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的理想帝王，他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被评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汤谐）。
。如何全面地认识文帝其人呢？传统的看法是文帝功德巍巍，恭俭仁惠。其实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我们不能只看表面文章，必须“知人论世”，结合当时特殊的历史形势，发掘出史家隐藏在史书叙述深层的历史真相。
起初刘恒在皇子皇孙中最不受重视，母亲薄姬喜得幸御，高祖十一年他被派往偏僻的北地镇守边藩，号为代王，居代地整整十七年。《汉书·地理志》称：“钟、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伎，好气为奸，不事农商。”刘恒是高祖子侄中所封最偏远者，很难想象汉高祖真是要让他八岁的儿子镇守边关？故只能用他与父亲的疏远来解释。但这却使刘恒因祸得福，得以在刘邦去世后长达十余年的非常时期避开政治权力中心的阴谋险诈和争权夺利。如果没有“诸吕之乱”，刘恒很可能在代地平静地度过一生。
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是不能预设的。戚夫人在宫廷斗争中失败，刘盈即位成为汉惠帝，刘如意被吕后毒死，而惠帝又不幸早夭，吕后刚死宫廷就发生了“倒吕运动”，外戚势力被大臣们一举清除，朝廷出现了权力真空。“安刘”是汉初功臣集团继“诛吕”之后的一个重大政治阴谋，是为了维持汉初“白马之盟”主弱臣强的政治格局，因此功臣集团担心“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史记·吕太后本纪》）。于是对少帝的合法性展开发难，力求在皇子中找一个势力卑弱、禀性善良的新代理人，以便扶持就位后能对他们感恩戴德、便于控制。本来齐王在“诛吕”运动中立了大功，最有资格即位，但“齐王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也”（《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这里用“恶”来形容齐王、淮南王的母家，是从大臣的角度进行的道德评价，潜台词就是这些外戚似乎太能干了。“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长者；且代王又亲高帝子，于今见在，且最为长。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刘恒具有合法的继承血统，无强外戚之忧，性格内敛、不张扬，“仁孝宽厚”，是最理想的皇位继承人，符合“仁者宜在高位”的道德原则和功臣集团的政治利益。但当时政局叵测，双方并无沟通，代王方面也不知情，当迎立消息传来时，刘恒疑心有诈，屡探虚实祸福。驰诣长安后太尉周勃进曰：“愿请间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这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回答，义正辞严地杜绝了幕后阴谋的可能性，因为飞来横福并不好消受，弄不好连性命都要搭上。这些谨慎之举都初步显示了代王集团在政治上的成熟。
刘恒从皇室的边缘人物一步登天，自然觉得皇天厚土的赐予太丰，尽心竭力去报答。践位时“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非不愿也，实不敢也”（《史记·孝文本纪》）。“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师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史记·律书》）。“汉文帝即位，以德化民，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汉书·食货志第四》）。“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史记·孝文本纪》）践位时一再退让，即位初“战战栗栗”，临终时制短丧诏要求薄葬，足以见出汉文帝的谦恭小心，善于笼络民心。史家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
要全面认识汉文帝必须用“知人论世”的观点来考察，是时代造就了汉文帝，汉初政治和现实决定了他的品格特性和所作所为。文帝受到很高评价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说，汉初经济凋敝，“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骏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史记·平准书》）。经文帝与民休息的政策及二十余年的积累，经济发展得较快，人民从中得到实惠，比较容易感受到文帝的好处。就文帝的一些具体措施来看，文帝五年除盗铸令使民得自铸，当时贾山、贾谊都上书反对，“上不听，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汉书·食货志》）。就其刑法制度的建设来看，“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趾者又当死。斩左趾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连景帝都说“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汉书·刑法志》）。可见文帝除肉刑只是为了粉饰太平，为宣扬“德世”造舆论。
文帝继位初年中央政权非常脆弱，“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贾谊《陈政事疏》）。北境匈奴边患严重，文帝在军事上不敢造次。“汉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匈奴日以骄，岁入边，杀掠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史记·匈奴列传》）。同时藩国强大，诸侯王“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汉书·诸侯王表第二》），“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至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汉书·贾谊传》）。很多诸侯王并不臣服，文帝亲幸太原击胡时刘兴居就在济北反叛。在种种政治制约下，文帝只能采取“低调”姿态，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此文帝并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仁者”，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得不顺应民心的举措，否则就会重蹈亡秦的覆辙。其实这种“柔”只是一种权术，所谓“清静无为”从根本上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有为”，是以退为进，自有其深谋远虑。南宋朱熹就认为文帝“晓事”，也就是说懂得进退，有谋略、不妄作，言外之意就是说否则他早就被推翻了。
