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岳南《岳南大中华史》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年至3000历史，是迄今为止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01“龙窝”偶遇宝器
事情要从一个名叫燕道诚的川西老汉说起。为灌田方便，燕家在院墙边的水沟旁安了一部龙骨水车，车与沟之间有一条大约两米长的小水渠相连，车下是一个被当地百姓称作“龙窝”的水坑。
民国十八年（1929年）阴历二月初八这天，燕道诚让儿子把“龙窝”挖得深一些，自己则在一旁慢悠悠地抽着烟卷观望。挖着挖着，锄头刚一落地，就传出“砰”的一声闷响，原来底下是一块长约5尺、宽3尺的石板。当燕氏老少将目光移到石板下方时，不禁大惊失色。只见石板之下，是一个长方形的深坑，坑中堆满了一件件大小不一、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玉石宝器。这里后来也就被称为“月亮湾遗址”。
燕家挖出的玉瑗
后来这一消息传到了华西协和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的耳中。为弄清真伪，他决定亲自到广汉月亮湾看个究竟。燕道诚从家中一个地窖里，掏出了几件玉刀、玉璧、石斧、石环等器物，嘴里嘟囔着非要请戴谦和鉴定，实则是想在洋人面前炫耀一番。戴谦和接过器物细心察看后，认同前几件属于同一文化类型，并进一步推测为商周礼器。
戴谦和一番考察之后，将获得的宝物送到他的好朋友、华大博物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手中。葛维汉以华大博物馆的名义，接收了戴谦和交来的玉石器，对此视若珍宝，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研究之中。在此之前，葛维汉见过并亲手摩挲过许多玉石器，但从没见到过如此精美之器物，遂于震惊中产生了现场考古发掘的念头。
葛维汉多次向戴谦和请教，以弄清广汉玉器出土情况，并会同华大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对所拍的照片做了详细研究，初步认为“月亮湾一带很有可能是一处重要的古代遗址”。同时他预感到在这个出土器物坑的近旁，必有其他遗物埋入地下。如果找到并挖出，可作为这个器物坑和掩埋器物的旁证，加以考察研究。
于是，若干年后被命名为三星堆遗址的首次科学发掘，于1934年这个阳光明媚、油菜花遍地的春天正式拉开了序幕。
02揭开古蜀文明一角
1936年，葛维汉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六卷发表了历史上第一份广汉古蜀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汉州发掘最初报告》。报告将月亮湾发掘出土的器物、纹饰与河南安阳殷墟、河南渑池仰韶村、奉天沙锅屯出土器物做了比较，大胆而科学地提出了“广汉文化”学说，并断定这一文化的时代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则为周代初期，也就是公元前1100年左右。同时极富预见性地指出：
目前的这些资料，也只能停留在暂时假设阶段，待将来找到更多的考古证据，以及广汉收藏品极为详细的第一手材料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早期收藏品比较后，再来改变或确定结论。
葛维汉的报告发表后，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是历史上首次将广汉月亮湾作为一处古代文化遗址进行命名和剖析，并较详细地论述了出土器物与这一遗址内在的文化联系，揭示了掩埋者的意图和秘密，将隐匿于历史深处虚无缥缈的古蜀文明掀开了一角。
就在华西大学葛维汉、林名均等学人憋足了劲准备再次赴广汉月亮湾发掘并做进一步研究之时，震惊世界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岁月如梭，直到1980年，三星堆的考古发掘才再次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1980至1986年，三星堆展开了多次田野考古发掘，每次都能取得丰硕的考古成果。考古发掘进一步证明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方圆6000平方米内，出土的文物和房屋遗址具有相同的特征，应是古蜀文化遗址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地下形成的16层文化堆积经碳14测定，最早年代为距今4800年左右。
