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有一句名言：“我姓钱，但我不爱钱。”据说，这是他留给儿子钱永刚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而与钱学森一起并称“三钱”的钱伟长、钱三强也都不爱钱。
“三钱”一般指“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于1956年制定规划了中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钱学森、钱伟长和钱三强三人并称“三钱”，最初是由毛主席喊出的“别号”，后被周总理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三钱”是中国科坛的杰出人物，也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大家。
关于钱学森和钱，有这样的一段故事：2001年10月，香港霍英东奖评奖委员会授予钱学森“霍英东杰出奖”，奖金港币一百万元。钱学森因行动不便不能亲自去领奖，委托蒋英和儿子钱永刚前去。
妻子和儿子去，钱学森非常高兴。临行前，钱学森看着妻子蒋英穿戴优雅得体，忽然问：“你去领钱？”蒋英说：“嗯，我去领钱……”钱学森笑了，说：“钱归你，奖归我！”蒋英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说：“奖当然归你！”钱学森笑出了声：“钱归你，奖归我！”蒋英这才明白过来，钱学森所说的“奖”是指她，是她的姓“蒋”，是说她本人（蒋）归钱学森，而钱学森也将自己这份“钱”归了她。蒋英略作思考道：“那咱们说好了，你要奖，我要钱。”说罢两人都会意地笑了。
这句话在后来流传很广，即钱归你，奖（蒋）归我。有网友说，这是钱学森说给妻子蒋英的最动人的情话，他们相濡以沫相伴一生，钱学森寥寥几个字却饱含深情。可以看得出来，在柴米油盐的生活里，他们更爱的是人而不是钱。虽然，他们也曾有过缺钱的日子，如：1950年，钱学森上港口准备回国时，被美国官员拦住，并将其关进监狱，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这笔钱，是在蒋英的奔走呼吁下，加州理工学院师生通过募集的形式凑齐了的。正是经过了缺钱的日子相互关照和陪伴，他们才更加爱对方。
和钱学森与蒋英比起来，钱伟长和妻子孔祥瑛曾经很缺钱，但他们依然不爱钱。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钱伟长遇上了中文系的才女孔祥瑛，很快相互吸引了对方，但还没来及表达，就发生了“七·七”事变，一年多后，钱伟长才见到孔祥瑛。因为心心相印，他们很快结了婚并有了一个孩子，但钱伟长随后出国，儿子钱元凯只能由孔祥瑛一人抚养。一个女人带一个孩子，没有多少收入，更何况当时还是艰困的抗战时期。钱伟长在国外省吃俭用，不断接济孔祥瑛，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等钱伟长1946年9月回国，儿子钱元凯已经7岁了，孔祥瑛带着钱元凯独自生活了6年时间，这漫长的6年她缺的不仅仅是钱。
后来的生活是钱伟长对柴米油盐一概不管，1982年，他在无锡参加学术会议，会后，与好友一起游览。见大家有些渴，他就想给大家买点西瓜。来到瓜摊，因为他不了解行情也不会讨价还价，花的钱比别人贵了10倍，逗得大家开怀大笑。而他平时的饮食起居也都是由妻子孔祥瑛包办的，以至于他不太会用钱，更别说爱钱了。
不太会用钱、不爱钱，并不意味着钱伟长将那缺钱的日子给忘了。上世纪末，他在赴京开会时罹患小中风，住进北京医院。可他坚决要求回上海治疗。医生责备他说：“你不要命啦？这么大年龄了，病成这样还敢坐飞机？”但他还是不听话，原因是他心里放不下妻子孔祥瑛，妻子孔祥瑛在上海也病着呢。
于是，就有了钱伟长“冒死”回沪护老伴的事儿——从那时起至2001年孔祥瑛去世，年近90的他，每天下午3点半都要雷打不动地前往医院看望孔祥瑛，尽管他没能留住妻子，但却白发苍苍地为人们留下了段伉俪情深的感人画面。这就是钱伟长了，曾经那些缺钱的日子，最终在他的心底都化作成了爱妻子、爱老伴。在钱学森的“钱归你，奖（蒋）归我”里，这两个钱姓人真可谓异曲同工了。
