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环球人物》的记者采访了两位活跃在世界各国商界高层的商业女强人——杜毅和杜颖。
外界传闻这姐妹二人"身家过亿"，"做着引进外资、帮助祖国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大生意"，现在依旧单身。
记者虽然心中早有准备，但见到两位年过六旬的老人，还是忍不住为之一震。
图｜身着同款套装的杜毅和杜颖女士
她们身材纤细，衣着考究，妆容精致，虽然不是双胞胎，但一身衣服一模一样，就连发型、饰品和背包都是相同的。
在听到外界的传闻之时，她们乐得直笑："有人说我们身价几十亿了，吓死人，那不遭绑架才怪。我遇到小孩子叫我们奶奶，会被吓一跳，反应不过来。"
她们一直都在笑着，亲切可爱，根本看不出来两位都被重病缠身。
记者试探着询问："您二位无儿无女，经济条件优厚，完全可以找个舒适之地安享晚年，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呢？"
姐姐杜毅说："爸爸妈妈一辈子，只留给我们两样东西——要忠于祖国、热爱祖国，要学会坚强和忍耐。"
杜毅和杜颖，她们是烈士的后代，革命者的儿女，她们的父母，是我国著名的民族企业家杜重远和中国第一位女法学博士侯御之。
翻开那一段腥风血雨的历史，这对夫妻的伉俪深情和爱国之心，依旧那么热烈而动人。
杜重远，1898年出生于吉林怀德的一户农民家庭，13岁考入省立师范附属中学，19岁公费留学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瓷制造专业。
图｜杜重远
也是在日本，杜重远与妻子侯御之相识。
侯御之出生于1912年，父亲是北京一名传教士，她从小在教会学校学习，接受西方教育。
侯御之聪慧过人，连连跳级，在8岁的时候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计划，前往日本留学。
这位天才少女对自己的要求近乎完美，从小基本没有受到什么挫折。但到了日本之后，被日本人笑话是"小支那女子"，她心中愤怒，为了为祖国争一口气，她拼命念书，要求自己每一科都要达到满分。
学习之余，侯御之还掌握了7国语言，会唱意大利歌剧，也会弹钢琴，绝对不是一个死读书的学生。
18岁，侯御之从大学毕业，22岁，就成了我国第一位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女性。
图｜侯御之在日本
因为过人的才貌，人们都称侯御之为"公主殿下"。而侯御之明显不想做养尊处优的公主，她在日本参加了要求收回旅顺和大连的爱国学生运动，也通过一次留学生爱国运动与杜重远相识。
杜重远苦苦追求侯御之，他给侯御之写的书信塞满了她的书桌。侯御之很欣赏这位风度翩翩的爱国者，但听闻杜重远在家中有一段父母包办的婚姻，还有了女儿，心中很是犹豫。
杜重远向侯御之解释他在家乡已经离婚，而侯御之如此出众，不想背负不好的名声，果断拒绝了杜重远，再也不收杜重远的信了。
后来，杜重远学成回国，和侯御之断了联系。
回国后的杜重远并没有像其他海归一样想要在衙门里面混个一官半职，而是想要筹办自己的窑业公司，主张实业救国。
杜重远的抱负得到了爱国人士的支持，他们为杜重远筹得资金，帮助杜重远创办肇新窑业公司，这是我国第一条机械化陶瓷生产线，生产出色泽优美、花纹新颖，能与日资企业相媲美的瓷器，从日本人手中夺回了20多万元的市场份额。
在此期间，他在沈阳认识了张学良、高崇民、阎宝航等人，和张学良私交甚笃，被推举为奉天省总商会副会长。
1927年春，日本欲在吉林省临江强行设立领事分馆，群众群起反抗，日本人竟然在鸭绿江对岸架起大炮，对准了无辜的边境百姓。
杜重远闻讯立刻以商会的名义召开奉天各民众大会，在大会上揭露了日本人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奉天商民举行示威游行，开始抵制日货运动。
几天后，奉天全市商号统一罢市，6万多群众走上街头示威，高喊："打倒田中内阁！反对临江设领！"杜重远站在游行车上，发表演讲，领导游行，这次大游行迫使日本不得不取消"临江设领"的行动，杜重远也因此成为了日本人的眼中钉。
不久，日本驻奉天领事冈村约见杜重远，对他说："你难道不是日本留学生吗？你看看中国的大官，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你知道他们的财富从何而来吗？"
杜重远义正辞严："阁下身任领事，代表一个国家，出此无理言论，殊甚骇异！君以官吏为可贵乎？不知人生最低要求即为生命，今救国受制于贵国，形同猪狗，我这生命，早就已置之度外，又要官做什么？"
日军本想拉拢杜重远，杜重远不但不愿服从，对日本人的对抗越来越激烈，杜重远成了关东军的通缉对象，不得不逃亡到北平。
