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追梦》：独具特色的政治抒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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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愿意将蔡远方的诗歌《追梦》称作政治抒情诗。所谓政治抒情诗，即歌咏重大政治题材的抒情诗，鲜明的政治色彩和高昂的格调，政治理性和主体的情感，统一于诗歌的文本。以这样的定义来观照《追梦》这部作品，读者会发现它更具备政治抒情诗的要素和特征。

政治是对社会的治理。在现代文明社会，政治不仅仅是职业政治家的专利，政治是所有公民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尤其紧密，这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所已经证明。当然，不是每一部文学作品与政治的关系都可以等量齐观。中国文学的文以载道传统，《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的家国情怀，是中国现当代政治抒情诗的源头。一个诗歌创作者，只有胸怀寰宇、心忧天下，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政治抒情诗人。《追梦》这部作品首先是表现了作者蔡远方广阔的胸襟和宏大的精神境界。

有学者认为，当代政治抒情诗可以溯源到20世纪30年代的普罗诗歌、抗战时期的鼓动性诗歌和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政治讽刺诗。最早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写作的现代作家蒋光慈，1925年出版的诗集《新梦》开创了中国无产阶级诗歌的先河。很巧的是，《追梦》这部诗作的标题与蒋光慈的《新梦》只有一字之差，而意义又是可以相衔接的。无论是30年代的普罗诗歌，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诗，面对和抒写的国情、党情和形势、任务是不一样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更是有巨大的差别。即使是在诗歌的审美方面，也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因此，相对于此前的文学史上的政治抒情诗，蔡远方的《追梦》这部作品的时代特征和个人风格都是十分明显的。

饱满的信心、澎湃的激情与对信仰的自豪，是政治抒情诗人及其作品的特质。而蔡远方和前人的不同，是他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站在了新时代的高度上。他的信心、激情与自豪，具有新时代的新内涵。实现全面小康、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站立于两个一百年历史的交汇点，回顾中国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追梦》的作者有理由、有底气，事实上也表现了比前辈政治抒情诗人更充分的信心、更火热的激情与更强烈的自豪。

在诗歌美学上，《追梦》这部作品也独具特色。它采取七言的形式，这在政治抒情诗的长廊里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而且全诗4000多行，全部押“痕韵”和“庚东韵”，令人惊叹。选择这样的诗体，除了跟作者的文化背景和文学审美趣味相关，我想也是他为这部作品的立意和内容寻找合适的形式而深思熟虑的结果。政治抒情诗虽然要抒情，要求诗人强烈的、丰沛的情感，但它也是一种说理的诗，是政治理性的艺术表现，哲理，是它的内核。哲理于人，往往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因此，七言短句是有可能对此有出色的表现的。如“吏不畏严而畏廉，民不服能而服公；廉则使吏不敢慢，公则使民不欺卿”；“清则百毒不侵体，清则凛然气充盈，清则心境趣高雅，清则万众一心同。”（“为政廉政篇”）“不谋万事不一时，不谋全局不一城；有容固先振其纲，徐徐措节目之清；登泰山而小天下，功成无我天下胸；洞幽烛微了于心，见微知著腹藏兵；闭目塞听封固步，只见树木不见森；战略思维握大事，踏遍青山郁葱葱。”（“战略思维篇”）《追梦》的文本证明了作者对形式的选择是适宜的。文学包括诗歌是情感的表达而不是情感的宣泄和泛滥，臻于情感的节制有度、抒情与说理的有机统一，七言短句确实是形式上的一个便利。我不认为诗体有优劣之分，而是主张诗人要选择与作品内容相适应的形式，以使思想与形式相得益彰。七言是古典诗歌的形式，但在蔡远方的笔下，这一古典形式实现了现代转换，它的语言是当代的、平易的，但它也继承了古典诗歌的内在传统，除了诗句的整敕和音韵之美，作品还有大量的用典。如“西门治邺察民生，全功成名布义通；……千磨万击坚意志，百炼成钢万户崇。不听虚言不浮术，为民务实清廉风；术必有典言有用，不兴伪事不华名；不学南朝谈虚务，不学赵括纸上兵；牡丹花好空入目，名必有实事必功；崇实充实先贤赐，枣花虽小结实成；空谈误国实兴邦，荀悦申鉴警钟鸣。”（“敬民笃行篇”）“学不思罔终迷惑，思不学殆徒劳神；仲尼学琴重参悟，怡然高望神色凝；文王操曲如灵现，襄子欣欣赞儒生；善读史书勤思辨，人云亦云亦无云。”（“育人任贤篇”）这部长诗表面上易读，实际上需要读者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修养才能完全读懂和领会。

蔡远方的“梦系列”第二部《筑梦》据悉即将出版。期待他的新作问世。

作者石一宁：《民族文学》主编。文学评论家。

《追梦》《筑梦》作者蔡远方：河南籍诗人、学者，北京市海淀区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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