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嶽南《嶽南大中華史》
三星堆遺址位于四川省廣漢市西北的鴨子河南岸，分布面積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年至3000曆史，是迄今為止在西南地區發現的範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内涵最豐富的古城、古國、古蜀文化遺址。三星堆遺址被稱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昭示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同屬中華文明的母體，被譽為“長江文明之源”。
01“龍窩”偶遇寶器
事情要從一個名叫燕道誠的川西老漢說起。為灌田友善，燕家在院牆邊的水溝旁安了一部龍骨水車，車與溝之間有一條大約兩米長的小水渠相連，車下是一個被當地百姓稱作“龍窩”的水坑。
民國十八年（1929年）陰曆二月初八這天，燕道誠讓兒子把“龍窩”挖得深一些，自己則在一旁慢悠悠地抽着煙卷觀望。挖着挖着，鋤頭剛一落地，就傳出“砰”的一聲悶響，原來底下是一塊長約5尺、寬3尺的石闆。當燕氏老少将目光移到石闆下方時，不禁大驚失色。隻見石闆之下，是一個長方形的深坑，坑中堆滿了一件件大小不一、形态各異、色彩斑斓的玉石寶器。這裡後來也就被稱為“月亮灣遺址”。
燕家挖出的玉瑗
後來這一消息傳到了華西協和大學美籍教授、地質學家戴謙和的耳中。為弄清真僞，他決定親自到廣漢月亮灣看個究竟。燕道誠從家中一個地窖裡，掏出了幾件玉刀、玉璧、石斧、石環等器物，嘴裡嘟囔着非要請戴謙和鑒定，實則是想在洋人面前炫耀一番。戴謙和接過器物細心察看後，認同前幾件屬于同一文化類型，并進一步推測為商周禮器。
戴謙和一番考察之後，将獲得的寶物送到他的好朋友、華大博物館長、美籍教授葛維漢手中。葛維漢以華大博物館的名義，接收了戴謙和交來的玉石器，對此視若珍寶，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投入到研究之中。在此之前，葛維漢見過并親手摩挲過許多玉石器，但從沒見到過如此精美之器物，遂于震驚中産生了現場考古發掘的念頭。
葛維漢多次向戴謙和請教，以弄清廣漢玉器出土情況，并會同華大博物館副館長林名均對所拍的照片做了詳細研究，初步認為“月亮灣一帶很有可能是一處重要的古代遺址”。同時他預感到在這個出土器物坑的近旁，必有其他遺物埋入地下。如果找到并挖出，可作為這個器物坑和掩埋器物的旁證，加以考察研究。
于是，若幹年後被命名為三星堆遺址的首次科學發掘，于1934年這個陽光明媚、油菜花遍地的春天正式拉開了序幕。
02揭開古蜀文明一角
1936年，葛維漢于《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會志》第六卷發表了曆史上第一份廣漢古蜀文化遺址的考古發掘報告——《漢州發掘最初報告》。報告将月亮灣發掘出土的器物、紋飾與河南安陽殷墟、河南渑池仰韶村、奉天沙鍋屯出土器物做了比較，大膽而科學地提出了“廣漢文化”學說，并斷定這一文化的時代上限為新石器時代晚期，下限則為周代初期，也就是公元前1100年左右。同時極富預見性地指出：
目前的這些資料，也隻能停留在暫時假設階段，待将來找到更多的考古證據，以及廣漢收藏品極為詳細的第一手材料與中國其他地區的早期收藏品比較後，再來改變或确定結論。
葛維漢的報告發表後，在中外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這是曆史上首次将廣漢月亮灣作為一處古代文化遺址進行命名和剖析，并較詳細地論述了出土器物與這一遺址内在的文化聯系，揭示了掩埋者的意圖和秘密，将隐匿于曆史深處虛無缥缈的古蜀文明掀開了一角。
就在華西大學葛維漢、林名均等學人憋足了勁準備再次赴廣漢月亮灣發掘并做進一步研究之時，震驚世界的抗日戰争全面爆發了。歲月如梭，直到1980年，三星堆的考古發掘才再次被提到了議事日程。
1980至1986年，三星堆展開了多次田野考古發掘，每次都能取得豐碩的考古成果。考古發掘進一步證明三星堆和月亮灣一帶方圓6000平方米内，出土的文物和房屋遺址具有相同的特征，應是古蜀文化遺址的兩個有機組成部分。而地下形成的16層文化堆積經碳14測定，最早年代為距今4800年左右。
