营经过激战，冲破顽军第52师的拦阻，占领球岭，并向东往榔桥河地区行进。老1团第1营和第2营与顽军第52师155团展开激战。新1团沿廊桥至白桦公路两侧展开，攻占太山头。但在纵队横渡徽河时部队遭敌118团阻击，部队被敌截成两段，未能渡河的后续部队被迫掉头向北突围，最终由铜陵渡江到达无为地区。
此战中，1纵参谋长赵希仲被敌108师俘获。
此时已经过了徽河的傅秋涛，率领已渡河部队按原计划继续前进。到7日晚，老1团团长熊应堂率所部攻占了与星潭仅一水之隔的举山。自此，第1纵队一部兵力完成了会攻星潭前的部署（据2纵新3团政治处主任阙中一回忆：实际上当时新3团1营也已经靠近星潭）。正当傅秋涛焦急地等待其他两个纵队一到会攻星潭时，突然接到军部命令，要求各纵队回撤，改道太平向西进入黄山地区再待机转移。1纵只好服从军令掉头又冲入敌人包围圈，结果不仅没能与军部及2、3纵队联系上，自己反而再次陷入顽军的重重包围。
项英
原来，7日下午至晚上，项英在百户坑主持召开由军部领导和各纵队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傅秋涛派副司令赵凌波参会。在打不打星潭以及下一步究竟采取何种方案的具体战术问题上，从下午3时断断续续一直讨论到夜间10时，整整7个小时反复讨论，叶挺提出继续会攻星潭的方案得不到认可，而会议又举棋不定。
后来的事实证明，叶挺提出的方案是正确的。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向东坚决地从星潭及榔桥河地区冲出一个缺口，撕破敌顽的包围圈向东突围，皖南危局尚可有一线转圜之机。
这一点可以从国民党52师师长刘秉哲战后的战斗详报中得到证实。他说：“战至7日19时榔桥河为敌我两方必争之据点，敌如占领榔桥河，可掩护其主力东窜，更无法收拾，我如先敌占领，则敌走投无路，实为歼敌致胜之主因。所以师命令156团不顾疲劳，迅速赶往。晚7时30分，156团占领该桥。”
敌之所必守，我之所必攻争。敌人已经于晚7时30分占领榔桥河，这边到晚10时还在决定要不要打。
百户坑会议最终的决定是残酷的：军部与第2纵队由高岭以南的园岭翻出，在敌79师和40师结合部冲出后与第3纵队特务团会合，然后向西转至太平、洋溪问丘陵地带。其余各纵队后续跟进。这是突围过程中第一次集体改变突围方向，由向东改为向西南。
叶挺
这一失误也可以从国民党144师师长唐明昭战后详报中得到证实，唐师长在总结新四军弱点时，第一条就是“决心不坚定”，大意解释为：新四军开始向东突围，又转而向西，结果被围于山谷。唐还说，与其退而灭亡，不如趁粮弹充足，士气正旺时一鼓作气集中兵力击破一点冲出去。
百户坑会议结束后叶挺命令1纵副司令员赵凌波，带一个排去磅山一带与第1纵队取得联系后，组织1纵随主力后跟进。
7日深夜，军部及2纵为避免与当面的敌40师接触，冒雨掉头重新翻越丕岭再转向高岭，然而在向高岭行进的叉路口因向导带错路误走濂岭，不得已进至里潭仓。8日下午4点半，项英在里潭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会上，从高岭前线考察回来的叶挺介绍了部队被包围的状况。在项英主持下，会议决定马上集合部队，以新、老3团为前卫，第5团为后卫，连夜出发，抢先于敌，打开通道，回头从高坦，茂林方向突围，由铜陵、繁昌之间北渡长江。这是第二次改变突围方向，又由西南改向西北。
但是这一决定根本无法实施，此时各纵队已经被敌打散分别围困，自顾不暇，部队根本收拢不起来。
开国上将傅秋涛
由于东侧的球岭被顽军第52师占领，1纵主力被阻隔在球岭以东，参加百户坑会议返回的1纵副司令员赵凌波无法与主力取得联系，只收拢到新1团2营第7连，于9日下午带队来到军部临时指挥所。叶挺见状命他重新去追寻1纵，以策应军部突围，结果赵凌波于10日12时在榜山北麓被敌52师155团2营俘获。
据1纵司令部机要员张祖池回忆：8日至9日上午，1纵电台多次与军部联系，均无反应，直到9日中午才收到军部回电。军部命令1纵牵制敌军，掩护随2纵行动的军部和3纵顺利突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独立自主到达苏南。
