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鬼子做梦都没有想到，困扰日军三年多的港九大队市区游击队的队长，竟然是一个刚20岁出头的丫头片子。当日军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刻封锁了市区，实施围捕......
1943年8月13日上午，占领香港的日军宪兵抓获了三名游击队员，三人没有抗住日军的严刑拷打，很快就招供了。根据供述，日军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他们在市区的“心腹大患”港九大队市区游击队的队长方姑，尽然是个24岁的丫头片子。这让日军颇为震惊，当得知此时她就在市区某处时，立刻发出了紧急集合的命令，下令封锁了市区，展开地毯式的搜索围捕。
方姑，原名孔秀芳，又名方兰（抗战胜利后以方兰的名字继续在港进行地下工作）。1921年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顺德县。自小家境贫寒，但是方姑好学，母亲也非常支持她的学业，即使家贫，也要借债让方姑接受教育。
方姑
15岁时，方姑一边学习，一边在一所小学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方姑踊跃报名，参加了香港学生赈济会，并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儿童团长。一年来，方姑总是能出色地完成工作，而且她很有号召力。1938年，方姑在香港加入了共产党。
1942年，方姑加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任女子中队指导员。第二年底，方姑担任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长兼指导员。此后，方姑在市区一边搜集传递情报，一边带领队员破坏敌人的生产，让日军十分头苦。
方姑长期从事危险的地下工作。她的母亲冯大娘对于她所从事的工作不仅心知肚明，还经常帮着她传递情报。时间久了，冯大娘对于联络的地点以及各处的联络员都铭记于心。慢慢的，成为了一名不在编的地下交通员。
电视剧《明月几时有》中的方姑与母亲
一天，邻家姑娘阿四挎着一只盛满“中草药”的竹篮，急匆匆地来到冯大娘家。让冯大娘等她，她要去“药材铺”取“药”，回来后一起去交给方姑。
冯大娘知道此次任务的危险性，就说服了阿四姑娘，自己承担起了取“药”的任务。让阿四在家里等她。
此时，城中“药材铺”的伙计伍惠珍焦急地坐在门前，等待着来人。许久之后，看到了冯大娘。两人走进铺内，伍惠珍接过冯大娘带来的“药材”后，放进了柜子，又取出几封信件，交给了冯大娘。接着，又将一张卷成“火柴棒”似的纸条交给了她。
伍惠珍指着那支“火柴棒”似的纸条，特意叮嘱道：“这个非常重要，你要格外小心，搞不好要掉脑袋的。”
冯大娘将信件放入竹篮，用一些草根和树皮盖住。那根“火柴棒”似的纸条，则放进了衣服的夹层里。交接完毕后，伍惠珍将冯大娘送出了“药材铺”。
冯大娘回到家里接上阿四，一起来到了筲箕湾码头。就在她们上船以后，突然人声嘈杂，一群日本宪兵和日伪警察突然冲上了船，要进行突击检查。
这种检查，经常会有，实际上就是日伪搜刮财物的一种手段。很多人悄悄地塞给伪警察几张钞票就蒙混过去了。冯大娘为了安全起见，躲在阿四身后，不动声色地将竹篮中的几封信件撕毁，丢进了大海。
不幸的是，日伪在冯大娘这里没有搜刮到任何值钱的东西，恼羞成怒下开始强行搜身。结果搜出了藏在冯大娘衣服夹层里的那张“火柴棒”似的纸条。随即，抓走了冯大娘和阿四。
两个小时后，日本宪兵通过这张纸条上的内容，来到了海军制造船所绘图室，将地下情报员张咏贤抓走。
傍晚时分，方姑还坐在坑口海边的礁石上，焦急地等待着阿四姑娘前来送信。一名游击队员轻轻地走到方姑身后：“今天下午，日本兵在筲箕湾码头抓走了两个妇女，一老一少......”
第二天，确切的消息传了回来，筲箕湾抓走的一老一少，正是方姑的母亲冯大娘和阿四姑娘，随后日本宪兵又将潜伏在海军制船所的张咏贤带走。
方姑得知消息的第一反应，立即下令各地段各小组，改变联络路线，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安排完所有事情后，方姑才泪如雨下，心急如焚。
游击队员“大头九”提出了营救冯大娘的方案。关押冯大娘的监狱后面有一条沟渠，渠内有水通往海边。游击队员可以乘船来到监狱后方，然后从后方进去，将冯大娘从楼上用绳索吊放下来。
听完救援方案，方姑本能地掏出她的佐罗手枪，带着“大头九”等人直奔目的地。当一行人来到监狱后方时，方姑已经逐渐冷静了下来。她仔细地观察着监狱的防守情况以及地形。
心里想着，营救行动一旦失败，整队人都会牺牲。即使成功，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为了救自己的母亲，付出这样的牺牲值得吗？我有什么权力去这样做？这是对战友的生命不负责任......
