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候城在公元前3世纪末修筑后，很快由长城边塞上的障候之城发展为县城。在燕国统治的近八十年的时间里，政治经济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城也初具规模。以后秦承燕制，汉承秦制，又先后在公孙氏和慕容鲜卑的统治之下，一直到为高句丽所毁，在这数百年的时间里候城历尽沧桑，既有和平发展时期，也有烽火连天的岁月。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嬴政听从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分全国为十郡。在东北地区，仍然延续燕的旧制，辽东等五郡的建置没有什么变化。另外一件事就是筑万里长城。
《史记·蒙活列传》：“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之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秦代的统治比较短暂，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不过，考古发现的文物证明，秦对辽东的统治管理是有效的。例如，在辽东地区近几十年来发现多件秦代和三晋兵器：辽阳老城东部出土的秦“上郡守戈”、抚顺市郊出土的“吕不韦矛”、普兰店出土的魏“启封戈”等。
这些兵器虽不全是秦国所铸造，但都可能为秦军所使用过，应当与秦灭燕或秦军戍守边塞有关。“吕不韦矛”出土于抚顺市西顺城区李石寨镇河东村。1993年4月，村民在浑河北岸筛沙时，发现了四件青铜器。其中有一把青铜矛，在矛身下部两面镌刻有战国文字，其正面刻有“三年相邦吕不韦造”等十九字。
这把铜矛的出土地点就在抚顺市刘尔屯至沈阳市东陵区(今浑南区)下伯官屯浑河段的北岸，在燕秦时应属候城辖境。这把两千多年前遗失在候城障塞上的铜矛，再现了秦军平定和成守候城的历史事实。另外，就在距铜矛出土地不远的上伯官屯城址内曾发现秦代陶量残片，上面有诏版原文，虽不完整，但尚存有“廿六年”等字样。这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历史见证。它在候城地区出土，说明当时政令的畅通和对辽东地区的有效管理。
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在此之后数年，割据势力频繁更迭，辽东等五郡仍处于动乱之中。所以，汉朝直接控制辽东，最早也只能从周勃平燕王卢绾之乱的公元前195年开始。
汉承秦制，在疆域的管理上仍实行郡县制。在西汉二百余年间，主要的威胁来自北边的匈奴。汉初，当时汉的国力尚弱，只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武帝时，匈奴绝和亲，不断入边侵扰，杀略吏民。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决心与匈奴决战，解决边患。他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等国联合对匈奴作战，又派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等率大军，连续出塞痛击匈奴，终于使匈奴远遁。
纵观西汉二百余年间，虽有匈奴的侵扰，但辽东地区还相对稳定，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文帝时，采纳晁错的“徙民实边”政策，改过去的“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为募民屯戍。西汉时，辽东的经济有所发展，人口也有所增加。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辽东郡十八县，人口共计二十七万余，以各县平均计算，每县点五万人，候城是中部都尉治，人口可能要多一些，应该在二万以上。在沈阳城的大西、大南、小南、大东的小什字街等地，都发现过汉代的墓葬。墓葬多为砖室墓，有单人葬，也有夫妻合葬。随葬品主要是陶明器，也有铁剪刀、顶针和琉璃耳珰等装饰品。时代从西汉到东汉，说明西汉时候城已比较繁荣。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建国号新。王莽对少数民族采取高压政策，激起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反抗。
