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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军缺从创建之初到基本定型,是权力在不同时期与民族的展现

清代官缺分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变化。官缺分配的变化,并不只是简单的数量增减或民族属性的调整,它体现了行政权力在不同民族间的分配和调置,以及职官制度在实践中不断走向完善的过程。

随着清朝统治的不断稳定,行政体系弊端的日益凸显,统治者对职缺分配进行了调整。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清朝统治者对高级官员汉军缺开始大规模缩减,先裁撤,继而调整,最终全部归并汉缺。

汉军缺从创建之初到基本定型,是权力在不同时期与民族的展现

职缺裁并过程

职缺分配制度,“是清朝统治者统治策略和人事管理理念的集中体现,随着形势的变化逐渐调整,”汉军缺的演变也不例外。顺治十五年至康熙十二年是高级官员汉军缺逐步裁并的时期。

顺治年间,主要是对六部汉军侍郎缺、部院启心郎缺的裁并。在会典中记载,六部侍郎缺“初制增减不一”,在《清代职官年表》中笔者发现,顺治初年六部基本上沿袭前代汉军侍郎左右各一的定例,但大概顺治六年开始,这种定例已经不复存在,汉军出任侍郎呈现出一种逐年缩减的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顺治八年直至十三年,有汉军补授满缺的现象,一到三员不等。顺治九年,“增设汉军仓场侍郎一员”,这是汉军侍郎缺的增设。在顺治七年之前仓场侍郎任职一直是汉人一员,七年增加满官一员,九年满官这一职缺改为汉军官员补授,直至康熙七年。

十五年七月,裁除宗人府以外的汉军启心郎。康熙会典载,六部初设满洲、汉军启心郎,“后(顺治十五年)俱裁”,而宗人府启心郎一直保留至康熙年间。同年,“裁礼部汉军侍郎”。礼部侍郎缺的裁撤是裁汉军侍郎缺的开始,一直延续到顺治十七年。

康熙年间,将高级官员汉军缺全部裁撤或归并汉缺。八年,裁汉军仓场侍郎,顺治九年时设置“满洲、汉军仓场侍郎各一人”。康熙八年时规定仓场“满汉侍郎各一员”,不再补授汉军。至此,部院侍郎汉军缺均已裁撤。

十二年,内阁汉军学士归并汉缺,裁宗人府“汉军启心郎二员”,议准“右通政归入满缺,其余京堂官俱归入汉缺,与汉人一并拟补”。至康熙十二年,职缺全部裁撤归并,这就意味着高级官员已无汉军专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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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裁并原因

一、职官体系调整

高级官员汉军缺归并汉缺最主要的原因是职官体系调整的需要。入关之初,统治者下令“汉官以原职与满官一体办事”,导致各衙门官员冗杂,并且不论是在品级还是升转方式上,都存在满洲、汉人两套体系。随着清政权的不断稳定和巩固,统治者必然要对庞大的职官群体以及混乱的职官体系进行调整。

在官员品级调整上,汉军官员品级呈现出从优于汉官到逐渐与汉官划一的发展趋势。顺、康年间是官员品级调整的主要时期,统治者多次下令调整职官品级,调整对象以旗人官员的品级为主体。

这是由于汉人官员体系沿袭明代,经过多个封建王朝的继承与发展,已经十分完备,而沿袭自后金的满洲职官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需要。

顺治朝是满汉职官品级由差异走向统一的时期,此时汉军官员品级属于满洲官员品级体系之下。满汉官员品级从差异到统一的过程,反映出了顺治皇帝精简职官体系的意图。康熙年间,官员品级几经调整,由于汉军与汉人一体外任,升转较快,汉军官员品级从满洲品级体制下分离出来,与汉人官员品级逐步画一。

汉军、汉人官员在品级上不断趋近,同时汉军又可以与汉人一样出任地方官员,与满洲官员多不外任相比,汉军、汉人的升转途径更加相似,于是,将汉军、汉人一体升转,便成为可能。

所以,汉军缺归并汉缺,一方面是精简职官体系的需要,另一方面,归并汉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汉军官员升转过快。康熙年间,在高级官员汉军缺归并汉缺的同时,也调整了高级官员汉军缺的升迁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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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军大量外任