根据这一数据，结合其他发现、发掘的文化特征，主持发掘的考古学家认为，三星堆遗址丰富的地层堆积可为四川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三代5000年文明史的考古研究建立一个年代学体系，并成为古蜀文化断代分期的分水岭和试金石。
1986年6月，月亮湾和三星堆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期限已满，发掘队宣布撤离工地。没有人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震惊寰宇的考古大发现爆发了。
关于此次发掘的具体情形，许多年后，已近知天命之年的考古专家陈德安回忆道：
首先在已暴露的部位布探方两个进行发掘，考古人员不顾夏日的酷暑，夜以继日地工作。大家用锄头、小手铲、竹签等，一点一点地挑，一遍一遍地刮，可谓名副其实的“刮地皮”。
7月26日，坑内夯土大致清理完毕，当考古人员对夯土下方一层被焚烧的骨渣陆续清理时，一件件全身长满了绿绣的大型青铜龙虎尊、青铜盘、青铜器盖等具有商代前期风格的青铜器皿相继出土。
最为我们所熟悉的莫过于这个青铜纵目人头像——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人头像初露
只见这个出土的青铜人头跟真人的头大小相等，头部为子母口形，蒜头鼻，高鼻梁，表情温和，慈祥端庄，眼睛中透着朝气蓬勃的神采，具有很强的写实艺术风格。可惜自颈部以下残损，由颈中看进去，整个头像内部中空，筒壁发现有残留的泥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内范或内模。
意想不到的是，这件人头如同暗夜中前来报告消息的哨兵，预示着庞大的部队就在身后。根据这一启示，考古人员集中精力开始有针对性地发掘。接下来一件又一件青铜人头像神话中的英雄豪杰一样，以不同的姿态和风貌相继破土而出。有的头戴平顶帽、脑壳之后拖着一根梳理整齐的独发辫；有的头戴双三角尖头盔，蒙着一个神秘的面罩，其形象看上去严肃威武，虎虎而有生气。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面正像
7月27日凌晨2时多一点，参加本组发掘的民工杨运洪突然发现有一个竹皮状的黄色物体在灯光照射下闪闪发光。过了一会儿，杨运洪发现眼前的黄色物体并不是刚才所想象的“竹皮”，而是一根金属物——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代表最高权力的金杖
经仔细观察，发现原来推断的“金腰带”不正确，从残留的痕迹看，此物是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一根木杖之上而成为一个整体。出土时内层木芯已朽，但尚存碳化木渣，可知内有木杖。因发现时金皮已被压扁变形，其长度、宽度都与现代人的腰带相似，故考古人员认为是蜀王的“金腰带”。实际上，这件器物是一柄金杖。
根据出土遗物大都被火烧过，或埋藏前被打碎过，以及器物坑的中间和两边都有坑道等特点，考古人员初步断定，这是古蜀人专为诸神崇拜举行仪式所留下的祭祀坑，并在后来撰写的发掘简报中，将此坑正式命名为一号祭祀坑。
无独有偶，就在考古人员押运一号祭祀坑出土文物回成都之时，又突遇二号坑。只见刨出的那个青铜人面像，眼睛、鼻孔清晰可见，整个面部花花绿绿的似乎涂了颜色。在青铜人面像之下，有一个硕大的筒状的青铜器也露出了边沿。在其旁边，另有几件青铜器隐约可辨——
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面具
继大面具出土之后，紧接着，是一根又一根直至数十根象牙面世。在象牙层下方，满坑的珍宝令人目不暇接。高大、精美的青铜尊、罍，装扮各异的青铜人头像，大小不等的人面像，眼睛外突的“纵目”人面像，身躯断开的青铜立人像，以及闪闪发光的金面罩、金面青铜人头像与神奇的桐树等，令人惊诧万分，如坠梦境。那温润的玉环、玉璧、玉璋、玉戈等玉石器，一件件，一样样，犹如打开了蜀国宝库的大门。
二号坑器物出土情形
03史影里的古蜀国
唐朝开元天宝年间，诗人李白曾发出过这样的浩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由此可知，这两位名字叫蚕丛和鱼凫的古蜀开国之君，在建立国家的时候是何其茫然混沌。
据历代史家不断对古蜀人留下的蛛丝马迹考证，古蜀国滥觞于夏商之际，灭于战国晚期，前后相继达1600年之久。共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数代王朝。
