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国大典的《阅兵典礼方案》中，曾对国民党空军飞机可能进行的袭扰与轰炸有过这样的安排：一旦敌机来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立即到天安门门洞里躲避；现场参加游行的群众就地卧倒；参加受阅的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机立即进行空中拦截，广场外的高射炮群组织火力打击敌机。
当时国民党军真有轰炸开国大典的可能吗？
答案是肯定的。
蒋介石如果真想那么做，他完全做得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举行之时，解放战争仍在继续，祖国大陆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等地战事仍很激烈，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
就在开国大典举行前几个月，蒋介石派轰炸机从青岛起飞向北平南苑机场投掷了炸弹，解放军四架飞机、196间房屋被炸毁，炸死炸伤24人。
当时国民党空军有5个战斗机大队，2个中型轰炸机大队，1个B—24大队以及一个侦察机中队，各种飞机共约九百余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B-24、B-25轰炸机和P-51战斗机国民党空军都有装备。
国民党空军的美制B—24轰炸机时速达488公里，最大航程达3380公里，布署在浙江舟山群岛机场。这里距北京航距1230公里。从这里起飞3个小时左右即飞抵北京，执行完轰炸任务后，还可以飞回去。
从能力上看，国民党空军是可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进行袭扰和轰炸的，但蒋介石却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他一面命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则陷入到犹豫之中。
根据我党的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仪式定在1949年10月1日举行。这一时间的确定，是中共中央经过周密的考虑和听取了苏联方面的意见决定的。
1949年6月21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刘少奇率领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秘密访问。刘少奇在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刚刚开完时访苏，目的就是要和斯大林就新中国的建立、中苏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广泛讨论，听取苏方的意见。
在和斯大林会面时，斯大林问刘少奇：“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正式宣布成立中央政府？”
根据当时中央的初步安排，在集中力量肃清华南各省的国民党反动派后，中央政府将在1950年1月1日成立。刘少奇据实将这一安排告知了斯大林。斯大林听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解决重大问题虽然应该稳妥一点，但把握时机也很重要。斯大林提醒说：“要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的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
斯大林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经过商议讨论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日期定在了1949年10月1日，比原先预定的时间提前了三个月。
1949年10月1日清晨时分，新华广播电台反复播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仪式将于当天下午三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公告。
蒋介石在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的收音机里收听到了这个消息。
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
蒋介石沉着脸在地上来回踱步，显得烦躁不安。
就在这时，刺耳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电话是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打来的，这已经是他从早晨到现在打来的第四个电话了。
在电话中，周至柔语气急促地对蒋介石说：“校长，轰炸机现在是否马上起飞？再不起飞，就不能按时到达了！”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周至柔早就做好了派飞机袭扰轰炸中共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机已经挂弹完毕，就等蒋介石下达起飞命令，周至柔前三次请示时蒋介石都说：“等一等。”
这一次，蒋介石会不会下决心呢？
对蒋介石可能采取的破坏行动，我党做了充分的准备，但人民解放军当时可利用的条件很有限，在战备防空方面更是一片空白。当时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还没有正式建立，我军的飞机都是从侵华日军手里和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
这些飞机状态老旧，机型复杂，有美制、英制和日制各种机型多达20多种，共159架。
其中状态良好，尚能使用的只有P-51战斗机22架、C-46运输机8架、C-5通信机5架和日制99式轰炸机23架。
这些飞机在后勤保障上也是缺这少那，有时没有汽油就用酒精代替，没有保险带就绑根麻绳，缺少配件，就拆东墙补西墙，飞机轮胎要用自行车气筒充气，甚至要用马牵引飞机上跑道。
1949年8月15日，为了守卫北平的空中安全和完成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任务，人民解放军在北平南苑机场临时组建了飞行中队，徐兆文任中队长、王平阳任政治委员。
飞行中队下辖2个战斗机分队，1个轰炸机分队，1个地勤分队。装备P-51型战斗机、蚊式战斗轰炸机、B-25轰炸机、PT-19教练机等17架各种飞机，这就是新中国空军的前身，这支飞行中队由军委航空局负责作战指挥。
当时人民解放军也没有防空雷达，要靠望远镜来观测敌机，条件很艰苦。但我人民军队克服困难，提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为了掌握国民党空军飞机的动向，解放军在海州、响水口、睢宁、徐州和商丘设立了五个防空站，在南北两个方向对上海、江苏及济南、青岛进行观察，然后通过设在云龙山上的通讯站，每十分钟向北京汇报一次敌情。
将开国大典定在下午三点，也是经过缜密计算的结果，国民党空军的B—24轰炸机夜航能力很差，如果B—24中午起飞，以便正好在开国大典进行时到达北京上空进行投弹，但在其返航时将面临困难，很可能飞不回去，蒋介石如果命令B—24执行轰炸任务，必须孤注一掷，要冒很大的风险，这使蒋介石陷入两难。
此外，为使蒋军飞机来袭时，我方飞机能够立即进行拦截，时任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和时任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经过商议，决定给在开国大典上参与受阅的2架美制p—51“野马”战斗机和2架英制“蚊式”战斗轰炸机带上12.7毫米机关枪和1800发子弹，一旦国民党军飞机来袭，这四架受阅飞机要立即投入战斗，与地面上的防空火力一起，将敌机击退。
参加过开国大典检阅的p—51“野马”战斗机
接到“空军司令”周至柔的第四个请示电话时，蒋介石终于下了命令，但他下达的不是起飞的命令，而是任务取消的命令。
开国大典进行时轰炸天安门的计划蒋介石早就进行了部署，但对是否执行这一计划，蒋介石始终在犹豫，考虑再三后，最后一刻他选择了放弃。蒋介石为什么这么做呢？
其实在中共举行开国大典时进行袭扰和轰炸只是一种捣乱行为，在军事上毫无意义，在政治上对蒋介石也没什么好处。当时国民党败势已定，靠一二次轰炸改变不了大局，这一点蒋介石十分清楚。
而且天安门和故宫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蒋介石不敢让其毁于自己之手，否则他就将背负千古骂名，引发世人对他的强烈谴责，所以他考虑再三，最终选择了放弃。
蒋介石放弃了派飞机轰炸这杆“明枪”但却早就射出了让间谍与潜伏人员进行暗中破坏这枝“暗箭”。
蒋介石再三权衡后，觉得派飞机轰炸是下策，但他却不甘心眼看着中共的开国大典隆重顺利地举行，他将希望寄托在北平残留的大量的国民党军警宪特等反动人员和他派出的特工身上，蒋介石想利用这些人伺机在开国大典举行之时搞破坏。
就在蒋介石盼望他们能有所“建树”时，1949年10月1日这天，他在收音机中听到这样一条消息：阴谋在人民政协开会期间从事坏坏活动的国民党特务赵冰谷、木剑青已于9月21日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逮捕。
赵冰谷是蒋经国在开国大典前夕，亲自派到北京伺机搞破坏的军统大特务，蒋氏父子对他寄与厚望，视他为一枝喑箭，没想到他刚潜伏进去就被抓获。
在党中央的周密部署下，开国大典举行前后，北京安保及警戒工作无一疏漏。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隆重举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蒋介石在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听完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实况转播，那一刻，他内心中五味杂陈，好像一下子苍老了很多，他意识到：自己彻底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