在北平，杜重远以一名流离失所的企业家的身份开展抗日宣传，鼓励各界同胞奋起抗日，抵御外辱。
图｜杜重远寓所
1931年，杜重远在上海见到了中共的领导人周恩来，周恩来对他十分钦佩："现在我们一起战斗，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团结起来，为反对和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而斗争。"
这次见面对杜重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从一名爱国企业家变成了一位自觉的民主战士，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深厚友谊。
1932年，身在日本的侯御之听说了"九·一八"事变，果断放弃了日本高校聘请的机会，匆匆前往北平，在燕京大学任教。
在北平，侯御之和杜重远再次相逢，30多岁的杜重远这次没有再写信给侯御之，而是做了一只风筝，挂在她宿舍的窗户下面。
他在风筝的正面写着"不传消息但传情"，背面写着"我在这里等你"。侯御之被这样的浪漫打动了，答应了杜重远的追求，在1932年底，两人在北平订婚。第二年，他们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杜重远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买下一栋豪宅作为婚房，他刚来到上海就和周恩来、潘汉年取得了联系，正在国民党高层开展统战工作，争取扩大抗日力量，这栋豪宅就是为了掩护地下党的工作的。
图｜杜重远和侯御之的结婚照
结婚第三天，杜重远告别新婚妻子，前往绥远参加"内蒙古自治委员会"。
侯御之嫁给杜重远之后一直聚少离多，即便杜重远回到了上海，大部分的时间也是交给了抗日事业，他的家都是上流社会的大人物，不定期地举办舞会、茶会，以便提供场所掩护爱国人士秘密接头。
很快，汪精卫的特务机构注意到了杜家，常常有特务在他们家四周转悠、窥视。
一天深夜，杜重远和潘汉年、胡愈之、高崇民等人在客厅搓麻将，商讨下一步的抗日计划。没想到一群汉奸、日本人突然气势汹汹来敲门，说是要查看。
侯御之一边让人通知杜重远做好掩护工作，一边迅速穿上了一件华丽的日本和服，当她出现在日本人面前之时，俨然一副日本贵族小姐的模样。
她用熟练的日语，说出了不少日军高层军官，暗示她和日军上层交情不浅。这些日本军人吓得一边后退一边向侯御之道歉，最后仓皇逃走了。
1933年2月，江西省党部委员王冠英成立了江西瓷业改进会，孙中山也曾经提出过振兴瓷业的计划，不过此前的改进都是从交通着手的。1934年，专攻窑业的杜重远受到邀请来到江西改造。
杜重远首先提出了要从中国第一瓷区景德镇入手，认为景德镇衰败的原因是旧政府的放任不管。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和研究，杜重远写下一篇4000多字的《景德镇瓷业调查记》。
图｜油画，《杜重远实业救国》
1934年12月，江西省政府正式公布陶管局的组织大要以及任命杜重远为局长的决定。
杜重远整改瓷业的恶习陋规，颇有成效，废止窑禁，缩短窑身，大办光大瓷厂，以振兴中国瓷业为宗旨，为乱世之中的景德镇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与此同时，危险也在渐渐逼近杜重远。
1933年12月，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杜重远曾经多次在《生活》上发表文章，他知道《生活》已经成为了诸多爱国群众的精神寄托。
所以，在《生活》被查封之后，他毫不犹豫地接了过来，改名为《新生》，继续发行。
邹韬奋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备受鼓舞，感慨道："这好像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个好友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烧着向前迈进。"
《新生》的发行量很快超过了15万份，成为当时影响巨大的爱国刊物之一。
1935年5月4日，《新生》刊载了"易水"的文章《闲话皇帝》，文章说："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的名义而行，其实早就不得主……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
图｜油画，《智退敌寇》
