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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另一种光芒:刻书!这位学者说:其源也远,其势也壮,其流也长

山西的另一种光芒:刻书!这位学者说:其源也远,其势也壮,其流也长

▲霜红龛集 清乾隆十二年(1747) 刻本

山西的另一种光芒:刻书!这位学者说:其源也远,其势也壮,其流也长

▲最新出版的《现存山西刻书总目》

王开学 著 三晋出版社

山西,

古代堪称“书之乡”!

不仅仅文人辈出,

在中国刻书史上,

山西也一直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存在。

说到山西刻书,

大家首先想到的几乎都是

金元时期的“平水本”(或“平阳本”),

这似乎已是一种普遍的认识。

确实,

“平水本”在金元时期的中国北方,

独树一帜、气势如虹。

它的异彩纷呈,

遮盖了其他时代山西刻书的光芒。

而历史的真实是:

在任何一个时期,

山西刻书在国家文化传播中,

都有其独领风骚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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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第六卷

辽重熙十三年(1044)刻本

在雕版印刷肇始的唐代,山西就已经为中华印刷文明导源开路、披荆斩棘了。从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和藏于山西省图书馆的《佛说北斗七星经》(一卷)两部精美且成熟的作品可以推测,大致唐末到宋初的时候,在山西,尤其是晋南这片土地上,雕版印刷技艺已经施行了较长时间。

辽代文献至今存世者极少。在凤毛麟角的辽代文献中,山西刻书也占有一席之地。譬如《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抄第六卷》(辽·释诠明述)的卷尾题记中记录,云州(今大同)节度使张肃和应州(今应县)副使李胤等共同参与了该经的刻印。而且在所有列出的名单中,只有他们两位是标明身份地位的,很可能他们就是刻印该卷的组织者与管理者。

有了以上这些精彩典型的积累和铺垫,山西刻书才得以在金元时期走向巅峰,开启一段光芒万丈的历史。

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平水)成为北方的印刷中心、文化中心。这个时期,平阳设有“经籍所”这一专门管理刻书、印书的官方机构,这在体制机制上为平阳刻书的繁荣提供了保障。反过来,也正是平阳印刷事业的发达,才催生了“经籍所”的成立,这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

金元平水本的代表作,有《赵城金藏》和《玄都宝藏》这一佛一道两部鸿篇巨制,为后世留下了较为完整的雕版佛教大藏经蓝本和最早的道藏零种;有《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三十卷)这部代表“平水本之上乘”的“神品”,给人们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亦有对中国韵学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增注礼部韵略》,风行天下的“平水韵”,正是导源于这部刻书……

巅峰过后,山西刻书并没有戛然而止,而是以更从容、更扎实的脚步踏上了明清舞台。

明代的晋藩刻书因其精善之极,常常被书贾撕去序跋,冒充宋元本。这个时期的私家刻书亦蓬勃发展,沁水李瀚、汾州孔天胤是其中的佼佼者。前者刊刻的《河汾诸老诗集》是历史上第一次对金元时期山西人士著述的集中编刻呈现,对传播山西乡邦文化、弘扬三晋文化有首创之功;后者刊刻的《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可谓大手笔,对于弘扬司马光史学思想和三晋学术于有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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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山西通志

明嘉靖四十三年(1546) 刻本

进入清代,山西刻书无论家刻、坊刻、官刻,还是书院刻书等仍然风生水起。这个时期山西的刻书地域更为广泛,开始覆盖全省所有府州,除了运城、临汾、晋中、太原等地仍旧繁荣如昨外,之前很少有刻书的大同、朔州等地也后起直追,剞劂声声。

辉煌的刻书史已成过去,但留下的一部部沧桑满目的古籍遗存,可以无声地讲述山西作为文化传播阵地曾经的辉煌;也只有那一册册陈旧泛黄的刻书,可以把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思想智慧和知识体系落实于书的载体中为今人所认知。

作为中华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古代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现存的山西刻书,亟需我们今人的守护。保护它们,文献线索必不可少,否则就是盲人摸象、难知全貌。因此,一部完整且规范的刻书目录工具书,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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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补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元刻本

近日,

山西省图书馆副馆长王开学

出版了《现存山西刻书总目》一书,

全面梳理并描述了山西刻书的全貌,

他将山西刻书概括为一句话:

如果,

把山西刻书史比作一条河流的话,

那么它呈现的特点就是:

其源也远,其势也壮,其流也长。

《现存山西刻书总目》

收录了唐末至1912年之前古代山西刻书

(包括同一时期的稿抄本、活字本等)的目录,

“平水本”“晋藩刻本”及各地不知名刻本,

均有收录,

是古代山西刻书目录的最全本。

全书分为四编,

依次为宋辽金元编、明代编、清代编、方志编,

每编又以地域进行细分。

内容除书名外,

还记录有存佚状况,

每种书都详细标明

收藏单位(或个人)等基本信息,

减少学者搜寻之苦,

极大方便了学界对于古籍图书的使用需求。

12月13日,

山西晚报.文博山西记者采访了王开学先生,

请他详细介绍了

山西刻书在中国刻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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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山西刻书总目》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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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学先生

山西刻书:

这本书重在实际利用

山西晚报.文博山西:您为什么会编著这本《现存山西刻书总目》?

