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分封，为啥却迎来了不同的结果？俗话说：“我之蜜糖，彼之砒霜”，看起来同样的制度，如果放在不同的时代、由不同的人去执行，结果自然会有所区别。
古时候的行政管理制度，无论是分封、郡县，本身并没有什么高低级之分；没有君王不爱权，所有制度的出发点其实完全一样：为了更有效地维护统治。具体怎么执行，一看客观条件，二看主观意愿。
“客观条件”很容易理解，一个帝王想要对自己的所有领地实行直接控制，起码得具备与之匹配的交通、信息传递条件，道路越发达、交通工具越便捷，中央与地方的信息沟通就越没有障碍，郡县制这种扁平化的管理模式就越具备可行性；反之，施行分封制，赋予各地区一定的自裁权，反而更具效率。
关于“主观意愿”，并不是指统治者的喜好、偏好，毕竟所有脑子正常的帝王，事业的追求都差不多——巩固权力、维护统治。所以咱们所说的意愿，主要指的是基于对形势的判断、选择最合适的统治方式。其中，对前代经验教训的吸取尤其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古代数千年中，一直延续了后朝编修前朝历史的传统，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便于统治者吸取教训、惩前毖后。在郡县与分封制的问题上，这种教训的吸取尤为明显。
对于分封制，中国古代史家整体持有正面态度，“自古帝王之临天下也，皆欲广树藩屏，崇固维城”，对于这一制度的集大成者周王朝，人们更是赞不绝口：“泊乎周室，粲焉可观，封建亲贤，并为列国。当其兴也，周召赞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辅其危乱。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晋书》）
这段话就不诸字解释了，它重点夸赞分封制对巩固王权的巨大作用：王朝上升时期，诸侯们起到了辅佐的作用（列举了周召公）；衰败时，他们则挺身而出、匡扶国难（尊王攘夷的齐桓公、扶持周王室的晋文公）。
但周王朝能成为分封制的创立者、集大成者，是由当时的独特条件决定的。
首先，商朝的灭亡教训告诉周人，只掌控中央、对周边放任自流的统治模式是有问题的，毕竟周人的崛起过程，就是典型的“地方包围中央”；但当时落后的生产力、交通技术，注定了周王朝也无法对辽阔的疆域实现直接控制，于是他们便在不断的磨合中摸索出一种途径：派遣宗室、功臣到地方担任诸侯，周天子居中作为天下共主，形成一种“枝干与枝叶”的相互依存关系。
其次，周朝的分封制为啥能持续数百年？还是生产力的问题。起初诸侯间的兼并区间，只局限在技术能触及的范围，大了的话就没法掌控，这样就会出现诸强并立、谁也无法拿对方怎么样的情况，而周天子的共主身份就显得极有价值，列强都需要“挟天子以令诸侯”，从而在政治层面占据主动。
这就是周王朝分封制显得极具生命力的原因：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这是最合理、最广受认可的制度。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更广阔疆域实现直接控制逐渐成为了可能，诸侯间的博弈上升到大国间的兼并。这个时候，力量成了能够左右历史走向的唯一因素，周天子的“工具人”价值逐渐褪色，不得不沦为可有可无，分封制只好彻底崩溃。
秦朝灭六国的事实证明，那时的生产技术与制度体系，已经可以满足帝王日益的统治欲望；同时，前代的教训历历在目，也对他们的治国思维产生了直接影响。
因此，在以武力统一天下后，当丞相王绾等人以燕、齐、楚地偏远为由建议分封皇子巩固统治时，秦始皇表示深恶痛绝：“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于是果断实行了彻底的郡县制，为了实现兵力快速投送，他还开展了秦直道等浩大工程。
但是，当秦始皇死后，随着秦二世的胡作非为，秦朝廷中央很快失去了对远方国土的掌控。“枝叶微弱，宗祏孤危，内无社稷之臣，外阙藩维之助。陈项一呼，海内沸腾，陨身于望夷，系颈于轵道。事不师古，二世而灭”，带头起事、并最终以主力推翻秦王朝的，正是当初王绾等人特别提醒的楚地。
因此，“秦朝不分封诸侯而亡”，就成了随后王朝的深刻教训。刘邦建立西汉后，采取郡国并行制，在东北、东、东南等远离关中的区域，大肆分封同姓子弟为藩王。