既然古蜀的历史已有了一个隐隐约约的转承组合系统，下一步就要看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是否与这段历史和这个系统相匹配。1987年5月26日，经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修复专家杨晓邬等人的共同努力，对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出土器物进行了清理和修复工作。
修复出土器具
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共出土了54件青铜纵目人像及面具。这些面具看上去奇特古怪，整个造型似人非人、似兽非兽，因而俩坑的发掘主持人“二陈”在共同撰写的《发掘简报》中，最早把这批器物称为“青铜兽面”“纵目兽面像”“青铜纵目兽面像”等。
有学者根据《山海经》所谓天神烛龙“直目正乘”的记载，认为这件青铜纵目面像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古蜀始祖——蚕丛，而很可能就是《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的“烛龙”。《山海经》说它“直目正乘”。“正乘”之意，语焉不详，历来颇多分歧，但对“直目”，大多数注家都赞成晋代学者郭璞的说法，即“目纵”之意。从“烛龙”的眼睛联想到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这件特大号青铜人面像，有的学者便开始颇为自信地认为，这就是烛龙“直目”的真实写照，也是三星堆遗址为什么在出土的器物中有不少龙的形象的原因。
当然，考古人员还注意到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和这个被称为蚕丛影像的蜀人老祖宗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鼻梁上配有“龙”或“蛇”的青铜纵目人面具，此件器物堪称整个出土青铜器群中的绝品。这件面具宽78厘米，通高82.5厘米，在额正中的方孔中，补铸有高达68厘米的夔龙形额饰，耳和眼采用嵌铸法铸造，角尺形的一双大耳朵向两侧充分展开。最奇特的是一双眼睛，呈柱状外突的眼球向前长伸约10余厘米。
完美的造型设计以及精湛的制作工艺，又使这件器物显得威震四座，气盛八方，凛凛然有天神突降人间的神秘震撼之感。如此大胆狂放，具有穿越时空的丰富想象力的造型艺术，不只是在蜀地前所未见，即便是与中原乃至整个世界同期的青铜艺术相比也是闻所未闻的。
青铜纵目面具
此外，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认为，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大鸟头，其造型与鱼凫的造型十分接近，应是蜀王的象征，也有蜀族的族名、徽号之意蕴。结合遗址出土数量巨大的鱼凫造型的勺把即鸟头勺把这种情况，并综合其他各种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三星堆古蜀国最繁荣的时代属鱼凫王朝时期。如再联系到广袤的蜀文化分布区域内，大量出土鱼凫造型的勺把这种情况，可推测三星堆古蜀国鱼凫王朝时期的势力，已达到了一个相当广阔的范围。
既然三星堆古城的前世今生已有了较为清晰的线索，那么，在古蜀人类历史上曾辉煌盖世的三星堆古城，又是如何走上毁灭之路的呢？遗憾的是，古代文献没有点击记载，专家学者只能根据考古发掘资料透露的点滴信息，谨小慎微地进行探索追寻，以希望有新的发现与突破。
若按三星堆遗址主要发掘者陈显丹的观点，三星堆古城是毁于古蜀人参与周灭商的一次军事行动。针对陈显丹这一说法，四川大学教授林向明确指出，三星堆古城既不是毁于杜宇攻击的战火，亦不是终结于援周伐商的军事事件，而是毁于一场特大洪水的侵袭。
据林向回忆，考古人员在现场发掘的某一天，四川设水利研究所的几名工程师特地来工地参观考察，面对发掘后特意留下作为研究之用的巨大“关键柱”久久审视不去。在这根“关键柱”的剖面上，可以看到整体为16层的文化堆积中，第7层是个明显的分界层，这是厚20厘米至50厘米的洪水淤泥层，顶面呈水平状，底面则随第8层的顶面形状而倾斜，呈凹凸不平状。由此可以看出，这根“关键柱”的剖面所透露出的文化堆积突然中断的信息，可能与不可抗拒的特大洪水有关。这与文献记载中的古蜀国的洪水传说不谋而合。
无论古蜀灭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结果只有一个：青铜时代的古蜀文明，逐步融汇于铁器时代的中国文明之中。旧的古蜀王国死去了，一个新的大一统时代到来了。
本文节选自《岳南大中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