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创立之初，可以说是历经无数的艰难险阻，这一支顽强的队伍，面对一切敌人、饥寒、疲劳、伤疼、风雪、泥沼、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始终表现出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历经的每一次磨难，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接下来依然枝繁叶茂，最终煅造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而无敌于天下的队伍。
然而，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岁月里，红军可谓是屡陷死地，险象环生，惊险曲折，历经过卓绝的苦难，甚至是巨大的牺牲，其中敌人强大而且狡猾，使中国工农红军第17军遭到的巨大损失就是最典型的一例。
红十七军成立纪念碑
中国工农红军第17军，是以湘鄂赣军区独立三师为基础，与赣北独立师、河北指挥部合编而成，下辖第一、二、三师，1933年8月，在湖北通山大畈隐水村黄石洞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上级任命张涛任军长，方步舟任政委，叶金波任副政委、参谋长兼所辖红三师政委。
红十七军成立地
红十七军诞生之后，主力集中兵力向鄂南发展，恢复龙港、燕厦、木石港等地苏区，南向瑞昌、武宁，占领南浔路，提出“打回龙港过年”的口号，便向东南挺进，打了一系列的胜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大大鼓舞了鄂东南人民的革命斗志，它屡立战功，使鄂东南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就在鄂东南苏区和红十七军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后不久，蒋介石采用“构筑碉堡，步步为营”的战术，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围剿”，红十七军挥师南下，集中主力与地方武装在木石港与敌作战，拔除全部碉堡，歼敌近千人，缴枪数百支，收复了木石港地区，大家一片欢欣鼓舞。
木石港战斗胜利后，红十七军领导人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思想，片面强调部队在战斗中严重减员急需补充这一事实，既不乘胜歼敌，也未作战略转移，在木石港休整了整整七天。就在这几天时间内，敌鄂东南“剿总”总指挥郭汝栋，急忙调兵遣将，逐渐形成对红17军主力重重包围圈之势。
就在这一年的除夕之夜，郭汝栋率部向正驻扎在湖北阳新王英镇东源王文驿村进行偷袭，此役因红军被敌人层层包围，仓促应战，打了整整一天一夜，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下，南下瑞昌、武宁的时机已失，只好冒着天寒地冻向北突围，徒涉富水，欲去黄沙，再图东进。又遭到沿途敌人的追击，使鄂东南主力红军几乎伤亡殆尽，损失惨重，仅机枪连的百数名战士在王义勋带领下，突出重围。
王文驿战斗红十七军遭受重创，军长张涛被撤职，随后出走叛变，政委方步舟也因为下班，后在强敌面前，思想不通，经不起考验，动摇了革命信念，便借看地形之机，只身逃跑，叛变投敌，军副政委兼参谋长叶金波停职反省，后根据人家揭发，叶金波与其在国民党军中供职的二哥叶鹤波有“里应外合”之嫌被错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才平反。红十七军番号取消，余部并入红十六师，从此红十七军不复存在。
这次与红十七军作战的胜利，鄂东南“剿总”总指挥郭汝栋由于“剿共”有功，使蒋介石大为欣赏，晋升为中将军长，可谓是用红十七军将士的鲜血染红发头上的官帽。
郭汝栋剧照
郭汝栋，生于1889年，是四川铜梁县尹家市人，其先祖郭文治，为洛阳总兵，后来从洛阳辗转到湖北、贵州，再到四川道宁，最后落户在铜梁。郭汝栋在重庆府中学堂读书，就参加了四川同盟会的“炸弹队”，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加入川军刘存厚部，从排长当到了师长。
郭汝栋最初在四川军阀杨森部队里任职，后来杨森被刘湘打败后，依附刘湘。1934年9月，郭汝栋所部20军改称43军，任然担任军长。1935年2月，国民党部队对湘鄂川黔苏区和红军进行“围剿”，43军在刘湘的安排部署下，由慈利沿澧水北岸向大庸进攻，参加了对红军第2、第6军团的“围剿”作战，他围剿红军是不遗余力的。
当然，郭汝栋虽然是凭“围剿”红军，重创红十七军而升官，但他有一个堂弟是他培养的，那便是赫赫有名的郭汝瑰，就是那位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多次将蒋介石的作战计划及时传给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郭汝瑰，中央军委给郭汝瑰很高的评价，赞颂他的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称郭汝瑰同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被称为插入国民党内部最大的红色间谍，晚年的郭汝瑰享受副兵团司令级待遇，说起来，当年郭汝瑰到黄埔军校五期读书，还是郭汝栋所介绍和担保的。
红十七军牺牲烈士安葬地
抗战胜利后，郭汝栋在重庆、成都居住，解放前夕，有同事和好友劝他去香港，郭汝栋决定还是留在大陆。成都解放的时候他改名为“郭浩”，隐居起来，结果在重庆的房产被清查，不得已，他还是以郭汝栋之名露面。
这个时候，正值清匪反霸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他老家的农会派了两个民兵，去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要求把郭汝栋抓回老家清算。当时，军管委员会主任的刘帅知道后，亲自修书一封，了没有被抓回老家，并平安无事。郭汝栋高兴地说：“留下来，留对了。”
1952年，郭汝栋因患脑瘤病逝于成都，时年63岁，安葬于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