这篇讽刺性的文章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方面知道《新生》是经过国民党审查的，认定国民党有意侮辱天皇，向国民党政府声讨抗议，要求查封杂志，严办作者，向日方道歉。日本浪人甚至在虹口举行反华游行，打砸中国人的店铺。
面对日本人的无礼要求，国民政府竟然下达命令，让上海市政府向日方道歉，查封了《新生》，同时对杜重远及文章作者提起公诉。
杜重远得到消息之后立刻从江西回到上海，将作者艾寒松保护起来，告诉他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露面，一切责任由他来承担。
蒋介石非常害怕，立刻从南京调专员来上海，联合一些上海闻人和杜重远的旧友做他的工作，要杜重远承认这篇文章没有送审，相关责任由他自己负责，并且承诺杜重远最后法庭会以罚款论处。
这件事让杜重远看透了南京政府的软弱无能，但碍于好友人情，他只好违心答应出庭按照他们的说法陈述。
刚开始法庭是判处杜重远罚款的，但日本人揪着这件事不肯放，想要借此打压中国人民的抗日言论，要求国民政府加重判罚，并且要求上海政府出面道歉。
第二次审判，杜重远被判处了14个月的刑期。
杜重远满腔怒火，大声喊道："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法官看到在场群众愤怒高呼，吓得夹起皮包溜之大吉。
图｜杜重远与妻子侯御之
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新生"事件。
判决结果公布之后，社会舆论哗然，竟成了"《新生》周刊骂皇帝，满街皆议杜重远"的景象。
上海地下党还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成立了"新生事件"全沪后援会，准备进行长期斗争，一些进步爱国团体以各种形式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
1935年6月30日，杜重远在服刑之前给《新生》的读者们写下了告别之言：
"我们虽然生活在一团黑漆的时代，但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胜利的。亲爱的读者诸君，请记住过去的屈辱，认定正确的路线。鼓起斗争的勇气，担当历史的使命。让后代的人们知道，最后的胜利不是属于帝国主义者，到底是属于被压迫人民啊！"
侯御之听闻丈夫遇到危险，不顾胃出血迅速前往上海。
她住在距离监狱不远的一所破庙之中，到了夜晚都是蝙蝠和老鼠，侯御之毫不畏惧，在这里写下了上诉状。上诉被驳回之后，她又写下"抗告书"。
这位法学女博士字字针锋相对，句句含着血泪，更是激发了爱国群众的愤懑和抗议。
《新生》事件成为了后来"一二·九"运动的导火索，杜重远成为了人人敬佩的抗日英雄。
杜重远入狱后，张学良和很多东北军官员都前往监狱探望。1936年9月，杜重远出狱之后立刻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见面，使得张学良和杨虎城从心照不宣的"拒绝剿共、逼蒋抗日"发展到坦诚相见，为"西安事变"创造条件。
图｜七君子与马相伯合影（右起李公朴、王造时、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章乃器、杜重远）
"西安事变"后，刚刚出狱没多久的杜重远再次被拘留。杜重远以为这次必定是生离死别，在和妻子告别之时，他看着妻子默默站在了光大瓷厂同仁之后，等着杜重远将工作的事情全部交接清楚。
在被押上飞机舷梯之时，他转头看了看侯御之，感觉妻子就像是一株傲菊立于人群之中，不畏险恶，清肃高洁。
西安事变在中共的努力之下得到了和平解决，杜重远回到了上海。
抗战爆发后，杜重远不得不辞职，暂时放弃实业救国，以记者的身份，奔走于国内各地。
1939年，杜重远接受了周恩来交付的任务，带着妻子前往新疆，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去新疆，是杜重远主动提出的，他明白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志愿配合八路军新疆办事处协助督办盛世才建设新新疆。
周恩来还向杜重远透露了，当时正在新疆担任重要工作的中共党员干部"周彬"其实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希望他们能很好合作。
盛世才和杜重远是留日的同学，盛世才还是东北军的旧部，杜重远刚到新疆之时，盛世才热情招待，希望他出任建设厅长。但杜重远不愿做官，担任了新疆学院的院长，先后请来茅盾、张仲实、萨空了任教，努力培养抗日力量。
他与学生同吃同住，以身作则，威信日高，引起了盛世才的嫉恨。