思虑过后，方姑深深地看了一眼监狱方向。大手一挥，带着小队离开了监狱后方。
几天后，被捕的阿四被释放了回来。再次见到方姑后，伤心地大哭了一场，讲述了在牢里发生的经过。
被捕之前，冯大娘就一再交代阿四，进去以后，我们就说不认识，打死都不认识。后来，鬼子无论怎么问，阿四都说自己不认识冯大娘。当鬼子逼问冯大娘那张纸条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冯大娘依然什么都不肯说。
恼羞成怒的鬼子开始对冯大娘施以酷刑，电刑上了好几次，一通电冯大娘就昏了过去，醒来之后还是什么都不知道。鬼子又牵来一匹狼狗，对着冯大娘嚎叫。冯大娘害怕极了，但蜷缩在墙角的她，依然什么都不肯说。
后来，鬼子又将冯大娘和阿四与海军制船所抓来的张咏贤关在一起，让她们相互指认，结果三人都说互不相识。当鬼子走后，冯大娘就对她两说：“我们进来了，就不能再连累外面的人。”鬼子来来回回审了无数遍，一直是这个说法。
鬼子最后一次审问时，气势汹汹地问冯大娘：“老太婆，你到底是什么人？”冯大娘说：“这还用问吗？我是中国人啦！”
阿四被放了出来，冯大娘和张咏贤被囚禁到了赤柱监狱，并且不准探监。
1944年6月22日，日本海军刑事部，以“间谍罪”将冯大娘和张咏贤判处了死刑，遭日军枪杀，英勇就义。
方姑的母亲冯芝
一个60岁的老太太，在敌人的酷刑下，硬是抗了三个多月都没有开口。不曾想，三个男人被捕后，当即就招了供，出卖了方姑和游击队。当敌人准备出发时，我党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人员，将这一重要的消息传了出去。
正在铜锣湾组织工作的方姑得知消息时，为时已晚，日伪军已将市区的各个出入口封锁设卡，严令盘查出入人员，主要抓捕目标，一名24岁的小姑娘。
机智的方姑不会坐以待毙，她立刻换了几件破旧的衣服，又用油污将衣服弄脏。随后，将自己弄得蓬头垢面的，俨然一副小乞丐的样子。她又找了一只破竹篮，往里面塞了几件破衣服，将自己的佐罗手枪藏了进去。最后拿起一个破碗，里面盛着半碗剩饭，一并放入了竹篮。
当方姑出门走上大街后，别说是日伪军了，就连路上的行人都在躲着她走。方姑一边仔细地观察着街道各处，一边慢慢悠悠地走着。来到一处路口时，看到了盘查的日伪军正在对过往的人群进行检查，方姑不慌不忙地混入了人群中。
此时，一辆黄包车驶了过来，车上下来一位四五十岁的胖女人。走到了一名伪警察面前，说着什么，看情况应该是相互认识。方姑看了看，佯装木纳的靠了过来，不料那胖女人扭头看到脏兮兮的方姑后，一脸嫌弃，下意识地向后挪了一步。
方姑却看着她呵呵地“傻笑”，旁边那名伪警察见状，一把将方姑推过了哨卡，并训斥道：“快走，快走，别在这捣乱。”
这情况，方姑自己都感觉到意外。但她依旧不慌不忙，还是那副木讷的样子，看了一眼哨卡后，缓缓地朝前走去......
方姑脱险后，在地下党同志的帮忙下，找了一条小船，立即驶向了槟榔湾。因为在那里，还有很多游击队的战友，叛徒知道那个地方，她必须与敌人抢时间，先一步到达那里带领全体队员转移。
8月14日凌晨方姑顺利到达了槟榔湾，带着游击队的队员们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第二天，周围村庄突然锣鼓喧天，人们举着彩色的小旗，向四面八方奔走，一路大声宣告：“小日本投降了！小日本投降了！”
这天，是1945年8月15日。
第二天，方姑再次回到了香港，来到了香港最高的山峰扯旗山。她匍匐在母亲的坟前，第一次痛哭了起来。
抗战胜利后，港九独立大队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编入了华东野战军。方姑以方兰的名字继续留在了香港，一边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为职业，一边从事着地下工作。
1998年5月，方姑病逝于广州，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