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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特赦后的杨伯涛到雨花台参观,看到一个人名顿时紧张起来

1964年3月,首批特赦的原国民党“黄维兵团”第十八军中将军长杨伯涛,在中央统战部的安排下来到南京参观。

1964年,特赦后的杨伯涛到雨花台参观,看到一个人名顿时紧张起来

老年杨伯涛

3月15日是他们在南京参观的最后一天,在江苏省委的安排下,他们来到了雨花台烈士陵园。在烈士纪念祠中,当杨伯涛猝然发现谢士炎烈士的遗像时,他的心感到一阵紧张突突地跳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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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士炎

他呆呆地立在遗像前,注目凝视,又发现遗像下还有烈士亲笔写的一首七言绝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况复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

对于杨伯涛来说,谢士炎的音容笑貌和书法上的笔锋,他最熟悉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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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士炎遗书

原来,谢士炎和杨伯涛在1934年就是陆军大学第十四期同学,因为当时陆军大学只招收校尉级军官,所以学员年龄普遍偏大。而谢士炎和杨伯涛那时都是二十六七岁,由于年龄相仿,所以经常学在一起,玩在一起。课堂上揪住具体问题经常争论得面红耳赤,训练场上也是谁也不让谁,策马扬鞭,竞相驰骋。他们被同学们称为“少壮派”。

临毕业,他们还结为了金兰之好,相约互相扶持。

一别数十年,昔日的同学、战友、拜把兄弟今天突然以这样的方式与自己相见,让杨伯涛心潮澎湃,不能自已,睹物伤人,不禁潸然泪下……

看到此处,我们不禁要问,谢士炎作为国民党陆军大学的高材生,怎么成了共产党的烈士了呢?

我们还是从两人自陆军大学毕业后开始说起吧。

杨伯涛是湖南芷江人,1909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16岁的他辍学参军,当了国民革命军王天培第十军军官教导团的一名学兵,宁汉分裂后他改投程潜第六军军官教导团,毕业后在第十九师当排长。后来因程潜被李宗仁扣押,第六军解体,杨伯涛随部队编入湖南省主席鲁涤平的第二军。

1928年,杨伯涛从第二军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也就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步兵科。第二年冬,因各路军阀仍在你争我夺,杨伯涛还未毕业就随武汉分校编为教导第三师,后教导第三师番号取消,改为陆军第十四师,杨伯涛在该师四十一旅八十四团九连任排长。

1931年春第十四师又被编入第十八军建制,从此,杨伯涛直至任第十八军军长从未脱离第十八军建制。

这个第十八军是陈诚从北伐时的第十一师起家,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后,陈诚因战功卓著,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并收编了第十四师,此后更是扩编为十几个师。第十一师和第十八军就成了陈诚派的老班底,被称为“土木系”,即土分解为十一,木分解为十八,第十八军的干部都被带上“土木系”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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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涛

杨伯涛当然也属正宗的“土木系”,1937年,他从陆军大学毕业后回到了第十八军,任长官司令部参谋处长。而谢士炎则被分配到顾祝同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当参谋,负责后勤工作。但他不甘心在司令部搞后勤,请求到前方一线部队带兵打仗,经顾祝同准许,派到第八十六军第十六师当团长。

谢士炎是湖南双峰人。1927年,15岁的谢士炎随在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任中将参谋长的伯父谢绍安来到南京,考入国民党工程兵学校,后来又考入陆军大学第十四期,和杨伯涛做了同学,两人的渊源也就此开始。

国民党陆军大学是当时全国军事最高学府,能够考入的都是军队中万里挑一的佼佼者。谢士炎天资聪明,性格果敢而坚强。军校生活使他养成了“忠君爱国”的思想,立志于“报效国家”。

1942年5月,日寇大举侵犯浙赣线,八十六师担负衢州城的守卫,谢士炎团担任城垣守备,日寇凭借其步炮空优势围城猛攻,狂轰滥炸。谢士炎带领全团沉着应战,拼死抵抗,歼灭日寇两千多人,并击毙了日寇一名旅团长。后因弹尽粮绝,后援不继而奉命突围,撤至后方整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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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八十六军由第三战区调至第六战区整编,由于兵员不足部队缩编,谢士炎所在团裁撤,谢本人暂离团长职位,听候分配。在得知谢士炎的情况后,时任陈诚第六战区长官部参谋处长兼一八五师副师长的杨伯涛向陈诚保荐,委任谢士炎为自己的副处长。