图｜《新生》杂志与《闲话皇帝》
1939年10月，杜重远被迫辞去了新疆学院院长之职，被盛世才软禁在家中。
盛世才故意制造了"杜重远阴谋暴动案"，在一天晚上将杜重远逮捕，所捏造的罪名是"汉奸"、"托派"。
盛世才的人将家中翻箱倒柜，将杜重远押入囚车之中。侯御之和三个儿女们远远地看着囚车开走，他们没想到这会是与父亲的永别。
杜重远被捕的当天，家中的厨师、佣人全部都逃跑了，将家里值钱的不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
侯御之刚刚到新疆之时带了40箱行李，那时候的她还抱怨丈夫骗了她，将她带来了这样荒凉的地方。
而现在，这位养尊处优的夫人，不得不一个人挑着担子去远处打井水，邻居不敢同情、帮助他们一家，孩子们那么小，她心中充满了绝望，哭喊了一夜，没人搭理，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中共中央一直关注着杜重远和家人的情况，在听说杜重远被扣押之后，宋庆龄、董必武、周恩来都曾给盛世才发电报、写信进行营救。
1942年，周恩来来到新疆，当面和盛世才要人，希望杜重远和他同机返回，被盛世才拒绝。
背信弃义的盛世才大批杀戮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陈潭秋、毛泽民和林基路同志先后就义，杜重远在受尽酷刑后被秘密毒死，毒发三日，惨不忍睹，最后被毁尸灭迹。
图｜张学良写给侯御之的信
而盛世才根本不愿善罢甘休，企图用传染病将杜重远全家置于死地。他派人将侯御之和孩子们关进了当地的结核病医院，他们都被传染了肺病。
侯御之一直在给孩子们打气，告诉他们绝对不能死。她从箱子里面翻出了很多已经过期的果酱，白天让孩子睡觉喝大量水保持体力，晚上避开看守吃三次果酱。
一直到9月盛世才被蒋介石调往重庆担任农林部长，侯御之被释放后才得到丈夫牺牲的消息。
侯御之带着3个重病的孩子回到了上海，她站在老房子面前久久没有进去，最后潸然泪下，说道："画楼重上与谁同？"
杜颖突然听到弟弟在花园里面大哭，原来弟弟在放风筝的时候突然绳子断了，风筝也飞跑了。
侯御之蹲下来安慰儿子："那是我写给爸爸的信，绳子不断，怎能飞到爸爸那里？"
后来杜颖才知道，那只风筝上面写着——不传消息但传情。
因为在新疆染上了肺结核，三个孩子不同程度上留下了病根。
刚回到上海的3年，侯御之收到了7次病危通知书。
等到孩子们都度过了危险期，侯御之才发现他们都错过了上学的年龄，还未系统上过小学和中学。她用了3年的时间教会了子女12年的中小学课程。1963年，三个孩子以高分考上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
1952年，为了搞清楚杜重远牺牲的真相，中央人民政府几次派人前往新疆寻找杜重远的遗骨，但查遍了所有国民党时期的监狱，连续登报3个月征询线索，都没有下落。
1980年，侯御之被诊断出了肺部恶性肿瘤，医生预言她只能活60天，而坚强的侯御之与病魔搏斗了18年。
侯御之的病情曾惊动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他当即批示："像杜重远遗孀这样的，已没有几位，请务必救治。"
1990年，侯御之病重，小儿子杜任因心肌梗塞早逝。杜毅、杜颖姐妹俩隐瞒了弟弟去世的消息，说他在香港创业。
1998年，侯御之在上海去世，临终留下遗言："回顾往事，不禁悲从中来，夫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是国家蒙难所带来的必然后果，'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和子女们无悔无怨。"
她一直不知道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已经去世了。
这些年，她替杜重远看到了抗战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盛世才的末日……
有人说侯御之生不逢时，她总是笑着回答："我从不后悔两件事，一是嫁给了杜重远，二是我和杜重远都没有愧对祖国……"
图｜杜颖为上海引进外资建大场自来水厂，在英国受到兰普爵士接见
杜重远生前告诉孩子们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侯御之临终前遗憾自己"未能将所学多用于社会"。
杜毅和杜颖借助父母的海外关系，积极引进外资，被上海市长称赞为"拼命三郎"式的工作。
杜毅说："这些年，我们在生活里搜寻太多的感动，可以说是这方面最富有的人，我们一直怀着感恩的心在品味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