与钱学森和蒋英、钱伟长和孔祥瑛相同的是，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同样是不爱钱的人。与蒋英、孔祥瑛相同的是，何泽慧亦是名门闺秀，但蒋英是歌唱家、孔祥瑛的教育家，何泽慧则和丈夫钱三强一样是科学家，甚至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虽然不爱钱，但钱三强与何泽慧有一个共同特点，都能将钱紧着花。
1949年春，世界和平理事会预定在法国召开理事会。理事会的主席是约里奥·居里，钱三强是出席理事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他想利用这次去法国开会的机会，请约里奥·居里在法国购买一些国内缺乏的科学仪器。购买这些科学仪器需要20万美金，但当时北平刚和平解放，新中国尚未成立，各个方面都需要钱，周恩来副主席通过努力才为钱三强调拨出了5万美金。钱三强带着这些钱到了法国，扳着指头算着花，硬是将它们全都花在了刀刃上。
何泽慧也一样，他的父亲叫何澄，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为全家人谋得了安逸的生活。家里不仅有工厂、有汽车，父亲还常带的八个兄弟姐妹去旅游。但她去上海考大学时，父亲却只给了她两元钱，还和她开玩笑说：“考上大学就去上，考不上就当丫鬟。”她呢，也不乱花钱，与几位女同学搭船来到上海，为省钱，还曾在一位同学家里搭铺过夜。
现在看来，这些都可以称为优秀之人的优秀品质，但让今人更为感动的是，1932年就在大学校园里相识并相互有好感的钱三强和何泽慧，直到1945年两人均30岁出头时，才有了表达的勇气。当年，在法国的钱三强32岁，向远在德国的何泽慧发出了25个字之内的求婚信：“经过长期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请求，如能同意，请回信，我将等你一同回国。”不久，他在不安中等到了31岁的何泽慧的回信：“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
就这样两段简短的话，让两位科学家且以深情共白头，牵手相伴走过半个世纪的人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自己的爱情几乎不再有过任何言语的表达，却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各自对祖国的情感。钱三强说：“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何泽慧说：“国家是这样一种东西，不管怎样，只要对国家有益，我就做。”
这也是“三钱”等老一辈科学家们为国奉献的心声，而关于钱，钱三强与何泽慧也有着各自的独特理解。钱三强说：“不管搞什么科研都得有经济观点，一是要为提高经济效益服务，二是要最大限度地省钱，三是要尽可能地快一点起到生财的效果。”何泽慧没有多说，但她的个人生活极其简朴，在任何场合都把自己放在普通人的地位上，乃至于得到了女儿的如此评价：“她就是很普通的老太太。”
1992年，钱三强逝世。关于爱情，他对妻子何泽慧什么也没说，但何泽慧却一直沉浸在关于他的回忆里，甚至连家里的东西没再变过位置，都保留着他在世时的旧貌。在何泽慧这份爱里，人们也看到了他对何泽慧的爱，虽然没有“钱归你，奖（蒋）归我”的幽默和浪漫，但一样是深沉并且持久的。
2006年，记者采访何泽慧时，看到了一个破旧不堪的钱包，是钱三强用过的，除了拉链完整外，皮子东一块、西一块地拼凑而成，里面装的是几张86年的粮票。有谁能说，这钱包里装过的仅仅是钱三强的钱？这要一来，我们似乎找到了“三钱”最大的共同点：都爱祖国、爱事业、爱老婆，但都不爱钱。
最后补充一下，那次，蒋英领回的一百万元港币最终被捐了出去。对此，蒋英曾说：“一个科研人员如果满脑子都是金钱、荣誉、地位这些东西，即使他很聪明，也成不了大器。”而老百姓也常说，钱是有“眼”的，人一旦掉到了钱眼里，除了能看到钱，什么也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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