根據這一資料，結合其他發現、發掘的文化特征，主持發掘的考古學家認為，三星堆遺址豐富的地層堆積可為四川新石器時代晚期到夏商周三代5000年文明史的考古研究建立一個年代學體系，并成為古蜀文化斷代分期的分水嶺和試金石。
1986年6月，月亮灣和三星堆遺址的田野考古發掘期限已滿，發掘隊宣布撤離工地。沒有人想到，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震驚寰宇的考古大發現爆發了。
關于此次發掘的具體情形，許多年後，已近知天命之年的考古專家陳德安回憶道：
首先在已暴露的部位布探方兩個進行發掘，考古人員不顧夏日的酷暑，夜以繼日地工作。大家用鋤頭、小手鏟、竹簽等，一點一點地挑，一遍一遍地刮，可謂名副其實的“刮地皮”。
7月26日，坑内夯土大緻清理完畢，當考古人員對夯土下方一層被焚燒的骨渣陸續清理時，一件件全身長滿了綠繡的大型青銅龍虎尊、青銅盤、青銅器蓋等具有商代前期風格的青銅器皿相繼出土。
最為我們所熟悉的莫過于這個青銅縱目人頭像——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縱目人頭像初露
隻見這個出土的青銅人頭跟真人的頭大小相等，頭部為子母口形，蒜頭鼻，高鼻梁，表情溫和，慈祥端莊，眼睛中透着朝氣蓬勃的神采，具有很強的寫實藝術風格。可惜自頸部以下殘損，由頸中看進去，整個頭像内部中空，筒壁發現有殘留的泥芯，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内範或内模。
意想不到的是，這件人頭如同暗夜中前來報告消息的哨兵，預示着龐大的部隊就在身後。根據這一啟示，考古人員集中精力開始有針對性地發掘。接下來一件又一件青銅人頭像神話中的英雄豪傑一樣，以不同的姿态和風貌相繼破土而出。有的頭戴平頂帽、腦殼之後拖着一根梳理整齊的獨發辮；有的頭戴雙三角尖頭盔，蒙着一個神秘的面罩，其形象看上去嚴肅威武，虎虎而有生氣。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銅人面正像
7月27日淩晨2時多一點，參加本組發掘的民工楊運洪突然發現有一個竹皮狀的黃色物體在燈光照射下閃閃發光。過了一會兒，楊運洪發現眼前的黃色物體并不是剛才所想象的“竹皮”，而是一根金屬物——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代表最高權力的金杖
經仔細觀察，發現原來推斷的“金腰帶”不正确，從殘留的痕迹看，此物是用金條捶打成金皮後，再包卷在一根木杖之上而成為一個整體。出土時内層木芯已朽，但尚存碳化木渣，可知内有木杖。因發現時金皮已被壓扁變形，其長度、寬度都與現代人的腰帶相似，故考古人員認為是蜀王的“金腰帶”。實際上，這件器物是一柄金杖。
根據出土遺物大都被火燒過，或埋藏前被打碎過，以及器物坑的中間和兩邊都有坑道等特點，考古人員初步斷定，這是古蜀人專為諸神崇拜舉行儀式所留下的祭祀坑，并在後來撰寫的發掘簡報中，将此坑正式命名為一号祭祀坑。
無獨有偶，就在考古人員押運一号祭祀坑出土文物回成都之時，又突遇二号坑。隻見刨出的那個青銅人面像，眼睛、鼻孔清晰可見，整個面部花花綠綠的似乎塗了顔色。在青銅人面像之下，有一個碩大的筒狀的青銅器也露出了邊沿。在其旁邊，另有幾件青銅器隐約可辨——
三星堆遺址二号坑出土的青銅面具
繼大面具出土之後，緊接着，是一根又一根直至數十根象牙面世。在象牙層下方，滿坑的珍寶令人目不暇接。高大、精美的青銅尊、罍，裝扮各異的青銅人頭像，大小不等的人面像，眼睛外突的“縱目”人面像，身軀斷開的青銅立人像，以及閃閃發光的金面罩、金面青銅人頭像與神奇的桐樹等，令人驚詫萬分，如墜夢境。那溫潤的玉環、玉璧、玉璋、玉戈等玉石器，一件件，一樣樣，猶如打開了蜀國寶庫的大門。
二号坑器物出土情形
03史影裡的古蜀國
唐朝開元天寶年間，詩人李白曾發出過這樣的浩歎：“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蠶叢及魚凫，開國何茫然。”由此可知，這兩位名字叫蠶叢和魚凫的古蜀開國之君，在建立國家的時候是何其茫然混沌。
