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场的黑暗和腐败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如果一个清廉的官员、一个愿意真正睁眼看世界的官员，在晚清官场会是什么样的待遇？郭嵩焘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血淋淋的例子。最后，他是背负着“卖国贼”的骂名去世的，死后没有谥号，朝廷当他不存在。
郭嵩焘接受的是传统的士大夫教育。1818年出生在湖南湘阴，18岁时进入岳麓书院就读，在这里结识了曾国藩。一开始，郭嵩焘没有考中进士，只好到浙江去当幕僚。而他在浙江时，正好爆发了鸦片战争。
英国人的强大让郭嵩焘认识到，世界已经跟自己学得不一样了，他开始睁眼朝外面的世界看去。郭嵩焘后来终于考中了进士，可又逢双亲去世，只能回家居丧。
这期间，朝廷让曾国藩办团练，镇压太平军。曾国藩起先不肯，郭嵩焘上门劝了他几次，这才让曾国藩下定决心创办湘军。郭嵩焘也积极参与了湘军的创建工作。
1856年，郭嵩焘到北京任编修，受到了肃顺和咸丰的欣赏。郭嵩焘对咸丰说，不愿坐而论道，想多办实事。咸丰就让他去僧格林沁处协助军务。
郭嵩焘是个清官，完全不认同大清官场上的作风。他查了僧格林沁管辖范围内，山东各县的税收情况。结果发现所有县衙内人人都贪污税款，敲榨勒索所得超过正税四倍。
结果僧格林沁伙同山东巡抚，弹劾郭嵩焘，咸丰皇帝只好把他召回，降官两级作为惩罚，查税的成果毁于一旦。这就是清官的下场，晚清的官场容不下这样的清官。
等到同治上台，郭嵩焘被任命为苏松粮储道，很快又调到两淮盐运使。这是官场上的肥缺，朝廷调他过去，多半是想整理一下盐务，防止他们贪得太过厉害。
次年，郭嵩焘升为广州巡抚。到1866年，他又得罪两广总督，这下子终于被罢了官，只得回家乡教书去了。大清的官场把郭嵩焘赶了出去。
洋务运动开始后，大清要学洋人的器物之学，用来增强国防实力。郭嵩焘却认为，光学器物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工商业才是出路。
这种想法在当时是异类，中学为体才是主流思想，只有郭嵩焘看到西方的思想已经超越华夏。郭嵩焘这下又多了个卖国贼的罪名，举国上下声讨他的祟洋媚外，支持他的只有李鸿章。
1876年，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清朝设立这个职务的目的，原本是为了向英国人道歉。别人都不肯去，郭嵩焘这样的通晓洋务，又有卖国贼之名的官员，正合适去受这种屈辱。
郭嵩焘可没有把公使之职当成屈辱，他不仅尽量为中国争取外交权益，建议广设领事馆，保护海外华人，还全面学习了西方制度，甚至还自学外语，以便更好地掌握外国资料。
他把自己的心得和见解写成《使西纪程》，寄给总理衙门。他的激进思想受到了国内保守派的猛烈攻击，这本书直到他去世仍然充满争议，没有人敢发行。
郭嵩焘同时担任驻英和驻法的公使，他用符合国际准则的礼仪跟洋人打交道，被英法两国称为最有教养的中国外交官。而他的副使刘锡鸿，是个保守自大的官吏，秉持着洋人是蛮夷的想法，把郭嵩焘的礼貌行为当作通洋的罪证。
连巴西国王进屋，郭嵩焘起立致意，这种基本的礼仪都可以变成弹劾郭嵩焘的理由。西方人在早期影视作品中，之所以总把中国人描述成狂妄自大的清朝官吏形象，跟刘锡鸿这种人有着莫大的关系。
刘锡鸿的弹劾得到国内很多人的支持，有人说他有二心，想投靠英国。在舆论压力下，朝廷解除了郭嵩焘的职务。可他回到家乡，仍然被保守的地方官攻击，骂他勾结洋人。
郭嵩焘即使在家中闲居，也没有停止为强国出谋划策，李鸿章倒是和他交好，但也没有办法把他的想法付诸实际。直到甲午、庚子两战，国人才真正认识到不做彻底的改变不行了，各种救国思潮纷纷涌现出来。
而郭嵩焘老先生已经看不到这一切了，他在1891年病逝，清廷没有像对待其他重臣那样，赐谥号给他，也不愿为他立传，仿佛他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真实的原因恐怕是，郭嵩焘的思想太过超前，不容于世，也可能是他得罪的人太多了吧。
我们现在很难去体会当时当代时期郭嵩焘老先生的处境，但我们能做的就是尽自己那么一点绵薄之力，让祖国更繁荣、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