一年后,杨伯涛调任十八军十一师师长,这时陈诚已经到云南昆明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六战区司令长官由孙连仲升任,郭忏任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杨伯涛向郭忏极力保荐谢士炎补自己的缺,升任参谋处长。郭忏历来都是给陈诚管人事升迁调补,虽然十八军有用人唯才的传统,但也相当看重历史背景。

因谢士炎到六战区才一年,还没有经过深入考察,资历也嫌不够。郭忏问杨伯涛:“谢士炎是新来的人,不像你是在十八军长大的,是自己人。新来的人,可不可靠,没有经过考验,我没有把握,也不好向辞公(陈诚)那里交代。”

杨伯涛听了以后,很负责地对郭说:“谢士炎来我们这里时间是有点短,还没有什么表现,资历也太浅,一下子当战区参谋处长,参与几十万大军的运筹谋划,人家也不信服。但是谢士炎确是一个有才气的人,他能够胜任的。至于他能不能忠诚老实地工作,以我对他的了解,我认为是可靠的。他没有什么过硬的靠山,没有人给他以效力的机会。今天悔公(郭号悔吾)破格录用他,是他梦想不到的。他能在悔公左右办事,是他的幸运,一定万分感激,竭诚报效。”

在杨伯涛的力荐下,最终郭忏点头同意,升任谢士炎为第六战区少将参谋处长。

谢士炎在六战区任参谋处副处长这一年,尽管没有可圈可点的表现,但是他却因此结识了自己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陈融生。

陈融生时任六战区参谋处第二科参谋,严格来说两人是上下级关系,因工作原因经常发生接触。

陈融生是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的儿子,黄埔军校第十三期学生,毕业后又赴美国炮兵学校留学深造。因为他和蒋介石是同乡,其表兄又是蒋夫人宋美龄的副侍卫长,所以在宋美龄访美期间,他曾经担任过宋美龄的侍卫。

凭借着这种经历,再加上其父陈行和郭忏又是同乡好友,因此在他从美国学成归国后,陈行拜托郭忏为其子安排军职时,郭忏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后来,郭忏将陈融生安排在参谋处第二科任少校参谋,还当面关照时任参谋处长杨伯涛对陈融生给予照顾。

当时中美合作抗日,美国空军和中国空军混合组成的战斗机队进驻恩施,战区为了和美空军联系,因陈融生英语熟练,就派他联络,于是陈融生就成了参谋处第二科专职陆空联络的参谋,兼管战区外事工作。

只是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留学回国后的陈融生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一名地下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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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杨伯涛回忆:“因参谋处官佐食堂伙食不好,他(指陈融生)只在参谋处住宿,每天到附近中央银行办事处就餐。我当时把他看成纨绔子弟不加劝阻。谢士炎以副处长身份对陈融生颇为照顾,相处颇为密切。”

而陈融生在其回忆中也说:“在恩施,我在处理公务过程中发现了他(指谢士炎)的干练才能,看到了他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在相处中,了解了他的为人,对他很有好感,并在携手抗战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这个时候的两人互有好感,惺惺相惜。在这个过程中,陈融生试探性地向谢士炎推荐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著作,还有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的作品。

谢士炎尽管对陈融生的这种推荐颇为疑惑,但他却欣然笑纳,在品读这些进步书籍时汲取了营养,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

后来,谢士炎在恩施经历了两件事,使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也让他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大为失望,对当时的官场生活开始厌恶和不满。

第一件事。当时日军妄图打通大陆至东南亚交通线,对国民党战场加紧猛攻,造成中国战事严重失利,当时几乎一天失陷一个县城。日寇长驱直入,国民党军节节溃退。不久日军侵入独山,恩施大为震动。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出席会议的有郭忏、张知行、卢济时(情报处长)、苏时(作战处长)、蒋中光、谢士炎和陈融生。会上,卢济时报告了日军进攻情况,分析了第六战区兵力装备现状,认为无法抵御日寇入侵。这批平时神气活现的将官们,如今在这紧急关头竟然低头不语,一筹莫展。

