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居美国，演奏事业高度国际化，上海四重奏此前每次回国演出，都像逢年过节回家热闹一番的儿子、女婿。如今，上海四重奏选择回国扎根，将工作重心彻底转到国内，中国观众和他们亲密接触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12月22日晚，上海四重奏回到家乡上海，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一展弦乐四重奏的魅力。这也是上海四重奏纳新之后的回乡首秀，1200人的音乐厅人声鼎沸，一票难求。
作为上海交响乐团2021-2022乐季的驻团艺术家，12月31日晚，双方还将试水一次充满未知数的合作，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同台演出新年音乐会。
上海四重奏
纳新之后的回乡首秀
上海四重奏回乡首秀的开场曲是斯美塔那的《第一弦乐四重奏“我的一生”》，当时作曲家正在经历各种身体与精神的折磨，包括听力的逐渐丧失，曲中充满了逆境挣扎中的自传式回忆与内省。
紧随其后，周龙为弦乐四重奏而作的《琴曲》，引用了古琴曲《渔歌》中的材料，《渔歌》相传又是据唐代诗人柳宗元名篇《渔翁》而写，而柳宗元写《渔翁》时与斯美塔那一样，正在遭遇人生的低谷。
下半场的重磅曲目是舒伯特的《第十四弦乐四重奏“死神与少女”》，作曲家写作时身患绝症，死亡的阴影不时笼罩心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室内乐作品之一，也是上海四重奏最常演的保留曲目之一。
“四重奏一直是弦乐演奏家的终极理想，四个完全不同的鲜活灵魂，经历了各种波折与磨合后，才能成为动听共鸣的整体。新成员（于翔）的加入，将为这个老牌组合带来和谐而不同凡响的声音。”在小提琴家宋阳看来，这场演出无论对正饱受疫情困扰的音乐爱好者，还是对燕雀归巢、全新升级的上海四重奏来说，都具有很难得的现实意义。
巧的是，于翔第一次在现场听上海四重奏，正是《死神与少女》。那是20年前，他还是上音附中学生，看着台上的上海四重奏，有一种见巨星的感觉。
“四个人都很帅！当时室内乐不是很流行，大家都想当独奏家，但我很喜欢室内乐，听了他们的演出很有信心，更加坚定了以后想走的路。”后来，于翔又在上海音乐厅听过一次上海四重奏，因为只有一张票，听了半场，就从门缝里把票塞给父亲，两人轮着听。
因为独奏成绩亮眼，人在美国的于翔很快开始拉独奏，每年有180-200天不在家，虽然聚光灯打在身上，但时常觉得孤独。于是，他加入林肯中心室内乐协会，“每场音乐会排练四天，演出结束就分开了，还是陌生人，没有形成默契。”加入一个专业室内乐组合的梦想在于翔心里扎根，而加入上海四重奏，成了最好也最自然不过的选择。
于翔的加入，为这个老牌四重奏吹入新风、注入活力，大家开始重新度“蜜月期”。
大提琴家尼古拉斯·萨瓦拉斯把四重奏组合比喻成一段婚姻，随着相处时间越来越长，彼此发生的争吵也会越来越多，如今“再婚”，有了新配偶，大家又新鲜、又兴奋，正是状态最佳的时候，“我们三个争论很多，于翔是非常棒的‘气压计’，他不太生气，如果真生气了，我们就知道是我们太过分了。”
“我们经常打起来，四个人有四个不同的意见，有时候三对一，有时候二对二，二对二最麻烦。”于翔笑说，所有的四重奏组合都会有争吵，目的都是为了把音乐拉好，不让观众失望，“因为在乎才吵，吵，其实是对事不对人。”
没有指挥的新年音乐会
很少有音乐家像李宏刚、李伟纲，和上交的渊源这么深。
两人的外祖父、伯父、母亲都曾是上交的乐手。尤其是母亲陈慧尔，1957年至1992年一直在上交工作，还以乐队副首席的身份和上交合作演出过六十余场《梁祝》，很多国家的首相、国王、女王都是她的座上宾。
也因此，还在母亲肚子里时，两人就把听上交当“胎教”，一两岁开始，他们几乎每周都会被长辈抱去上交看排练，“阿姨、叔叔、伯伯一轮叫过来，我们熟悉每个人的名字。”李伟纲还记得，排练结束后，团里的年轻人喜欢去操场踢足球，他们太小上不了场，就在旁边呐喊，欢天喜地地看着。
2009年，受音乐总监余隆之邀，久居美国的上海四重奏成了上交的客座首席。12年后，双方的合作再次升级，上交首开先河，邀请上海四重奏担任乐团2021-2022乐季的驻团艺术家——请一个四重奏组合驻团，这在国内外都极为罕见。
12月31日的新年音乐会，双方将试水一次充满未知数的合作——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同台演出小约翰·施特劳斯、莱哈尔等人的多部圆舞曲，四人还将以独奏的身份，分别献上贝多芬、德沃夏克、布鲁赫、沙汉昆等人的作品。
“我们自己都很难想象，现场会是什么情况，大家都可以来看新鲜。”李宏刚笑说。
“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我们想接受这个挑战，为什么不呢？这是展示室内乐魅力的最好机会。”于翔兴奋地说。
“没有指挥，担心有一点，但期待的成分更多。”在李伟纲眼里，亚洲最好的乐团一个手可以数出来，而上交正是其中之一，他对乐团的职业化很有信心。
今年5月，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李伟纲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弦乐声部合作了柴可夫斯基《小夜曲》——26位弦乐手齐刷刷站成几列，俨然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而站在首席之位的李伟纲，正是领头的军师，推着年轻人们往前走。没有指挥看了，乐手们的主动性更强了，默契也更强了。
这一次的难度和挑战显然更大，乐手约有六七十人，俨然一个规模更大的室内乐团。
“两百年前，乐队也没有指挥，都是一个小提琴手领着大家拉。”李伟纲说，“指挥的功能主要是解释作品，然后在关键的时候给出提示，我们也会起到这个作用——在关键的时候，比如换节奏的时候、换速度的时候给出提示，每位乐手的脑子都很清楚，知道怎么演下去。”这一次，上海四重奏相当于“半个指挥”。
“室内乐里没有指挥的概念，完全靠听，每个人都要被迫变成一个主动性很强的人，如果你要去‘跟’人家，肯定就晚了，一定要呼吸在一起。”在李伟纲看来，想真正提高一个乐团的素质，就要让他们多演室内乐，因为可以打磨、提升每位乐手的眼力和耳力。
如果试水成功，李伟纲也想推广这种合作模式，在其他地方也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