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汉盛唐”一直中国历史爱好者津津乐道的话题。近年有许多票友为了配对，还发明出“富宋”与“刚明”。前者是指宋朝的繁华与惊人的商业税收；后者是指明朝“不和亲不赔款”外交政策。
可惜，后人出于自己的感情对历史进行一知半解的解读，大部分并不靠谱。本文先剖析“富宋”的由来与成因，看看宋朝是否真的富裕。
富宋的“富”，富的是谁？
宋朝的“富裕论”的根源之一，是王安石改革后惊人的商业税收。但这种“富裕”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全民致富”并不是一码事。首先，官府掌握着极大的专营比例。所谓专营即朝廷利用手中的权力，禁止民间资本参与到某些行业中。大部分王朝都将盐、铁列入专营项目，用以聚拢大量财富。
到宋朝，为应付庞大的军备开支，汴京朝廷将酒也列入专营项目。三管齐下后，汴京朝廷自然在商业行为中获利巨大。鼎盛时期，宋朝当局可以从中盈利，可以超过财政收入的80%。
清明上河图的繁华并非没有代价
毫无疑问，从中获利最大的只有官商集团，民间商人根本没有多少“蛋糕”可分。更糟糕的是官营产业的垄断，必然因没有竞争对手导致专营物品的物价暴涨。这种情况在宋朝急需用钱时，表现的特别明显。比如北宋每次对西夏用兵，都会导致陕甘地区的物价暴涨。严重时，物价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加3-5倍。
中国的木质建筑也需要用到铁制工具，官府可以从中谋取巨大的利益
朝廷可以从暴涨的物价中获利良多，却苦了急需必需品的农民。而且，宋朝从的商业税收中获利巨大，并不意味着宋朝的农业税收低。
两税法与“折变”“支移”
宋朝的农业税承袭唐朝，使用“两税法”。这个政策的目的与后世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很接近，即将实物折合成钱财计算。这个政策本身十分先进，可实际使用的时候，却因配套政策的问题，演变为“害民之策”
比如将实物折合成现金时，经手的官员会大力压缩实物的价格。等到真正折成现金时，却按照真正的物价报备支取。这种行为就是我们熟知的吃回扣。偏偏宋朝冗官的弊端，导致官员数量巨大，各种关系网络错综复杂，无法从根本上治理类似问题。
宋朝的金融政策一直有着巨大的弊端
农民们自然知道被官员剥削的事实。奈何官员归属朝廷，若敢于反抗就意味着违抗公权力。大部分农民秉承着中国人“不饿死不造反”的信念忍耐着。但是，小部分敢于反抗的人依旧给王朝带去巨大的麻烦。根据现代人统计，宋朝的农民起义数量比之前的任一一个王朝都多。虽然，因为国家政策关系，无法形成类似黄巾起义、黄巢起义这种席卷全国的大规模反叛。但是，其数量之密集，分布之广泛，堪称前所未有。
许多宋军都镇压过起义，包括岳飞
而相比“折变”，“支移”更是典型的害民之策。秦以后，中国王朝采用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的特色：1.尽可能多地废除封建君主的权利；2.国家来统筹一切的义务。比如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有义务派兵拱卫周天子。赫赫有名的管仲就打出“尊王攘夷”的口号。诸侯们出动的部队需要他们自掏腰包。作为回报，他们享受自己国土的完全管理权，哪怕是天子也不能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
秦以后，郡县制度逐渐取代古老的封建制度。内地彻底成为提供钱粮之地，边塞到处是军事重镇。作为没收封建主权利的代价，中央朝廷需要自己承担将内地的士兵、钱粮、赋税输送到前线的“运输费”。
值得一提的是秦制推广的速度非常缓慢，这里不多做赘述
唐朝的改制之一，就是要求民众自己将赋税输送到前线，即“支移”。路上的差旅费大部分由民众自掏腰包解决。许多人因此倾家荡产，“捕蛇者”之类的人物在中唐以后层出不穷。宋朝的政策比唐朝更加苛刻。因为，中唐以后的不部分人口都归于地方节度使掌控。唐朝最后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是在安史之乱前。人们通过中央乱局造成的灰色地带，躲避收割韭菜的镰刀。
但是，宋朝“强干弱枝”的国策下，节度使的权利被中央回收。汴京方面借此机会疯狂“节流”，尽最大的努力将行政成本转移到底层百姓身上。长此以往形成路径依赖，到南宋初年，两税法在老百姓身上获取的钱财已经达到了唐朝的6-7倍。
宋军庞大得军费开支是朝廷疯狂敛财的主因
结语
宋朝所谓“富庶”的本质，是官员与国库的充盈。老百姓在这“盛世”中，并没有获取实质的好处。甚至相反，他们需要付出比前朝更多的血汗维持生存。这“富宋”或许是达官贵人的富宋，可绝非老百姓的“富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