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為分封，為啥卻迎來了不同的結果？俗話說：“我之蜜糖，彼之砒霜”，看起來同樣的制度，如果放在不同的時代、由不同的人去執行，結果自然會有所差別。
古時候的行政管理制度，無論是分封、郡縣，本身并沒有什麼高低級之分；沒有君王不愛權，所有制度的出發點其實完全一樣：為了更有效地維護統治。具體怎麼執行，一看客觀條件，二看主觀意願。
“客觀條件”很容易了解，一個帝王想要對自己的所有領地實行直接控制，起碼得具備與之比對的交通、資訊傳遞條件，道路越發達、交通工具越便捷，中央與地方的資訊溝通就越沒有障礙，郡縣制這種扁平化的管理模式就越具備可行性；反之，施行分封制，賦予各地區一定的自裁權，反而更具效率。
關于“主觀意願”，并不是指統治者的喜好、偏好，畢竟所有腦子正常的帝王，事業的追求都差不多——鞏固權力、維護統治。是以咱們所說的意願，主要指的是基于對形勢的判斷、選擇最合适的統治方式。其中，對前代經驗教訓的吸取尤其重要。
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古代數千年中，一直延續了後朝編修前朝曆史的傳統，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便于統治者吸取教訓、懲前毖後。在郡縣與分封制的問題上，這種教訓的吸取尤為明顯。
對于分封制，中國古代史家整體持有正面态度，“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對于這一制度的集大成者周王朝，人們更是贊不絕口：“泊乎周室，粲焉可觀，封建親賢，并為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蔔世之祚克昌，蔔年之基惟永”。（《晉書》）
這段話就不諸字解釋了，它重點誇贊分封制對鞏固王權的巨大作用：王朝上升時期，諸侯們起到了輔佐的作用（列舉了周召公）；衰敗時，他們則挺身而出、匡扶國難（尊王攘夷的齊桓公、扶持周王室的晉文公）。
但周王朝能成為分封制的創立者、集大成者，是由當時的獨特條件決定的。
首先，商朝的滅亡教訓告訴周人，隻掌控中央、對周邊放任自流的統治模式是有問題的，畢竟周人的崛起過程，就是典型的“地方包圍中央”；但當時落後的生産力、交通技術，注定了周王朝也無法對遼闊的疆域實作直接控制，于是他們便在不斷的磨合中摸索出一種途徑：派遣宗室、功臣到地方擔任諸侯，周天子居中作為天下共主，形成一種“枝幹與枝葉”的互相依存關系。
其次，周朝的分封制為啥能持續數百年？還是生産力的問題。起初諸侯間的兼并區間，隻局限在技術能觸及的範圍，大了的話就沒法掌控，這樣就會出現諸強并立、誰也無法拿對方怎麼樣的情況，而周天子的共主身份就顯得極有價值，列強都需要“挾天子以令諸侯”，進而在政治層面占據主動。
這就是周王朝分封制顯得極具生命力的原因：在當時的生産力條件下，這是最合理、最廣受認可的制度。
但随着時代的發展，對更廣闊疆域實作直接控制逐漸成為了可能，諸侯間的博弈上升到大國間的兼并。這個時候，力量成了能夠左右曆史走向的唯一因素，周天子的“工具人”價值逐漸褪色，不得不淪為可有可無，分封制隻好徹底崩潰。
秦朝滅六國的事實證明，那時的生産技術與制度體系，已經可以滿足帝王日益的統治欲望；同時，前代的教訓曆曆在目，也對他們的治國思維産生了直接影響。
是以，在以武力統一天下後，當丞相王绾等人以燕、齊、楚地偏遠為由建議分封皇子鞏固統治時，秦始皇表示深惡痛絕：“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于是果斷實行了徹底的郡縣制，為了實作兵力快速投送，他還開展了秦直道等浩大工程。
但是，當秦始皇死後，随着秦二世的胡作非為，秦朝廷中央很快失去了對遠方國土的掌控。“枝葉微弱，宗祏孤危，内無社稷之臣，外阙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内沸騰，隕身于望夷，系頸于轵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帶頭起事、并最終以主力推翻秦王朝的，正是當初王绾等人特别提醒的楚地。
