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以来军匠数量不断膨胀，对京储的消耗日益增多，它所带来的弊端也日渐明显。世宗即位之初，开始清除正德以来的弊政。
针对正德时期，京师军匠数量膨胀的情况，朝廷逐渐裁汰军匠，并取得了成效。如世宗即位之初，裁革锦衣卫官校及勇士匠作人等至十余万，岁省京储米百五十万石。
嘉靖初年，对正德以来军匠的裁汰，使得弊源颇清，这与世宗力求清除正德弊政的态度，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清除正德弊政，裁汰军匠的举措并没有彻底进行下去。
世宗的态度很快发生了转变，开始对内府监局滥收军匠的现象，视而不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给予支持。不久就出现监局未及两月之间，收充军匠三千七百余人，岁支食米及冬衣布花数多的局面。
嘉靖四年三月，御用监太监黄锦以工匠不足为由，请求增设二千名工匠供役，世宗不顾兵部的反对，仍命选五百名应用，而严私役虚冒之禁。世宗的放任，遭到给事中郑自璧的反对，他提出然弊革而不能久，与不革同，请求世宗继续裁汰内府监局的工匠，但世宗并未理会。
同年七月，兵部尚书李钺因反对织染局收用匠役，而上疏世宗。李钺历陈军匠冗食的弊端，分析了军匠与粮储，粮储与国脉的关系以及京储的消耗，对京师的影响，请求世宗有所行动。疏入，世宗不仅没有裁汰冗食军匠，反而仍准许司设监、兵仗局招收五百名工匠，其他监局从宜量收。
同年九月，内府各监局请求招收人匠，得到世宗批准，其招收人数多者数千，少者数百人，遭到各部大臣及言官的强烈反对，但世宗不予理会。
于是，户部尚书秦金上疏：钱粮为国家之命脉，其盈缩系安危，输纳出小民之膏，其缓急系休戚。各监局军匠，见在食粮上工数亦不少，兵部尚书李钺等人亦上书世宗，反对监局奏讨军匠，然而，世宗置之不理。
从世宗即位之初，裁汰正德冗滥军匠，到此时对内府监局招收军匠的默许，这种看似前后相悖的举措，与世宗态度的转变关系密切。关于世宗态度发生转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武宗死后，世宗以藩王入继皇位，在其即位之初，就围绕继统继嗣等问题，展开了大礼仪之争，最终虽以世宗钦定大礼而结束，但这次事件让世宗认识到拉拢内臣，扶植亲信的必要性，也使得对宦官的态度发生变化，其中之一表现为，对宦官招收的工匠请求采取默许的态度。
第二，内府监局的军匠主要是为皇室服务，军匠的招收于皇帝而言，能够更好地完成匠役，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两方面的因素，促使世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而世宗态度的转变则影响了京师军匠的裁汰。
正德、嘉靖以来，对军匠裁汰的主要原因在于，京储消耗严重，增加朝廷负担。除此之外，还有因冒支月粮、技艺不通等原因而被裁汰。朝廷在裁汰军匠的同时，也着手清查现有的食粮军匠，由于军匠逃亡以及匠役银制度的推行，朝廷也会适量雇募军匠。
如嘉靖二十六年，工部给事中黄宗概，请求朝廷清查各监食粮军匠，凡多余者悉拨赴工所，如或不足方准雇觅。黄宗概提出建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节省国家的财政支出，加之其建议可行，因而得到了世宗的批准。
嘉靖以后，在相关的史料中很难发现，军匠蓝瘦和大臣上疏，请求裁汰军匠的记载。这与嘉靖及其之前的原有社会体制，所受到的冲击密不可分。明朝统治者为了便于管理军籍人员，对军籍人员的数量采取的是一种保守态度，既不失原额。
正德、嘉靖时期，军匠的投充现象十分严重，在投充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非军匠籍人员，他们的投充意味着对以职业划分户籍制度的破坏，和对现有军匠体制的冲击。朝廷裁汰军匠的措施，也是在试图维持不失原额的局面，但并不能够阻挡明朝末年整个社会体制的震荡。
社会流动的加快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原有制度受到冲击，到了嘉靖以后，军匠大都由雇募而来，原应承担差役的军匠也被允许纳银代役，军匠裁汰的现象很少出现。
总之，军匠的招收与裁汰和统治者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关系，武宗的放任态度，导致正德年间军匠数量膨胀，世宗登基后，逐渐裁汰军匠并取得成效，后由于世宗态度的转变，导致军匠再次过度招收，但尚未达到正德时期军匠数量膨胀的程度。
到了明朝末期，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快，匠役银制度的推行，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军匠大部分是由朝廷雇募而来，军匠的数量较为稳定，很少出现裁汰军匠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