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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王牌第5军军长,抗战时与其父在渝相遇,竟发现父亲是共产党

国军王牌第5军军长,抗战时与其父在渝相遇,竟发现父亲是共产党

熊笑三

国军王牌第5军军长,抗战时与其父在渝相遇,竟发现父亲是共产党

王牌第5军

国民革命军王牌第5军抗战中战绩辉煌,解放战争中是我军的劲敌,该军军长是熊笑三,他的父亲却是中共著名的地下党重要人物。

国军王牌第5军军长,抗战时与其父在渝相遇,竟发现父亲是共产党

熊笑三,1905年出生,湖南长沙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名字源自他在家里弟兄排行第三。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长沙掀起规模空前的反帝怒潮,他参加宣传队,到农村演戏,唤起民众。后来他报考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加入了骑兵第1旅,任见习官。此后历任排长、连长、团副等职务。

抗战结束时,廖慷调任国民革命军第45师师长,副师长熊笑三继任200师长。1948年年9月,接任第五军(号称国民党军“五大王牌”)的军长,9月22日授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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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新华日报总经理的熊瑾玎(左一)

1939年底,熊笑三担任国军王牌第五军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长时,曾经率部回到重庆休整。在重庆,他却听到一件震惊的消息,多年没有联系的父亲熊瑾玎,此时也在重庆,是《新华日报》的总经理,且还是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

熊瑾玎,1886年生,年轻时由父母做主,娶了同村江家的女儿为妻。江家女儿是个小脚,生有三男四女。他的三个儿子,两个从文,学业有成,三儿子则投身军旅。

在女儿中,有一个叫达五,嫁给了干杉乡的廖家权,廖家权改名廖沫沙,后来投身革命,再后来担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长。

熊瑾玎在中共特工中可是一个大人物,别名楚雄,188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医生之家。10岁入私塾,受传统的旧式教育。20岁时入徐特立等人开办的师范速成班,不但学到了一些新思想,而且从此以徐特立的品德人格为榜样,以认真和廉洁公正著称。

他参加过湖南的新民学会,也参加过五四运动,担任小学教员,也担任过著名的湖南自修大学的教务主任;北伐战争中他还担任长沙县财产保管处长,受托向工会和农民协会提供活动经费。

1931年春,因顾顺章叛变,熊瑾玎被迫转移到洪湖苏区,担任省苏维埃宣传教育部长和秘书长。由于他善于理财,从1921年开始,就在新民学会中主管财务,曾经为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筹措旅费。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1928年春天到上海后,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的会计,负责财务管理和筹措经费,人称“熊老板”。

熊瑾玎对外自称外地来沪做纱布生意的商人,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天蟾舞台隔壁云南路447号,租下二楼的三个房间,对外声称经营湖南纱布,挂出了“福兴布庄”招牌。

既然打出了“福兴”商号的招牌,熊瑾玎就要装扮成富商的样子,当时他40多岁,身边没有老板娘或者姨太太,显然不合适。周恩来考虑调一个女同志来充当老板娘,还可以为秘密开会放哨望风。至于在这里开会的领导人,进来时都以顾客名义,不容易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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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瑾玎朱端绶夫妇

调来的女同志叫朱端绶,1908年生,当时19岁,也是湖南长沙人,曾经是熊瑾玎的学生。朱端绶在1925年就加入共产党,在湖南从事地下工作,经验丰富,思想进步。

就这样,这一对假冒的老板老板娘开始经营“福兴”商号,他们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另一方面,商号的二楼成了秘密会议场所,楼下的老板边吆喝生意,边警戒放风。工作之余,熊瑾玎还会做一手湘菜,并教朱端绶古文和格律诗词,两人相处融洽,越来越亲密。

因熊、朱二人在湖南便认识并互相有很好的印象,也算是日久生情,经周恩来促成,1928年中秋节,熊瑾玎和朱端绶在福州路陶乐春饭店二楼举行了婚礼。

在做地下工作期间,熊瑾玎发挥了他出色的经营才能,为了建立更多的秘密联络地点和为党的工作更多的赚钱创收,熊瑾玎主持开办了3家酒店,一个钱庄 。此外,还同毛主席的胞弟毛泽民经营了一家印刷厂,同钱之光经营了一家织绸厂,同曹子建经营了一个洋货店,还成为了一家大型布店的股东。

这些店铺、工厂实业挣了不少钱,都上缴作为我党的活动经费。为党顺利开展工作提供了大量经费和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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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瑾玎朱端绶夫妇(左一左二)

1938年初,受周恩来副主席委派,熊瑾玎任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总经理,朱端绶担任会计科长。

1927年以后,父子两人走了不同的道路,因而10年没有音讯。到重庆后,熊笑三的部队驻在重庆化龙桥虎头岩,离新华日报社驻地鹰嘴崖非常近。尽管抗战时国共合作,熊笑三也不敢公开与父亲联系。