孙连仲也只能长叹一声,颓然坐着,然后断断续续地说,他只能指挥三十军和三十二军,无法与日军会战。最后还流露出欲拉出队伍占山落草的思想。这对竭力主张奋勇抗击侵略的谢士炎来说,无疑是泼了一盆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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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连仲

第二件事。一天晚上,恩施机场招待所主任涂延熙(湖北汉川人),邀请国民党第五师师长的夫人陈氏和恩施名流夏德贞女士到他家打桥牌,由他和他的妻子作陪,暗中又与美国兵相约作恶。当四人正在玩牌中间,一群美国兵突然闯入,涂与其妻立即退避,致使陈氏和夏氏两位善良妇女惨遭蹂躏,而至重病加身。

谢士炎闻知此事,愤懑异常,斥涂延熙为不知羞耻、没有底线民族败类。他还暗中问陈融生,有没有办法组织力量干掉这个涂延熙。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党政府要员顿时活跃起来,谢士炎在徘徊中似乎感到国家兴亡仍可寄希望于蒋委员长。在一阵胜利的狂欢之后,日本方面派出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到芷江接洽投降。中国方面派出了以谢士炎为首的代表团到芷江受降。

当时的各报纸也在显著的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谢士炎被吹捧为壮年有为,能文善武的“接收大员”。接收后,他又被郭忏派到汉口担任前进指挥所办事处主任。谢士炎在这种情况之下,幻想着能“为国出力”,有一番作为。

岂知,战后国民党政府欲发动内战,在蒋管区压制民主革命运动,推行特务政治。谢士炎对军统特务残害革命民主人士等法西斯暴行,十分愤恨,屡加抨击。结果惹恼了一些军统特务。于是,军统以“发接收财”为名对谢士炎加以诬告。致使谢士炎被罢官,并在监狱里关了两三个月。

谢士炎出狱后,深感为国效力无门可投,只好闲居汉口。但在这段时间里,他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并组建了家庭。在老同事六战区长官部机要室赖刚主任介绍下,他与一位湖南女士结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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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士炎和妻子结婚照

后来,孙连仲调往北平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时,又开始起用谢士炎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在谢士炎介绍下,孙又任用陈融生为外事处副处长。他们随十一战区一起进驻了北平。虽然孙连仲对谢士炎一如既往地信任,多次让他参加重要的军事会议,并陆续采纳了他提出的军事意见和建议,但谢士炎总感到事不随心,主事难得要领,眼前的道路茫茫。

1946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当陈融生正在自己的床上辗转反侧,为党交给的侦探第十一战区对张家口的作战情报的事发愁时,突然从黑暗中闯进来一个汉子,手拿左轮手枪对准了他。

来人喝令道:“起来,老实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陈融生感觉声音很耳熟,后来发现来人是谢士炎。原来谢士炎早就怀疑陈融生是共产党,而他想通过这种方式,逼陈融生带自己加入共产党。两人在经过一番互相试探的交锋之后,最终放下了对彼此的戒备。

随后,谢士炎拿出一份进攻张家口的详细计划。他说:“这份计划稿是我替孙连仲拟订的,已经获准付诸执行,十天内就会行动。现在我要你将他送到叶剑英将军手里。”

陈融生闻听非常高兴,谢士炎终于成了自己真正的战友,正在愁的难题也解决了。

那么,谢士炎冒这么大风险,为什么指名要将情报交给叶剑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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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

原来,1946年初,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部署内战,表面上接受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并于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并组成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以监督“停战令”执行,叶剑英正是中共参加谈判的首席代表。

第二天,谢士炎和陈融生紧密配合,有惊无险地将张家口作战计划顺利送到叶剑英手里。

此后,北平地下党组织决定利用谢士炎的合法身份,在第十一战区官邸开展地下工作。谢士炎为自己能够真正为国为民出力,而深感荣幸,他经常秘密将战区军事会议等情报向我党如实汇报,为地下党组织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经过半年多的严格考验,组织上认为谢士炎已成为自觉的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的忠诚战士,决定考虑发展谢士炎入党。在陈融生找谢士炎谈话后,谢士炎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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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士炎的入党申请书

1947年初的一天,叶剑英亲自找谢士炎谈了一次长达半小时的话。2月4日下午,在谢士炎家里,在叶剑英的现场监督下,谢士炎对着党旗进行了宣誓,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1947年2月21日,鉴于蒋介石已经挑起全面内战,和谈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中共驻北平军调部的人员在美方人员撤离后也开始撤离北平,返回延安。