王开学: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在全国展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古籍保护工程。工程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展普查,摸清全国古籍的家底。在全国古籍普查工作伊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专家就数次来山西调研,我也多次陪同,专家们对山西的古籍收藏颇多肯定。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先生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记者问他,在全国范围内普查调研中,有没有让您眼前一亮的发现?

我记得他好像举了三个例子,其中两个就和山西有关:一个是《开宝藏》,即刻于北宋开宝年间的大藏经,这是中国第一部雕版大藏经,到现在已经有一千余年历史了。《开宝藏》已无全本,目前全世界只有零本13件,山西就有3件(山西博物院1件,高平博物馆两件)。另一个是应县木塔发现的《契丹藏》。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山西还有这么多稀世之宝。这就是普查的意义,这样才能摸清家底,才能更好地保护,这实际上也是我做这本书的一个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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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宝藏》零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百六(部分)

山西博物院藏

山西晚报.文博山西:类似这样的书,我们以前有过吗?

王开学:全面梳理山西刻书状况,我这个算是第一本。据我所知,以一个省为范围编写刻书总目,好像也没有。在我编这本小书之前,山西有两位前辈做过这个事,如原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刘纬毅先生1998年主编过《山西文献总目提要》一书,我也是编辑之一,涉及到部分山西刻书;还有原山西大学李裕民教授,在198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山西刻书年表》,简单介绍了宋至明的山西刻书。我知道有关反映山西刻书的就有这么两种,但都不全面。

山西晚报.文博山西:您收录的标准的是什么?

王开学:我是这样考虑的,一个是山西本土刻的,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就是山西人在外面刻的,比如山西人在外地为官时的刻书,这种情况还不少,这当然也算山西刻书。收录总得有个标准,在我编这个书之前,山西还没有一本全面反映山西刻书状况的书,也没什么参考,我觉得这样定也符合惯例。

另就是以前的刻书目录都是存佚并收,即存世的或已佚的一并收录,这个好处是全,不足处是存佚不分(如山西刻书年表),不太便于实际利用。鉴于此,我在编写本书之初就决定只收现存的,佚书一概不收,目的是专注于实际利用。不仅收录现存山西刻书,还让人知道,这本书现在在哪个图书馆或哪位收藏家手里,要标明收藏单位,有研究者就可以按图索骥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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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

金皇统九年(1149)刻本

山西晚报.文博山西:是这样,我也见过很多史书志书里的艺文录,里面收录了很多著作,但光有个名字,却不说哪儿能看到,实际上实用性不强。

王开学:这可能是一般史志目录的共同特点吧,他们重点在介绍历史上或某个朝代曾经有过什么书。不过,现在我们编制有关古籍目录时,注明出处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有很多刻书我不只写一个收藏单位。比如明代以前的刻书比较少,所以收藏单位标注就较细,如果有三个收藏单位,我就写三个,有四个就写四个。不过由于我编这本书是以我们省图书馆古籍藏书为基础的,如果省图书馆有,别的收藏单位我就不标出了,还是侧重咱们山西。

山西刻书非常值得一说

山西晚报.文博山西:这么多的刻书,您是从哪儿获得的线索?

王开学:在本书的附录里我列有参考文献目录,从中即可看出我的信息线索,如刘纬毅先生主编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省图书馆编的《山西省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李裕民教授的《山西刻书年表(宋至明)》,以及山西省内各市县的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和高校、文博等系统的古籍馆藏目录。省外的信息则主要依托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搭建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和“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这两个平台。当然还有其它一些途径。总之,没有“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就不可能有这样立足全国甚至全球搜罗相关山西刻书信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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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卷首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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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卷尾

山西晚报.文博山西:另外一个问题您怎么知道某本书,比如说这本书上有《农政全书》60卷,您怎么知道就是我们山西刻过,然后它还有这么多本版本的存在,您这种信息是从哪来的?

王开学:就是从普查目录上来的。我们一般古籍都有著录,书名、作者、版本信息都清楚地记载着。这次古籍普查要求各收藏单位不能从目录到目录,必须进库对书,原来编制的目录必须与书对应。如果都能按此操作,新编制的普查登记目录就基本能确保有目就有书了。当然,版本信息著录一定要准确、全面,这是基础,不然现成的山西刻书也会因著录不细而失之交臂。从整体上看,全国现在的普查工作做的还都可以,著录信息基本上是准确的,所以标注收藏单位也是没问题的。

山西晚报.文博山西:从您的研究和发现,山西刻书的整体面貌是什么样的?