事实上文帝是一个很刚强的人，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忽略了他即位之初的表现。文帝元年致南粤王赵佗书中开头的一句话是：“朕，高皇帝侧室之子……”（《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表面上看文帝很谦虚，事实上自有其政治谋略。因为同南粤王赵佗搞坏关系的就是高后吕雉，文帝不惜向外夷公开其庶出身份，正是为了澄清自己与吕后的联系。铲除诸吕残余时他毫不心慈手软，他即位的当天就派灌婴与东牟侯刘兴居清除宫殿，“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于邸”（《史记·吕太后本纪》）。当日夜，又拜原代国中尉“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拜原代国郎中令“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汉书·文帝纪》）。意在重用亲信控制中央禁卫军和宫内保卫。
文帝即位后非常倚重老臣宿将和优宠刘氏宗亲，这并不完全是出于秉性仁厚，而是政治利益驱使下的报恩手段，因为他的皇位就是老臣们拱手送给他的。最初文帝非常谦卑，“绛侯勃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自送之”。但他很快就完成了角色转换，“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当时的君臣关系是很敏感的，历史上秦二世为其拥立者赵高所杀的“望夷宫”事变，汉文帝应该有所耳闻。《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文帝既立，以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千斤，食邑万户。居月余，人或说勃曰：‘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振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宠，久之即祸及身矣。’勃惧，亦自危，乃谢请归相印。上许之。”这段话揭示了文帝的深层心理，点破了当时君臣关系的实质，暗示我们在一团和气的表面关系下潜藏着杀气。事实上老臣们想控制文帝的想法未能实现，文帝反而有计划地兴起“绛侯之狱”，对周勃行废立之事以警告，可以说对周勃的打击意味着功臣集团的覆灭。
就文帝对诸侯王的处置来看，他对山东诸侯国潜在的威胁是密切关注的，但他打击诸侯王是有步骤有分寸的，避免过激失当，注意把握“度”，对统治阶级内部实行安抚平衡之策，以求得最广泛的支持。文帝后元四年齐文王死，“文帝思贾生之言，乃分齐为六国，尽立悼惠王之子六人为王”，“而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三子以王之”（《汉书·贾谊传》）。以“众建诸侯以少其力”的方式削弱齐、淮南国，齐国被一分为六，淮南国被一离为三，使其无力对抗中央。汉文帝“以仁孝闻于天下”，要置淮南王于死地，一定要做得巧妙。汉文帝利用淮南王“刚直而勇”、“不好学问大道”的弱点使其“骄蹇”，一步步地走上不法的道路。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县之实，甚厚”。文帝三年，淮南王入朝“从上入苑猎，与上同辇，常谓上‘大兄’”，使他变得“甚横”。杀辟阳侯，非但不治罪，反而“乃赐美人多载黄金而归”（贾谊《新书·淮南》）。归国益恣，皇太后之馈赐，逆拒不受，文帝不亲自斥责，仅让国舅薄昭致书劝悔，淮南王不听。“当是时，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厉王以此归国益骄恣，不用汉法，出入称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最终使淮南王骄纵谋反，这就用“阳予阴夺”之术达到了“予之为害”的目的，与“郑伯克段于鄢”（《左传·隐公元年》）的政治阴谋是何其相似！当时袁盎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为有杀弟之名。”（《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民间也作歌讽刺：“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可见当时对于文帝已有不同的评价，司马迁引用民谚也是自有其道理。
我们还可以从学术思想上对文帝进行多方考察。一是从学术流派来看，文帝推崇黄老，好刑名之术。“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史记·礼书》）。“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史记·儒林列传》）。“本修黄老言，不甚好儒术，其治清静无为”（《正失》引刘向语）。“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窦姬是文帝最宠爱的皇后，我们有理由推测窦氏的思想深受文帝影响。二是从太子傅的人选来看，文帝“诏（晁错）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晁错是何许人也？“晁错者，颍川人也。学申、韩刑名于轵张恢先所。……为人峭直刻深”（《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他教给太子的也自然是刑名家言了。三是从用人来看，文帝喜欢的都不是儒者、经生，而是贾山、张释之、晁错、贾谊，又拜李斯的同邑、廷尉吴公为师。从地域上看张释之是南阳人，贾山和晁错是颍川人，他们都是三晋法家，其文化学术特征亦然：“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汉书·地理志》）洛阳少年贾谊主张积极有为，“文帝召以为博士”，并“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被任命为梁怀王太傅，“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后来文帝为平衡与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的关系，在军吏大臣的压力下把贾谊贬谪往长沙，这里有政治家的为难。其实，文帝远比晁错、贾谊要老辣、高明，为平衡政治关系，很多事是只能说不能做的。王夫之说：“文帝之所持，非谊与错所解测也。”（《读通鉴论·文帝》）
司马迁和班固著史的主导思想是颂汉，但良史观察帝王的视角不是仰视，而是平视，因此还是在实录的原则下讲了一些真话。如果我们挖掘史家隐藏在史书深层的历史叙述，就会发现文帝有人格上的二重性。当然这不是皇帝个人品德的问题，而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出现的必然现象和帝王的共同心态。史家的书法必然隐讳，我们要善于解读这种写人艺术。
注释：
梁玉绳说：“（史记）上文一则曰‘孝惠后宫子’，再则曰‘孝惠皇后无子，取美人子名之’，则但非张后子，不得言非孝惠子也。乃此言‘诈名他人子以为子’，后又云‘足下非刘氏’，何欤？《史记考要》谓诸大臣阴谋而假之词，以绝吕氏之党，不容不诛，其信然已。史公于纪两书之，而年表亦云‘以孝惠子封’，又云‘以非子诛’，皆有微意存焉，非岐说也。”（《史记志疑》）何焯指出：“‘取后宫美人子名之，以为太子’，‘名之’，名为皇后所产子也。是少帝非刘氏，乃大臣既诛诸吕而为之辞耳。”（《义门读书记》）郭嵩焘则说道更透彻：“案少帝及梁、怀阳、常山王皆非少帝子，乃出诸大臣口中，意在废少帝而择诸王之贤者立之，假为之词以行诛耳。”（《史记札记》）都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汉文帝上台的历史真相。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文帝推崇黄帝，而不是老子，前者主张刚健进取，后者主张阴柔退让，这一点在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得到了证实。可参见唐兰《马王堆出土乙本卷前古轶书的研究》，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