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漢盛唐”一直中國曆史愛好者津津樂道的話題。近年有許多票友為了配對，還發明出“富宋”與“剛明”。前者是指宋朝的繁華與驚人的商業稅收；後者是指明朝“不和親不賠款”外交政策。
可惜，後人出于自己的感情對曆史進行一知半解的解讀，大部分并不靠譜。本文先剖析“富宋”的由來與成因，看看宋朝是否真的富裕。
富宋的“富”，富的是誰？
宋朝的“富裕論”的根源之一，是王安石改革後驚人的商業稅收。但這種“富裕”與我們今天所說的“全民緻富”并不是一碼事。首先，官府掌握着極大的專營比例。所謂專營即朝廷利用手中的權力，禁止民間資本參與到某些行業中。大部分王朝都将鹽、鐵列入專營項目，用以聚攏大量财富。
到宋朝，為應付龐大的軍備開支，汴京朝廷将酒也列入專營項目。三管齊下後，汴京朝廷自然在商業行為中獲利巨大。鼎盛時期，宋朝當局可以從中盈利，可以超過财政收入的80%。
清明上河圖的繁華并非沒有代價
毫無疑問，從中獲利最大的隻有官商集團，民間商人根本沒有多少“蛋糕”可分。更糟糕的是官營産業的壟斷，必然因沒有競争對手導緻專營物品的物價暴漲。這種情況在宋朝急需用錢時，表現的特别明顯。比如北宋每次對西夏用兵，都會導緻陝甘地區的物價暴漲。嚴重時，物價可以在短時間内增加3-5倍。
中國的木質建築也需要用到鐵制工具，官府可以從中謀取巨大的利益
朝廷可以從暴漲的物價中獲利良多，卻苦了急需必需品的農民。而且，宋朝從的商業稅收中獲利巨大，并不意味着宋朝的農業稅收低。
兩稅法與“折變”“支移”
宋朝的農業稅承襲唐朝，使用“兩稅法”。這個政策的目的與後世張居正改革的“一條鞭法”很接近，即将實物折合成錢财計算。這個政策本身十分先進，可實際使用的時候，卻因配套政策的問題，演變為“害民之策”
比如将實物折合成現金時，經手的官員會大力壓縮實物的價格。等到真正折成現金時，卻按照真正的物價報備支取。這種行為就是我們熟知的吃回扣。偏偏宋朝冗官的弊端，導緻官員數量巨大，各種關系網絡錯綜複雜，無法從根本上治理類似問題。
宋朝的金融政策一直有着巨大的弊端
農民們自然知道被官員剝削的事實。奈何官員歸屬朝廷，若敢于反抗就意味着違抗公權力。大部分農民秉承着中國人“不餓死不造反”的信念忍耐着。但是，小部分敢于反抗的人依舊給王朝帶去巨大的麻煩。根據現代人統計，宋朝的農民起義數量比之前的任一一個王朝都多。雖然，因為國家政策關系，無法形成類似黃巾起義、黃巢起義這種席卷全國的大規模反叛。但是，其數量之密集，分布之廣泛，堪稱前所未有。
許多宋軍都鎮壓過起義，包括嶽飛
而相比“折變”，“支移”更是典型的害民之策。秦以後，中國王朝采用中央集權制度。這種制度的特色：1.盡可能多地廢除封建君主的權利；2.國家來統籌一切的義務。比如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有義務派兵拱衛周天子。赫赫有名的管仲就打出“尊王攘夷”的口号。諸侯們出動的部隊需要他們自掏腰包。作為回報，他們享受自己國土的完全管理權，哪怕是天子也不能幹涉他們的内部事務。
秦以後，郡縣制度逐漸取代古老的封建制度。内地徹底成為提供錢糧之地，邊塞到處是軍事重鎮。作為沒收封建主權利的代價，中央朝廷需要自己承擔将内地的士兵、錢糧、賦稅輸送到前線的“運輸費”。
值得一提的是秦制推廣的速度非常緩慢，這裡不多做贅述
唐朝的改制之一，就是要求群眾自己将賦稅輸送到前線，即“支移”。路上的差旅費大部分由群眾自掏腰包解決。許多人是以傾家蕩産，“捕蛇者”之類的人物在中唐以後層出不窮。宋朝的政策比唐朝更加苛刻。因為，中唐以後的不部分人口都歸于地方節度使掌控。唐朝最後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是在安史之亂前。人們通過中央亂局造成的灰色地帶，躲避收割韭菜的鐮刀。
但是，宋朝“強幹弱枝”的國策下，節度使的權利被中央回收。汴京方面借此機會瘋狂“節流”，盡最大的努力将行政成本轉移到底層百姓身上。長此以往形成路徑依賴，到南宋初年，兩稅法在老百姓身上擷取的錢财已經達到了唐朝的6-7倍。
宋軍龐大得軍費開支是朝廷瘋狂斂财的主因
結語
宋朝所謂“富庶”的本質，是官員與國庫的充盈。老百姓在這“盛世”中，并沒有擷取實質的好處。甚至相反，他們需要付出比前朝更多的血汗維持生存。這“富宋”或許是達官貴人的富宋，可絕非老百姓的“富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