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生活于普通人而言，是相互依靠，不可或缺。如同鱼儿离不开水，花草少不了阳光。于吕碧城而言，就像是红花与绿叶的关系。她是红花，有了绿叶的陪衬只会更显更艳丽，即使没有，却依然娇艳欲滴。但她的一生，却像极了落红之于春泥。都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她的这片落红给春泥大地的养料，足够让无数片落红受其影响，为大地续以无限生机，得到了传承与繁衍。她一生未嫁，不遗憾，也不惋惜，而是带着满足与坦然在完成自己使命的那一刻，长久沉浮于南中国海，风卷着浪，她便随着大风飘散，海浪翻滚，于海天之间长眠。
1895年，年仅12岁的吕碧城凭借自己的胆识稳住了这个即将摇摇欲坠的家。起因是吕碧城的父亲吕凤岐病逝，母亲回娘家处理祖产。族人知道她们家道中落，为了霸占她们的家产，就请了土匪，将她母亲劫持了。她的两个姐姐泪流满面，不知如何是好。倒是吕碧城，安抚好姐姐后，便开始想方设法。
因母亲是妾室，在家中并不好过，请求家里的人恐怕行不通。于是吕碧城便找寻父亲生前的同事，朋友和门生，以写信的方式向他们求助。她知道父亲的为人，而他们中又得到过父亲的帮助，她觉得，看着这份情面，这些人也会帮助她。果不其然，不仅母亲被救回，祖产的事也得到圆满解决。
看似皆大欢喜，却也断送了一段姻缘。在吕碧城9岁时，父亲便为她与汪家定下婚约，如今汪家却主动上门退婚。理由是女子应该温文尔雅，俯首帖耳，才能出嫁从夫。夫家认为吕碧城少不更事，性格也颇为强硬，将来登门，怎会心甘情愿地过相夫教子的生活。正是因为这次退婚，吕碧城鲜明的个性逐步显露，对婚姻的心态也开始慢慢地改变。
吕碧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编辑，自小便有卓越的天赋和才华。她能成为《大公报》的女编辑，与总经理英敛之的赏识有很大关系。英敛之对吕碧城颇为照顾，不仅介绍她与多位名士结识，还为她刊印了《吕氏三姊妹集》，书中对她的赞扬更是直言不讳。然而英敛之与吕碧城的交往，会日久生情，也会心生嫌隙而有后痕。
英敛之对吕碧城的装扮本就不满，更是在《大公报》中旁敲侧击地指出吕碧城衣着妖艳且招摇。吕碧城与众不同，追求新潮；英敛之则是墨守成规，固执己见。英敛之是满清贵族，坚持改良，希望实行君主立宪制；而吕碧城却忠于革命派，主张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二人的思想大相径庭，后来即便有来往，也早已不同往日。
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喜好诗词歌赋，对名声大噪的吕碧城早就心生爱慕，在吕碧城任职新华宫期间，二人时常参加诗词酒会，与名士们杯酒言欢，不亦乐乎。待时机成熟，袁克文便向吕碧城表白，吕碧城笑而不答。当袁克文再三表示时，吕碧城便明确表示自己是独身主义者，并无结婚的打算。在吕碧城看来，袁克文虽有文采，却放浪不羁，并已有妻室，于她并不合适。
吕碧城是个独立，有思想，有主见的新兴女性，她并不用依附男人而存在。在婚姻上，追求她的名流才子不在少数，不是不合适，就是无法达到自己的要求。她心中也有仰慕者，崇敬者，不是已有家室，就是年岁差距大。婚姻于她而言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并不能将她捆绑，她鲜明的个性，使她骨子里就充斥着对旧社会反抗与斗争的热情，她尽其力，行其责。
女权运动便是她倡导的，她主动反对男尊女卑，男权至上的思想，攻击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她提出“君之愚弱其民，即以自弱其国也。男之愚弱其女，即以自弱其家也。”''殊不知女权之兴，归宿爱国，非释放于礼法之范围，实欲释放其幽囚束缚之虐奴。”她用笔杆子点明女子之于家，之于国的重要，在社会掀起一阵妇女运动的热潮。
建设女学便是女权运动的衍生，除了给社会以女权思想上的冲击，吕碧城以理论付诸行动。在社会名士的支持与帮助下，诞生了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女子公立学校——北洋女子公学。吕碧城掌管的男权主义。
1912年，吕碧城出任袁世凯秘书，知晓他野心勃勃意欲复辟，身处其中，好比笼中之鸟，瓮中之鳖。于是不辞而别，弃政从商。几年下来，生意取得了巨大成就。她拥有的是那个时代的女子难以得到的，有才，有名，有财。那颗年轻而又好动的心也被时光渐渐抚平，她漫游欧洲，只身留恋于街头小巷，领略不一样的异国风情。她俯观巴黎嘉年华会的歌舞升平，观赏好莱坞明星的别墅，被罗马轻浮的男子搭讪，也逃窜于动荡中的维也纳……她将自己的经历以诗词方式写成游记，流传于世。
游历期间，她参与了世界动物保护，并从此断荤。彼时的她已经47岁，经历了大半个人生的风风雨雨，独自面对，独自承受。纷纷攘攘的世俗，都敌不过一颗孤寂的心，唯有青灯常伴古佛。
1943年1月24日，61岁的吕碧城逝世。她将全部财产捐献，留下了绝命诗，“护花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至此回。”
人生不过短短数十载，是非成败在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就烟消云散。她孤身一人，了无牵无挂，拥有爱情或许会锦上添花，既然没有也不必强求。她一生的追求与信仰是无可替代的，是她精神的粮食，于她是不可言喻的满足，于后人是不可磨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