據曆代史家不斷對古蜀人留下的蛛絲馬迹考證，古蜀國濫觞于夏商之際，滅于戰國晚期，前後相繼達1600年之久。共經曆了蠶叢、柏灌、魚凫、杜宇、開明等數代王朝。
既然古蜀的曆史已有了一個隐隐約約的轉承組合系統，下一步就要看三星堆遺址兩個祭祀坑出土的文物，是否與這段曆史和這個系統相比對。1987年5月26日，經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修複專家楊曉邬等人的共同努力，對三星堆遺址一、二号祭祀坑出土器物進行了清理和修複工作。
修複出土器具
三星堆遺址兩個祭祀坑共出土了54件青銅縱目人像及面具。這些面具看上去奇特古怪，整個造型似人非人、似獸非獸，因而倆坑的發掘主持人“二陳”在共同撰寫的《發掘簡報》中，最早把這批器物稱為“青銅獸面”“縱目獸面像”“青銅縱目獸面像”等。
有學者根據《山海經》所謂天神燭龍“直目正乘”的記載，認為這件青銅縱目面像并不是什麼所謂的古蜀始祖——蠶叢，而很可能就是《山海經·大荒北經》中記載的“燭龍”。《山海經》說它“直目正乘”。“正乘”之意，語焉不詳，曆來頗多分歧，但對“直目”，大多數注家都贊成晉代學者郭璞的說法，即“目縱”之意。從“燭龍”的眼睛聯想到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這件特大号青銅人面像，有的學者便開始頗為自信地認為，這就是燭龍“直目”的真實寫照，也是三星堆遺址為什麼在出土的器物中有不少龍的形象的原因。
當然，考古人員還注意到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和這個被稱為蠶叢影像的蜀人老祖宗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件鼻梁上配有“龍”或“蛇”的青銅縱目人面具，此件器物堪稱整個出土青銅器群中的絕品。這件面具寬78厘米，通高82.5厘米，在額正中的方孔中，補鑄有高達68厘米的夔龍形額飾，耳和眼采用嵌鑄法鑄造，角尺形的一雙大耳朵向兩側充分展開。最奇特的是一雙眼睛，呈柱狀外突的眼球向前長伸約10餘厘米。
完美的造型設計以及精湛的制作工藝，又使這件器物顯得威震四座，氣盛八方，凜凜然有天神突降人間的神秘震撼之感。如此大膽狂放，具有穿越時空的豐富想象力的造型藝術，不隻是在蜀地前所未見，即便是與中原乃至整個世界同期的青銅藝術相比也是聞所未聞的。
青銅縱目面具
此外，有相當數量的學者認為，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銅大鳥頭，其造型與魚凫的造型十分接近，應是蜀王的象征，也有蜀族的族名、徽号之意蘊。結合遺址出土數量巨大的魚凫造型的勺把即鳥頭勺把這種情況，并綜合其他各種因素進行分析，認為三星堆古蜀國最繁榮的時代屬魚凫王朝時期。如再聯系到廣袤的蜀文化分布區域内，大量出土魚凫造型的勺把這種情況，可推測三星堆古蜀國魚凫王朝時期的勢力，已達到了一個相當廣闊的範圍。
既然三星堆古城的前世今生已有了較為清晰的線索，那麼，在古蜀人類曆史上曾輝煌蓋世的三星堆古城，又是如何走上毀滅之路的呢？遺憾的是，古代文獻沒有點選記載，專家學者隻能根據考古發掘資料透露的點滴資訊，謹小慎微地進行探索追尋，以希望有新的發現與突破。
若按三星堆遺址主要發掘者陳顯丹的觀點，三星堆古城是毀于古蜀人參與周滅商的一次軍事行動。針對陳顯丹這一說法，四川大學教授林向明确指出，三星堆古城既不是毀于杜宇攻擊的戰火，亦不是終結于援周伐商的軍事事件，而是毀于一場特大洪水的侵襲。
據林向回憶，考古人員在現場發掘的某一天，四川設水利研究所的幾名工程師特地來工地參觀考察，面對發掘後特意留下作為研究之用的巨大“關鍵柱”久久審視不去。在這根“關鍵柱”的剖面上，可以看到整體為16層的文化堆積中，第7層是個明顯的分界層，這是厚20厘米至50厘米的洪水淤泥層，頂面呈水準狀，底面則随第8層的頂面形狀而傾斜，呈凹凸不平狀。由此可以看出，這根“關鍵柱”的剖面所透露出的文化堆積突然中斷的資訊，可能與不可抗拒的特大洪水有關。這與文獻記載中的古蜀國的洪水傳說不謀而合。
無論古蜀滅亡的原因究竟是什麼，結果隻有一個：青銅時代的古蜀文明，逐漸融彙于鐵器時代的中國文明之中。舊的古蜀王國死去了，一個新的大一統時代到來了。
本文節選自《嶽南大中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