他曾对上峰和同僚说:“我没有父亲,只有一个远房叔父,20多年不见面了。”可作为他的儿子,虽然不能尽孝道,思念自己的父亲也是人之常情。

1939年除夕前,熊笑三的团部杀了猪。他让勤务兵将十几斤猪肉送至鹰嘴岩,托人转给报馆,也算是对父亲尽一点心意。

熊瑾玎向组织上汇报了情况,决定派朱端绶到虎头岩,跟熊笑三联系一下。朱端绶在长沙女子师范读书时,和熊笑三就相熟,也算是熊笑三的学妹吧。朱端绶假装外出串门,从鹰嘴岩绕道,走进了熊笑三的团部。

熊笑三见到这个以前的学妹,现在的继母,心知肚明。两人都不点破,只谈论些日常生活,湖南家乡琐事等。两人谈了二、三个小时,熊笑三吩咐炊事兵准备晚餐,边吃边谈。直到这时,熊笑三才婉转地请朱端绶给老父亲带话,他说:

“过去,因为我们走的路不同,这些年音信全无。现在好了,国共合作抗日,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两党应团结起来,光复我们的锦绣河山……”朱端绶笑笑,赞同地点了点头。离别时,熊笑三夫妇一直把她送到鹰嘴岩,还送了几条活鲫鱼和一块腊肉给老父亲吃。

从熊笑三的团部回来后,朱端绶立刻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周副主席作了一番汇报。周副主席听后,满意地笑了:“不错嘛,有收获!”

在重庆的那些年,朱端绶每月总是要抽时间去熊笑三处。每次朱端绶回家时,他都会送一些礼物让她带回去,这种微妙的关系即使在熊笑三奔赴抗日前线后,也一直保持着。从熊笑三处,朱端绶获得了不少有用的情报。

有时,朱端绶在熊笑三家也会碰到一些陌生的面孔,有军官,也有政客,或有阔太太们到家里搓麻将。人们看到朱端绶举止端庄、讲话伶俐,难免窃窃私语。

熊太太则淡淡一笑,说:“她呀,可是我们笑三的中学同学。她的丈夫是个很有钱的资本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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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父子两人又各为其主。熊瑾玎建国后曾担任全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他给予高度评价。

1966年初,他80岁诞辰时,周总理特地带着邓小平送给自己的两瓶绍兴花雕陈酒为他祝寿。

1973年,熊瑾玎病危且已不能说话,周总理不顾自己重病在身仍亲自去医院看望。夫人朱端绶交来丈夫的两句遗诗是———“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以表达熊瑾玎对党内老战友的深厚感情和最后祝愿。

熊笑三在王牌第五军的职务也不断提升,1948年接任军长。但是,他升任军长后才过一个多月,便率部随邱清泉兵团撤离徐州,结果几十万大军在半路上陷入解放军的包围圈,困在陈官庄的风雪之中,官兵援军无望,饥寒交迫,连老上司杜聿明、邱清泉都愁眉苦脸,一筹莫展。

可是,熊笑三却是有名的乐天派,见他们唉声叹气,不时地还开几句玩笑,让大家开开心。

熊笑三为什么不怕呢?他不是因为有个当共产党的老爹,而是自有脱身之术。

众人在包围圈内熬到了1949年1月9日。当日下午,解放军发起了总攻,谁都知道,战局已经到了最后时刻,国军官兵四处逃窜,连杜聿明、邱清泉也不得不从陈官庄驻地,逃到了第五军的军部所在地陈庄“求生”。

可是,在英勇的人民解放军面前,第五军也打不出包围圈。杜聿明、邱清泉大有等死的样子。黄昏时分,熊笑三竟以说笑话方式对邱清泉说:“如果一个人行动,就有办法出去。”

邱清泉急问;“你有什么办法出去?”

熊笑三还是说:“只要让我个人行动,我保准能出去就是了。”如何从解放军铁桶般的包围圈中出去?他还是没有明确回答。

到了晚上,战局完全崩溃,杜聿明和邱清泉准备冒死突围。不料熊笑三却找不到人影了。两人只好撇开“主人”熊笑三,进行突围,结果一俘一死,第五军这支国民党王牌军最终被解放军全歼。

而熊笑三跑到哪里去呢?他没有战死,也没有当俘虏,更没去投奔自己的亲生父亲——熊瑾玎。

十几天后,他居然出现在几千里之外的香港。熊笑三是如何“个人行动”,如何“飞”出解放军铁桶一般的包围圈的?

无人知道,至今是谜。

从此,父子两个再也没有相见。熊瑾玎于1973年1月去世,终年87岁。不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熊笑三回了大陆,他应邀回到国内,与朱端绶等亲属相见。他于1987年9月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2岁,善终。

国军王牌第5军军长,抗战时与其父在渝相遇,竟发现父亲是共产党

周总理为熊瑾玎夫妇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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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王牌第5军军长,抗战时与其父在渝相遇,竟发现父亲是共产党

1959年邓颖超与熊瑾玎夫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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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瑾玎夫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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