是以，“秦朝不分封諸侯而亡”，就成了随後王朝的深刻教訓。劉邦建立西漢後，采取郡國并行制，在東北、東、東南等遠離關中的區域，大肆分封同姓子弟為藩王。
顯然，這種措施，幾乎完全吻合當初秦相王绾等人的主張：在燕、齊、楚等難以直接掌控的地區設立藩王；而鏟除異姓王、用本宗取而代之，則是借鑒了當初周王朝的經驗。
西漢初年，針對王朝的貧窮現狀，中央朝廷與地方藩王團結一緻，共同推行黃老之術，以無為之術確定休養生息、發展生産。
客觀而言，諸侯王對于傳播、落實漢王朝的統治确實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那時的生産力恢複速度遠遠超過了先秦時期，随着秩序的恢複，人們對漢王朝的認可度水漲船高，大一統王朝逐漸深入人心。
如此一來，地方藩王在中央統治者的眼中地位不再那麼重要；相反，地方相對獨立的權力，在中央朝廷看來越來越像眼中釘，于是在文、景時期，削藩，逐漸成了中央統治階層的共識。在漢景帝初期，晁錯急切地推行了大力度的削藩，最終引發了“七國之亂”。
但此時不同于春秋戰國，中央、地方的實力對比過于懸殊，而且西漢朝廷軍政人才濟濟，七國之亂很快被蕩平，實作了自我突破的西漢很快步入全面盛世。
後來經過漢武帝的“推恩令”後，藩王再也無法對中央朝廷形成威脅，但整個西漢期間，分封制仍舊存在。不同的是，那時的“諸侯”數量多、單個實力弱，即後世所言的“衆建諸侯而寡力”。
這種模式在客觀上幫助了劉氏王朝。西漢末年，王莽篡漢後，已經淪為小地主的漢王朝“藩王”們——劉縯、劉秀乘勢而起，打起了恢複漢室旗号，最終成功再造大漢。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分封制确實證明了其積極作用。
也許是受這一經驗的影響，到了東漢，對宗室的分封基本上延續了西漢中後期的做法。但随着異姓世家官僚集團的崛起、地方刺史州牧權力的擴大，宗室的政治影響力越來越邊緣化。到了東漢末期，為了鎮壓黃巾起義，朝廷指令地方自行募兵鎮壓，依托世家大族的州牧、刺史、太守等官員趁機坐大，雖然也有一部分宗室成員（劉焉、劉表、劉虞）逐漸掌握地方權力，但力量的天平已經越來越偏離劉氏皇室。
是以，到了三國時期，由于失去了絕對力量的庇護，光複漢室逐漸成了純粹的口号而已。曹魏占據中原後，大緻繼承東漢的制度，采取州、郡、縣三級制，州設刺史、州牧，郡設太守，縣大者置令、小者置長。也許是當初與曹植争儲造成的糟糕體驗，曹丕對曹氏宗室采取了苛刻的禁锢制度，名為安排到封地，實際上卻形同監禁，他的兒子曹睿延續了這一做法。
戲劇的是，後來，曹魏正是因諸侯王缺少實際的政治和軍事權力，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司馬氏擅權的局面，後世史學家批評曹魏：“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實傳虛爵，本根無所庇蔭，遂乃三葉而亡”。
這對于西晉開國者司馬炎而言無疑是個深刻的曆史教訓。是以，西晉立國後便分封諸王；而且，西晉分封制還與曹魏時期的都督制度進行結合，造成了一些藩王身兼都督諸軍、監諸軍、督諸軍之職，掌握了地方的軍事大權。
但是，這種吸取前代教訓的變革，卻恰恰成了西晉的催命符。與當初的西漢相比，西晉存在一個大問題：雖然同為郡國并行，但中央朝廷不夠強力，難以對地方藩王形成實力壓制，已經淪為了封國強于中央的尴尬局面。
最終，西晉的分封制與都督制度相結合，迅速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西晉政治陷入混亂，實力強勁卻野心勃勃的藩王們利欲熏心之下，發動了争奪中央政權的持續動亂，前後共經過十六年。它對當時的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西晉王朝的統治迅速走向了崩潰。
但這并不能代表分封制一無是處。假如當初的司馬炎如果遵循“衆建諸侯而寡力”的原則，并留下一個英明神武的接班人，西晉王朝的命運也許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