当晚，傅秋涛在榔桥河边的小茅棚里召开干部会议，研究下步行动方案。由于纵队面对敌40、52、108师的轮番攻击，伤亡很大。遂决定：新1团团长张铚秀率部殿后坚守磅山，一方面完成军部赋予的牵制任务，一方面掩护纵队部和老1团连夜突围。同时明确，各部队在情况紧急时可分散突围，能冲出去多少是多少。
依靠新1团拼死掩护，第1纵队数百人在傅秋涛、江渭清等率领下，于9日晚、10日晨先后冲过榔桥，到达泾县、宁国、旌德交界的山区老虎坪一带。
由于在榔桥突围时电台没有跟上纵队部，1纵从此与军部失去联络。这也让1纵因祸得福，游离于军部摇摆不定的指挥决策之外了。
而新1团全团和老1团部分干部、战士在突围时则被强敌阻断，未能跟进突围，也从此与纵队部失去联系。张铚秀率剩余部队打回球岭，又被顽52师打散。最后张铚秀率领一部分队伍经铜陵、繁昌过江到无为；余部则到达石井坑一带与2纵会合，编为新编营，参加了后来的石井坑守备战和分散突围战斗。
在突围中，傅秋涛一面派人外出侦察路线，一面派人四处收集冲散的突围人员，陆续聚集到500多人，其中老1团连、营以上干部基本健全。傅秋涛和江渭清将部队缩编成1个步兵连、1由干部组成的短枪队和1个警卫班，为继续突围作准备。此后部队又遭遇顽军几次围攻，减员200多人。
为了缩小目标，冲破重兵包围，傅秋涛将300多人的队伍化整为零，分别组成几十人的小部队向苏南方向独立行动。为便于轻装突围，傅秋涛夫妇细心安置了伤员，还忍痛将刚满一岁的女儿“国美”交给当地一位姓胡的老乡抚养，直到全国解放后，长大了的姑娘才回到父母身边。
傅秋涛一行十余人经过化装，有的装作老百姓，有的装作国民党52师的便衣，在沿途人民群众的掩护下，夜行晓宿，风雨兼程。于2月10日终于抵达在苏南敌后游击的新四军第16旅罗忠毅、廖海涛部。2月下旬，傅秋涛等在谭震林部新四军第6师驻地，同江渭清等人会合。
据统计，第1纵队突围出来的中高级干部是3个纵队中最多的，除傅秋涛、江渭清外，还有：1纵副参谋长吴詠湘；老1团团长熊应棠、团政委肖锡辉、政治处主任汪克明、政治处副主任黄吉明、团副参谋长刘世湘，团特派员张志勇、老1团1营营长邹耀堂、1营副营长张安国、2营营长汪其祥、3营副营长韩石生；新1团团长张铚秀、团政委丁麟章、代参谋长王得胜、政治处主任李彬山、政治处副主任徐志明、团特派员温华桂、新1团1营营长李元、2营营长丁桂山、3营营长郑贵卿、3营副营长张志辉；1纵特务营营长饶惠潭、特务营副营长陈棣华。
1纵突围是最成功的，但是1纵被俘的两名高级干部也是比较“扎眼”的。赵凌波和赵希仲被捕后，相继叛变，他们俩也成了新四军被俘人员叛变的最高级别领导。
赵凌波原是国民党军一名尉官，被红军俘虏后参加红军。皖南事变被俘后他宣称：“我早就想脱离中共而没有机会”。他还按敌人意图，编造新四军首先向国民党军队开火的谎言，并引诱参谋长赵希仲与其一起叛变。他们两人和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刘厚总先后在报上刊登“悔过”文章，卖身求荣，充当了可耻的叛徒。1942年5月，赵凌波被新四军第7师俘获，在押解途中逃跑时被击毙。
赵希仲叛变后在上饶集中营担任中校军事教官，负责对新四军被俘人员的教育感化。1942年5月，因日军逼近江西，国民党将上饶集中营的战俘向福建北部转移。在转移过程中，赵希仲趁乱逃离。后又被日军抓获，日本投降后获释。1946年初回到原籍陕西长安县。解放后，在别人介绍下重新参加革命，后任甘肃兰州西北新华公司副总经理。在建国初期的肃反运动中暴露，被撤销职务，于1968年跳河自杀。
几十年后，傅秋涛在与家人回忆这段突围经历时，曾动情地讲：皖南事变突围战斗中，电台没了，又离开了军部，当时的心情就像没娘的孩子，孤独极了！一股脑儿想的是，赶快突围去苏南找党，找陈毅去……
傅秋涛说的当然是内心话。但客观来看，而恰恰是因为战场联络中断，使他处于犹豫不定、时东时西、时南时北的不利指挥之外，才能让他在廊桥河边的小茅棚里，召开干部会议时于乱局、困局、危局中定下坚定正确的决心，确保他和一批高级干部冲了出来。
历史往往就是这么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