由于汉军大量外任,如汉军学士,从顺治元年开始,陆续改任督抚,直至康熙十一年之前,出任汉军学士的汉军官员有 18 人,其中有 14 人改外任督抚,在中央机构中汉军缺多人少,无人可任,很多汉军专缺开始兼补汉人、满人,久而久之这些汉军缺竟成了汉人或满人专任。

如汉军礼部侍郎缺,顺治初期汉军礼部侍郎缺沿袭皇太极时期的六部左右侍郎各一,随着汉军大量外任,从顺治五年开始汉军任职礼部侍郎仅剩一员,顺治九年,仅剩的这一缺也开始开始补授汉人,因此到十五年裁撤汉军礼部侍郎缺之时,实际上已无汉军任职。

这样的发展趋势也促使统治者开始调整汉军缺,或裁或并。当然,像督抚这样的封疆大吏,只能是高级官员改任,因此汉军堂官外任督抚与汉军堂官的裁并可能有着直接联系。

三、其他

高级官员汉军缺缩减还有很多原因。顺治十三年,因“钱粮不敷”,顺治皇帝开始思考“裁汰冗员,亦节省之法”。天灾不断、官员庞杂、军事支出等都对财政造成很大影响,这一原因王景泽在《清初裁官与“清制”》中也有提到,“清初的裁官,首先是迫于财政困窘的压力而为之”。

当然,这次裁撤并不仅仅局限于司官,对于汉军官员的裁撤,却是高级官员,所以,财政问题可能是个影响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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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缺后升迁高级官员办法的调整

职官制度制定后总是在施行过程中通过实践不断完善。随着高级官员汉军缺的裁并,升迁高级官员的办法也相应改变。

入关前,“汉军文职官员自大学士、尚书以下,与满洲并设”,除部分高级官员外,剩余高级官员满、汉军升转方式一致。

顺治元年以后,在保留皇太极时期的高级官员汉军缺的同时,规定未设置汉军的高级文官,如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可以“与汉人一同题请”,高级官员汉军可以通过补授自身职缺或者补授汉缺升迁,拓宽了汉军补授高级官员的渠道,汉军升转高级官员相对较为容易。

顺治十五年,出于调整职官体系的需要,统治者将汉军侍郎缺全部裁撤,汉军官员升迁侍郎只能通过补汉缺,对汉军升转高级官员产生了一定的限制。

康熙年间,高级官员汉军缺全部归并汉缺,对此,统治者最初的态度是:“今汉军、汉人一并补用,无非止停其各升各缺。其应升官员照旧仍在。若员缺与满洲之缺对留,将所多之缺裁去,恐官员升转以致壅塞。故汉军京堂员缺仍照旧留存归于汉缺,将汉军、汉人官员一并升补。”

康熙十二年,议准“右通政归入满缺,其余京堂官俱归入汉缺,与汉人一并拟补”。这样,截至康熙十二年,除右通政归入满缺外,其余高级官员缺汉军人员的升转俱与汉人并为一体,当然,部分升转堂官也可以兼用满缺。

这样的调整不仅使升转章程大致稳定下来,更促进了满汉复职制的最终确立。从此以后,京中高级官员均满汉并设,成为清代官僚体系的独有特色,一直延续至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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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满汉复职是清代文官职缺设置的特色,其设想是继承了入关前官缺分籍的思路,将满、蒙、汉军、汉人四种民族成分职缺进行合并,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民族,即统治民族——满洲、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进行复职,既能体现满汉一体,又不至于官员冗杂。

在调整过程中,蒙古缺逐步归入满缺,汉军缺大部分归入汉缺,这一过程一直延续至康熙年间,高级官员满汉复职逐步形成定制。高级官员汉军缺的裁并,是高级官员满汉复职的过程之一,体现出清代统治者对职官制度以及汉军群体的认识不断深化,对清代职官体系影响深远。

在汉军缺大量归并汉缺之后,统治者对汉军升迁高级官员办法中规定,“汉军司官而上,得用汉缺,京堂而上,兼得用满缺”,这一做法既避免了官缺过于繁多,臃肿,又适当照顾到各种身份官员的入仕权益,使职官体系逐步整齐画一,提高了办事效率,促进了清代职官体系不断完善。

此外,统治者不仅将汉军缺归并汉缺,对汉军升转高级官员的人数上也有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汉军官员的升迁速度。同时,汉人缺少人多,与汉人一体升转,会造成汉军官员升转较之前相对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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