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将是我军高级军衔，在1955年-1965年间存在了整整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军恢复军衔制度时，不再设大将级别，因此1955年9月获封的十位大将成了到目前为止的“绝版”，历史地位非常高。
由于1955年距离解放战争结束的时间并不长，大部分参加授衔的将官都是原四大野战军及华北野战军中的高级将领。其中第四野战军作为解放战争时我军规模最庞大的一支方面军，被授予高级军衔的人数自然也最多。十位开国大将中，四野自己占了三个，并且排位都不低：分别是黄克诚大将、谭政大将和肖劲光大将。
黄克诚在大将中高居第三，1945年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的黄克诚亲率3万大军抢占东北，对四野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主席十分看重黄克诚的战略眼光和刚直人品，建国后黄克诚先后担任过中央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职务；谭政在大将中排名第五，他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牌政工干部，革命初期就是主席身边的爱将，建国后曾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劲光则是我国第一任海军司令员，在开国大将中位居第六。这三人入围，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但其实1955年除了这三人，第四野战军中还另有3位名将很有希望获封大将，分别是谁呢？
众所周知开国元帅只有十个名额，但大将的数量一开始不是严格限制的，总部干部管理部在1955年1月呈送给主席的评衔方案中，围绕大将名额就给出了3种意见：分别是十位大将、十五位大将和二十二位大将的方案。在十五大将的方案中，包含四野后期的参谋长萧克；而在二十二大将方案里面，出现了原四野兵团司令员邓华、刘亚楼（萧克之前的四野参谋长）的名字。
萧克、邓华、刘亚楼，最终只被评为上将军衔，因为军委更倾向于把大将名额锁定为十人，所以这3位四野名将落选，稍有遗憾。但能够入围22人名单，已经证明了三位将军的过人之处，在上将之中是出类拔萃的，具备评大将的基本资格。如果细细分析，会发现萧克、邓华、刘亚楼三人都有几项特别突出的优势。
先来看萧克。萧克将军虽然没有评上大将，但在57位开国上将中排在第一位。55年授衔前流传着一个故事，性情耿直的三野名将许世友找总理鸣不平，问自己怎么没评上大将。总理很淡定地告诉他：萧克和你一样，也是上将，你还要大将军衔吗？许世友将军直接憋了回去，再也不争军衔了。能够让总理用一句话就镇住许世友这样的虎将，可见萧克的威望之高。
萧克最突出的优势，就是革命资历。红军时期他是红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在部队中只比贺老总略低；而抗战中他又是120师副师长，这就更厉害了：八路军只有3个师，115师师长林总，后来成了元帅；115师副师长是聂帅；120师师长贺老总，自然也是元帅；129师正副师长分别是刘帅和徐帅。换句话说，六位八路军正师、副师级干部，有五个在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除了萧克。
萧克之所以最终军衔偏低，跟资历虽高、具体战功却稍弱有关，另外解放战争中萧克亮点不多，成为四野参谋长时全国战局已经基本明朗，供其大展拳脚的机会很少。不管怎样，综合来看在开国上将中萧克绝对是十分突出的，够资格评大将，许光达大将就曾提出要给萧克腾位置，但未被中央同意。
接下来是邓华。邓华的战功和后期资历，在上将之中鲜有人能与之相比。1949年四野南下时，邓华已经是第四野战军的15兵团司令员。四野兵团级部队只有4个，且每个兵团的规模都远远大于兄弟野战军，司令员统率部队超过20万人。邓华在抗美援朝时还当过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司令员，是除了彭总以外志愿军在前线的最高指挥者。
这样的经历自然是大将级别的，而邓华的相对劣势，就是1955年评衔时比较年轻，早期革命资历不如真正入围的10位大将，评衔不是只讲战场贡献，对于军队早期建立和发展的作用也是重点考量的，在这方面邓华处于相对下风。
最后是刘亚楼。1955年评衔前，林帅亲自为了这位“头号爱将”的军衔找过主席，希望能够给刘亚楼评一个大将军衔，但主席笑而不答。如果真的按照放宽大将名额限制的评衔方案，已经当上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是完全有机会入围的。军种指挥员里面，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和公安军司令员罗瑞卿都被授予了大将军衔，空军作为建国后的重要军种，领军人刘亚楼同样有资格获封大将。
刘亚楼最大的亮点在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出任四野参谋长和14兵团司令员，既有运筹帷幄的战略战术布置水平，又有解放天津的具体战功，这种经历在各野战军高级将领中都属于比较难得的。主席也十分器重年轻有为的刘亚楼，解放战争还没打完就点名把他从四野调出来，主持筹建新中国空军。
而他的劣势在于抗战时期的经历。评衔主要参考红军、抗战、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的贡献，其他时段都不错，但抗战时期刘亚楼长时间在苏联学习，虽是组织安排，但客观上还是拉开了和一些同时期将领之间的差距。这令刘亚楼在评衔时受了一些影响（但苏联经历拉近了他和林总的关系，结下深厚友情），最终没有被评为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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