王开学:为什么我要编这本书,就是觉得山西刻书还值得一说。山西在中国刻书史上应该是有地位的。你可能听过平水本(即平阳刻书),平阳(临汾)是金元时期全国的四大刻书中心之一。但是我想说,山西可不是除过平水本其他就没有可说的了,事实上其他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好的,源头也比较早。

现知中国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雕版印刷书籍是唐咸通九年(868年)刻印的《金刚经》,现存英国国家图书馆。而现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其上有“隰州张德雕版”牌记,此隰州即山西隰州),专家考证认为:“说它与《金刚经》同时代,或晚一点,完全可以成立。即使留有余地,本件的年代不会晚于五代、宋初。”这说明,在雕版印刷的早期,山西也做出过贡献。我们省图的镇馆之宝《佛说北斗七星经》,是北宋雍熙三年绛州刻的。雍熙三年是986年,属北宋初年,上距唐末五代也不远,整个雕版技艺相当老道,就是说明这个技术已经在此地实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不然不可能有这么成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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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北斗七星经 宋雍熙三年(986)刻本

到了金元时期,就是平水刻本。到明代还有一个晋藩刻书,那也是非常有名的。不仅如此,明代山西有三个王,晋王、代王、沈王,三个王府都有刻书。晋藩刻书最多,沈藩刻书品位挺高。藩府刻书一直延续到明代末年,刻书时间挺长。本身藩府刻书在整个明代都是很有特色的,山西可能更突出一些。另外明代的私家刻书有两个大人物,一个是沁水李瀚,一个是汾州孔天胤,也刻了不少精美的书。

清代离现在较近,刻书留下来的也最多。关于清代刻书关注程度自然没有宋金元明多。不过清代刻书也自有特色。清代山西刻书当然也还是值得关注的。这些年随着古籍保护工作的深入,对清代刻书的研究也比较重视了,比如阳城的张敦仁,是著名的数学家,也是刻书家,他所刻的书就非常精湛,几乎全是仿宋刻,而且他为了提高书的校勘质量和刊刻质量,经常聘请鼎鼎大名的、有“清代校勘第一人”之誉的顾广圻,就是顾千里,担任校勘之责,所以,张敦仁的刻书,才件件都是精品。现存我知道的还有5种,在拍卖市场上都是高价。

摸清古籍家底

扎扎实实做好基础工作很重要

山西晚报.文博山西:如何判断一本刻书是好还是不好呢?

王开学:我们说一部书的好坏,当然首先是内容方面,校勘精审,差错少,自然是好书。但除此之外,尤其对古籍而言,外在形式之美也非常关键。比如版式之美、字体之美、纸张之美、墨色之美、装祯之美,包括在流传过程中形成的印章之美、批校题跋之美,如此等等,都是一部古籍刻本让后人欣赏、关注的焦点所在。像字体方面,从宋至清,各时代各地区是不一样的,各有其特点,比如宋代一般模仿唐代书法家较多,如江浙喜欢用欧体,元代以后至明前期,赵孟頫的字体比较普遍。而到明代中期即嘉靖隆庆年间,字体开始向规范化转变,出现仿宋体的字。这些在山西刻书中也有直观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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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城金藏

金皇统九年(1149)至大定十三年(1173)刻本

山西晚报.文博山西::也是咱们山西刻书的价值。

王开学:确实,我做这件事情就是把咱们山西刻书表彰一下。好像山西人啥都不如别人,实际上在刻书上是真的不错。平水刻本就不用说了,即使在清代,山西私家刻书、书坊刻书、书院刻书也有很多,说明咱们文化事业发展比较好。好的雕版,甚至一两百年后都能继续印书,对文化传播,非常有意义。

中国的雕版印刷,一直到清代晚期国外的铅印、石印技术传入中国后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总之,从唐朝到清朝这么长的时间,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传承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山西刻书又在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山西晚报.文博山西:您能具体解释一下这个地位吗?

王开学:书里的前言,我说了一句话,我说把山西刻书比作一条河流的话,它特点有三个,一个是其源也远,特别早;然后其势也壮,整个历史上产生的影响也大;最后是其流也长,伴随着整个雕版印刷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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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蒙古定宗四年(1249)刻本

山西晚报.文博山西:您编著这本书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王开学:我真正开始着手,是2017年春,大概用了两年多时间。触发我决心干这个事,是当时刘纬毅老师送给我一本书,其中提起了我曾参与编辑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一书,该书中就收了92种山西刻书。这当然不能反映山西刻书的全貌,想法和行动就由此而来。但真正的信心和底气,还是因为有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着的全国古籍普查保护工程。

山西晚报.文博山西:这个书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王开学:我想,这本小书或许会对山西出版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文献线索;也或许会对行进中的全省古籍保护工作有一点助益。

因为从各方面摸清古籍家底、扎扎实实做好基础工作始终是一件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没有这些,宣传推广、开发利用、弘扬传承就缺乏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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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山西刻书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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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本书实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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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开学简介

王开学,研究馆员,现任山西省图书馆副馆长。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专家、全省文献类文物指导专家,入选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2018年入选“三晋英才”。著作有《郭象升藏书题跋》《山西藏书史话》《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省古籍普查目录初编》《山西省第一、二批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山西省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等。

文|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遇

图|三晋好书 网络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

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南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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