而从此时开始，辽东地区便进入了兵连祸结的年代，主要威胁来自乌桓、东部鲜卑和高句丽。乌桓与东部鲜卑原来都属于东胡部落联盟，分布地一在乌桓山，一在鲜卑山，二山都在今蒙古草原的东南部、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丘陵地带。
自匈奴击破东胡后，乌桓北徙，驻牧于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乌桓山一带。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为了分化匈奴，允许乌桓迁到东北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东胡被击破后，鲜卑也向北迁徙到内蒙古哈古勒河附近的鲜卑山上。汉武帝时乌桓南迁，鲜卑部落也跟着南下，驻牧于今西拉木伦河流域。
高句丽，又名句骊、高骊、高丽，隋唐以后多称高丽，是中国东北地区古代的少数民族，最初生活在浑江和富尔江流域，汉武帝设朝鲜四郡”时，在这个地区设置了高句丽县，以管理高句丽族。
最初，高句丽只是高句丽县辖下的县域政权，其官员的设置要经过玄菟郡的认可并经其发放朝服，日常事务则由高句丽县负责。西汉末，高句丽已经是一个“侯国”，实力有所增强，开始向外扩张。公元12年，王莽为征伐匈奴，调发高句丽兵参战，高句丽不愿意，玄菟郡强行逼迫，结果纷纷逃亡出塞，开始“犯法为寇”。州郡归咎于高句丽侯驺，辽西郡大尹田谭率兵追击，被高句丽所杀。王莽又派人诱杀了高句丽侯驺，传首长安，并将高句丽改为下句丽。于是，高句丽愈加犯边不止。
公元41年，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又联合起来，“人塞杀略吏人”，朝廷深以为忧。一面给沿边各郡增派兵力，每郡数千人，一面派遣将领到长城各障塞屯守。光武帝特选派有能力的祭肜为辽东太守。祭肜到任后，“励兵马，广斥候”。
历史记载：“肜有勇力，能贯三百斤弓，虏每犯塞，常为士卒锋，数破走之。”
但是，祭肜的努力，只给东北地区带来几十年的安宁。汉和帝以后，由于东汉政权自身的腐朽以及用人不当，东北的形势又趋紧张。
不仅鲜卑、乌桓两族起兵作乱，高句丽也乘机侵扰边境。此时，高句丽的国王名宫，史称太祖大王，高句丽政权也进入了向外拓土开疆的强盛时期。
《后汉书·东夷高句丽传》记载：“和帝元兴元年(105年)春，复入辽东，寇略六县，太守耿夔击破之，斩其渠帅。”
这次高句丽寇略的是哪六县，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但从当时辽东各县的分布看，这六县中应包括与高句丽地缘较近的望平、候城、辽阳、高显等县。
由于高句丽的侵逼，玄菟郡的辖境越来越小，107年，玄菟郡又被迫内迁，并且把辽东郡的高显、候城、辽阳三县划属玄菟郡。这三县都在今沈阳境内。此后十几年里，高句丽把攻扰的重点放在浑河流域。
后二郡死伤两千人，候城被焚，损失惨重。沈阳故宫北宫后里发现的候城北墙有被火烧过的痕迹，或许就是这一事件所致。同年夏四月，高句丽又与辽东鲜卑八千余人攻辽队，杀掠吏人。太守蔡讽追击于新昌县，战殁。
辽东太守死于疆场不久，玄菟太守姚光又死于一桩冤案。本来姚光欲乘高句丽王宫死丧之机发兵击讨，但未得到朝廷批准。姚光又联络已臣服汉廷的夫余王，联合打败了高句丽率马韩、貊数千骑兵对玄菟的围攻。然而，却有奸人用假玺印伪造皇帝圣旨，谴责幽州刺史冯焕和姚光，并赐以刑刀，又下令辽东都尉庞奋，命他迅速行刑，奋即斩光拘焕。尽管这桩冤案很快査清，并“赐焕、光钱各十万，以子为郎中”，但一代名将的无辜被杀给辽东边防造成的损失却是无法弥补的。就在姚光被陷害的前后，曾以汉中太守名震西南夷的谏议大夫陈禅，又因“廷讪(诽谤)朝政”罪，被贬到辽东任玄菟候城障尉。
陈禅到任不久，正逢北匈奴入辽东，朝廷又起用陈禅为辽东太守。“胡惮其威强，退还数百里。禅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晓慰之，单于随使还都。禅于学行礼，为说道义以感化之。单于怀服，遗以胡中珍货而去。”(《后汉书·陈禅传》)候城被高句丽焚烧之后，虽然一度修复，但从此衰落。史书上几乎再见不到候城的名字。《晋书·地理志》玄菟郡下已没有候城，大概在此之前候城的建置就撤销了。
参考资料：
《史记·蒙活列传》
《沈阳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