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唐朝名存实亡的起义从狭义上说指的是唐末的黄巢起义，但从广义上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唐末的一系列起义，其中比较著名的如裘甫、庞勋。当然还有与黄巢起义并称的王仙芝起义。这些起义事实上摧毁了唐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导致“安史之乱”后强撑百年的唐王朝统治瓦解。
中晚唐的支柱
安史之乱后，遭遇重创的唐王朝为何能保有统治地位，强撑续命百年之久，是什么支撑唐王朝的运行呢？
东南赋税之地：中晚唐能够继续支撑百年国运的最大支柱无疑是没有受到多少战乱破坏的东南之地。而且因为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唐王朝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支持，对东南之地特别的重视，进而也让东南之地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而南方各地对唐王朝的效忠和赋税供养就成为了中晚唐时期唐朝政府得以延续的最大支柱。
藩镇平衡：经过安史之乱，虽然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丧失了不少，但是仍旧有不少藩镇是忠于唐朝中央政府的。不太听话的藩镇主要集中在华北平原，而两京（长安、洛阳）地区、巴蜀和江南的藩镇和地方政府都是听命于唐朝政府，因此唐朝政府仍有一定控制权的地盘远远大于华北平原的藩镇，而且这些不听话的藩镇内部矛盾也很深，不仅相互之间时有争斗，内部也频频因为牙兵作乱导致血腥兵变更换节度使。因此各地藩镇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唐朝政府在这种微妙平衡中得以延续统治地位。
钱：一个悖论的演进导致唐朝政府慢性死亡
前文提到东南的赋税是支撑唐王朝续命的重要支柱，而华北的藩镇割据又是唐王朝始终无法恢复强盛的一大痼疾。因此中唐的几位唐朝皇帝都试图解决藩镇割据问题，以恢复唐朝的盛世。由此引发的财政问题就成为使唐朝政府慢性死亡的悖论。
要想解决藩镇割据保持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就必须通过增强军力，武力压制甚至消灭藩镇。要保持强大的威慑力就必须供养一定规模的军队，而供养大规模军队就必须要用钱。同样的对这些割据藩镇发动的战争无一不需要大量的钱财来支撑，因此中唐时期的几位有为之君的励精图治之策都包括的增加财政收入这一项。
在生产力没有大幅度进步，控制的土地和人口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财政问题有且只有东南税赋之地可以解决。因此这些复兴之策无疑不把目光对准了富庶且没有经历过多战火的江南一带。因此中晚唐江南之地成为了税赋最重的地方，而这就为后来唐末起义基本都与此地相关留下了隐患。
由此，江南的税赋就成为了让唐朝政府慢性死亡的悖论。要想复兴就需要大量的财富来供养军队和维持削藩战争的消耗。而要想维持这样的财政支出和消耗又不得不加重对江南税赋之地的盘剥和压榨，而这种盘剥和压榨就必然会引发民怨，最终导致反抗起义的发生。
唐末起义对唐朝统治基础的摧毁
由于对东南税赋的需要，再加上晚唐时期政治的腐朽，庞大的官僚集团和政府其他需求，对东南地区的盘剥导致这些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开始激化，由此起义开始在东南地区爆发（裘甫和庞勋的起义）。而其中黄巢的起义更是对唐王朝的统治基础给予了最致命的打击。
横扫东南彻底摧毁了唐王朝的东南赋税基地：黄巢本来与王仙芝的起义一直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范围活动。但是在唐朝政府调集军队与各地藩镇共同围剿之下，起义开始陷入低潮，尤其是王仙芝的战死，更是让黄巢率领的起义军余部需要重新寻找出路。于是黄巢针对唐王朝在江南的军事力量的薄弱，以及各地藩镇只求自保，作战意愿不强烈的特点，果断率军进入江南地区，由此展开了横扫东南的流动作战，这样的作战虽然没有形成稳固的根据地，但是对唐王朝的赋税重地江南地区进行了沉重的打击。这时唐朝立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损失，即使安史之乱都没能做到。
打破了藩镇的平衡：安史之乱之后，维持了近百年的藩镇平衡开始被打破。原有的旧割据军阀的基础上，在平定黄巢的起义过程中，一批新的军阀开始出现，典型如河东沙陀军事集团的李克用和黄巢所部投降而来的宣武集团朱温。其他诸如秦宗权、李茂贞等等也都佣兵自重，割据一方。黄巢起义被平定之后，唐朝政府实际能控制的地盘已经寥寥无几，李茂贞在凤翔开始割据之后，唐朝政府的权力甚至难以超出国都长安附近。
政府权力的全面架空：由于失去了江南赋税之地的支撑，加上实际控制区域的大大缩小，唐朝中央政府实际控制区域已经缩小到不如地方节度使的控制区域。由此唐朝中央政府开始沦为地方军阀的权力角逐战场，晚唐的皇帝被夹在李克用、朱温和李茂贞之间毫无自主权，最终沦为这些割据军阀手中的傀儡。
综上所述，唐末的农民起义，尤其是黄巢起义，沉重打击了唐王朝赖以生存的东南税赋重地，而为了镇压起义，唐王朝又不得不眼睁睁看着新一批的军阀崛起，从而失去了包括河东地区、巴蜀地区、关中地区和大运河沿岸地区的控制权。这些地区的失去使唐朝中央政府已经名存实亡，最终在起义平定后不久就成为军阀割据的傀儡并最终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