显然，这种措施，几乎完全吻合当初秦相王绾等人的主张：在燕、齐、楚等难以直接掌控的地区设立藩王；而铲除异姓王、用本宗取而代之，则是借鉴了当初周王朝的经验。
西汉初年，针对王朝的贫穷现状，中央朝廷与地方藩王团结一致，共同推行黄老之术，以无为之术确保休养生息、发展生产。
客观而言，诸侯王对于传播、落实汉王朝的统治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那时的生产力恢复速度远远超过了先秦时期，随着秩序的恢复，人们对汉王朝的认可度水涨船高，大一统王朝逐渐深入人心。
如此一来，地方藩王在中央统治者的眼中地位不再那么重要；相反，地方相对独立的权力，在中央朝廷看来越来越像眼中钉，于是在文、景时期，削藩，逐渐成了中央统治阶层的共识。在汉景帝初期，晁错急切地推行了大力度的削藩，最终引发了“七国之乱”。
但此时不同于春秋战国，中央、地方的实力对比过于悬殊，而且西汉朝廷军政人才济济，七国之乱很快被荡平，实现了自我突破的西汉很快步入全面盛世。
后来经过汉武帝的“推恩令”后，藩王再也无法对中央朝廷形成威胁，但整个西汉期间，分封制仍旧存在。不同的是，那时的“诸侯”数量多、单个实力弱，即后世所言的“众建诸侯而寡力”。
这种模式在客观上帮助了刘氏王朝。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后，已经沦为小地主的汉王朝“藩王”们——刘縯、刘秀乘势而起，打起了恢复汉室旗号，最终成功再造大汉。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分封制确实证明了其积极作用。
也许是受这一经验的影响，到了东汉，对宗室的分封基本上延续了西汉中后期的做法。但随着异姓世家官僚集团的崛起、地方刺史州牧权力的扩大，宗室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边缘化。到了东汉末期，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朝廷命令地方自行募兵镇压，依托世家大族的州牧、刺史、太守等官员趁机坐大，虽然也有一部分宗室成员（刘焉、刘表、刘虞）逐渐掌握地方权力，但力量的天平已经越来越偏离刘氏皇室。
因此，到了三国时期，由于失去了绝对力量的庇护，光复汉室逐渐成了纯粹的口号而已。曹魏占据中原后，大致继承东汉的制度，采取州、郡、县三级制，州设刺史、州牧，郡设太守，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也许是当初与曹植争储造成的糟糕体验，曹丕对曹氏宗室采取了苛刻的禁锢制度，名为安排到封地，实际上却形同监禁，他的儿子曹睿延续了这一做法。
戏剧的是，后来，曹魏正是因诸侯王缺少实际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司马氏擅权的局面，后世史学家批评曹魏：“功臣无立锥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实传虚爵，本根无所庇荫，遂乃三叶而亡”。
这对于西晋开国者司马炎而言无疑是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因此，西晋立国后便分封诸王；而且，西晋分封制还与曹魏时期的都督制度进行结合，造成了一些藩王身兼都督诸军、监诸军、督诸军之职，掌握了地方的军事大权。
但是，这种吸取前代教训的变革，却恰恰成了西晋的催命符。与当初的西汉相比，西晋存在一个大问题：虽然同为郡国并行，但中央朝廷不够强力，难以对地方藩王形成实力压制，已经沦为了封国强于中央的尴尬局面。
最终，西晋的分封制与都督制度相结合，迅速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西晋政治陷入混乱，实力强劲却野心勃勃的藩王们利欲熏心之下，发动了争夺中央政权的持续动乱，前后共经过十六年。它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西晋王朝的统治迅速走向了崩溃。
但这并不能代表分封制一无是处。假如当初的司马炎如果遵循“众建诸侯而寡力”的原则，并留下一个英明神武的接班人，西晋王朝的命运也许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