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善待文臣与贬抑武将的内在原因？
宋代为何要善待文臣，压制武将，其实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选择和影响的。在古代封建专政制度中，君臣关系极为敏感，君对臣具有生杀予夺大权，臣对君谓“伴君如伴虎”。
当君弱臣强的时候，就会出现“权大欺主”的情形。据《春秋》、《左传》等古籍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共255年间，共发生41起弑君事件，而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的200多个皇帝中，不得善终的皇帝就达70位之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权臣谋杀致死。
比如说曹操的子孙，高贵乡公曹髦，就是被当时的大将军司马昭当街杀害。比如北周时期的宇文护，废两帝，杀两帝，还有南北朝时期的石虎直接废了石勒的太子石弘自立称帝，甚至苻坚杀死叔叔符生上台。
到了唐代则有太平公主废帝扶相王李旦上位，甚至武则天不惜亲手废自己的儿子自立为帝，甚至元末都有陈友谅杀自己的旧主徐寿辉上位的列子，面对这种情况，必要的时候，君王往往先发制人，作出诛杀大臣的决定不在少数。
但是，宋代的皇帝却鲜有滥杀大臣的行为，这在封建专制时代的君臣关系上的确是一个特例。
追本溯源，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身为武将出身，作为过来人，他深谙唐末五代以来，藩镇与军阀拥兵自重，依赖手中强大的武力，互相吞并、凯觑大鼎，导致“兵骄而逐帅，帅强而叛上”的君弱臣强而政权更替的结局也就不足为奇。
自五代以来，各地军阀割据，天下混战，时常发生内部叛乱，比如后唐时期，后唐庄宗李存勖本来就已经平定天下，但是不料内部生变，自己被李嗣源叛乱所击溃，死于乱军之中。
再比如后唐的末帝李从珂，自叛乱上位也被叛乱所杀，后面的刘知远，郭威等人也都是通过兵变篡位上台，就连赵匡胤自己也是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取得大宋政权，他不禁自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争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赵匡胤对能够威胁到自身皇位的诸位臣子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驭臣之术，并制定了厚待士大夫的一系列政策以笼络人心，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治世须靠文人”的兴文抑武措施。
太祖时代，“宰相须用读书人”、“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流传至今，也说明了开国皇帝重视读书，尊重文人士大夫的特点。
譬如在经济上给予文官优厚的待遇，宋代文官的官禄之厚为历代王朝所未有。以欧阳修为例，其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平日喜好收集古书，集三代以来金石铭刻一千卷，用以校正，“人得不疑”。其墓志铭载:“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因自以传以志之。文中愉然闲适、陶然忘机的状态跃然纸上，这从另一角度说明宋代知识分子较为理想的生活状态。
同时，宋代文官地位提升，甚至出现军中任用文人作统帅，武将置于文人统驭之下的记载，军兵“见大臣必执挺趋庭，肃揖而退。”可见军兵对文官的尊重态度。
文人地位之高，为他们操瓤挥毫写下具有真知灼见的执政奏议创造了良好条件，当时的宋代文人一旦考上科举，地位就可以倍增，当时的人普遍认为，即便收复幽云十六州也不如状元的荣耀。当时的文人都具有特权，一旦科举考中立刻就能获得20万的妆钱，作为盘缠，还可以直接当官，地位比通过武功上台的武将高得多，其核心就是宋代的扶持文官的政治策略。
第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执政理念。
宋代积极推行科举制，无论士农工商，凡具有一定文化的读书人，都可以应试，从而扩大了取士范围。唐代进士及第的名额一榜最多三十名，而宋代一榜多到四、五百名。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一次殿试录取进士、诸科及第、出身者就达到500人，录取人数明显增加。《宋史宰辅表》载有的宋时133名宰相中，由科举出身的人达到123名之多。
以上所引奏议中，不乏宋代著名文臣，譬如韩维、彭汝砺、苏辙、叶梦得、吕公著、范祖禹、洪遵、赵汝愚、苏轼、郑兴裔等。
宋代君主以开放的态度大量选拔文人，表示了宋代君主对知识的尊重和人才的渴求。包括医疗福利制度在内的诸多制度的提出，的确都需要伯乐的慧眼与英才的睿智共同谋划，通过这些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以巩固大宋江山社稷。
这种模式实际上让宋代的文官政治变得非常的稳固，宋代的文官政治建立了坚实的文官集团和文官利益共同体，他们实现了宋代文官利益的延续。
第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
关于宋代祖宗家法的相关规定，分别列有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礼之法、宽仁之法八项。其中的宽仁之法即指如何处理君臣关系的，其目的初衷是再现“祖宗盛世”的“宽宏博大养士气”的和睦君臣关系。
与中国历史上的曾出现过的焚书坑儒、文字狱相比，宋代的政治环境宽松、和谐，臣子勤于思考、敢于谏书言事。既然为臣谏言没有自家性命之虞，犯颜直谏便有了可能:“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形成了臣子以拳拳之心与帝王共治天下的局面。
典型的例子就是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士大夫，讲求儒家济世精神，倡导积极入世态度，重视以医药等方式福利百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自任以天下为重”，的文人志士的大家风范正是生发于如此背景下。
四、结语
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曾论及:“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句话可以说是把宋代放到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第一把交椅上,对此,愚深有同感。
宋代的经济、文化、科技、艺术等诸方面在中国封建杜会的头号地位已获公论,但许多人对宋代领政治之优先地位十分不理解。诚然,宋代的政治表现是十分屏弱的,内优外困,偏安荀喘,但是作为中国古代皇帝统驭政权的核心—文官制度却在宋代发展到了最高蜂。
也就是说,由于文官制度的充分发展,宋代的政治内核是相当成熟的,也是其它朝代所无法企及的,从这个方面而育,说宋代在政治上领请朝之先也无不妥之处.
宋代的文官政治取代了唐朝以来的武将文臣结合政治体系，这一举措直接让中国的科举制度的社会深度发生了深刻改变。
科举制度变为了一项能够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宋太宗扩张了科举制度的招考人数这一点直接改变了朝廷的用人结构，寒门子弟成为主流。整个中国社会正式走入了科举社会，再也没有回到以前的五姓七望的世家大族社会中，这一点上来看，宋代的行政还是有决定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