在撤退北平时,根据中央的指示留下了一个由李政宣负责的秘密情报小组,配备了2部电台,2名报务员和2名译电员。这个小组在谢士炎的协助下给中央提供了大量准确、及时、机密性高的情报,工作成效显著,经常受到延安表扬。

不幸的是,这个秘密小组在运行不久后就被北平的军统特务破获了。北平的特务头子谷正文手下有个秘密“特别行动小组”,组长是素有“飞贼”之称的特务段云鹏,此人确实是“飞贼”出身,曾成功进入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家里盗窃过。加入军统之后,利用自己一身飞檐走壁的功夫干过不少爆破、暗杀的坏事。

中共军调部人员撤离北平后,谷正文交给段云鹏一项任务,让他利用夜暗,爬上可疑地区的制高点,窥探可疑屋内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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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正文

就这样,段云鹏每天凌晨悄悄地蹿屋上房,谁家一亮灯,他就悄然来到谁家,用倒挂金钩的办法向窗内窥视。终于在1947年9月26日这天凌晨五点左右,段云鹏发现一家院子东屋的电灯突然亮了,一个男子洗漱好之后,从桌下拿出一个箱子打开,取出耳机戴上……

很快,段云鹏就领着谷正文等人包围了这里,逮捕了秘密情报小组的报务员及译电员李政宣和孟良玉夫妇等4人。

李政宣夫妇被捕后叛变,出卖了第十一战区指挥部内所有的组织。27日,谢士炎等一大批共产党员不幸被捕。

同谢士炎一同被捕的还有丁行、朱建国和赵连璋等人。他们在北平监狱里被关押了两个多月,受到严酷审问、寒冷和饥饿等种种折磨。

11月29日,他们被押送到南京宁海路19号国民党政府军法局,然后关进被称为“木笼大厦”的看守所,于1948年2月送进陆军中央监狱。

1948年9月19日清晨,谢士炎、朱建国、赵连璋等五人被押到监门外的一片菜地旁。他们知道自己最后的时刻来临了,分别写好了自己的遗嘱,谢士炎把写着那首诗的遗嘱塞进自己裤后的口袋里。

面对敌人黑洞洞的枪口,五个人齐声悲壮地呼喊着:“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排枪声响过,五位英雄倒下了,殷红的鲜血染红了菜园地上的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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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决谢士炎的报纸报道

3个月后,也就是12月15日。谢士炎的老同学杨伯涛率领的第十八军,连同黄维的十二兵团在淮海战场的双堆集灰飞烟灭。

杨伯涛本人在失败后跳河自杀,但因河水太浅,也太凉,不得已又爬上岸,被我军两个战士发现后俘虏。紧接着就将其转运至后方,交给了第十二纵队司令部。

我军先是将杨伯涛关押在石家庄“解放军官教导团”。1949年7月,又转至北京广安门外大街普济院的“解放军官教导大队”。1953年又转移到北京功德林军法处。

1959年12月,被关押了十年的杜聿明、溥仪、郑庭笈、杨伯涛等十名战犯被首批特赦。特赦后中央安排他们到全国参观,于是才有了杨伯涛在南京雨花台看到谢士炎烈士遗物流泪的一幕。

杨伯涛在回忆中说:“……我面对烈士遗像,深感愧惭!临别敬礼,数日忐忑不安……”

参与逮捕谢士炎的军统特务王启麟在解放后被捕,1951年8月25日在北京公开宣判后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在破获中共在北平地下电台中立下“大功”的“飞贼”特务段云鹏在全国解放前逃到了台湾,后来多次窜回大陆,执行暗杀、爆破等恐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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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云鹏

1954年9月段云鹏在深圳被捕,1967年10月11日,时年已65岁的段云鹏被枪决,也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陈融生一生低调,生在豪门之家,一生跌宕起伏,到了晚年也不写回忆录,不列家族谱。留下的文章,大多为纪念谢士炎这位曾经拿枪对着他的挚友,这位让他痛心半辈子的好同志。

共产党员谢士炎,不贪荣华富贵,一心为国为民,不惜以自己的生命铺平了通往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他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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