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盛夏的一天，北京西城区大石桥胡同，一辆“吉姆”牌轿车缓缓驶过，停在一处老宅门口。汽车停稳后，车上走下一位中年男子和两个年轻男子。这位中年男子的身份不简单，他叫廖承志，是中国侨办主任，并担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对日本有着深入研究和了解，而他此行的目的，正是与发生在日本，已愈演愈烈的“赵氏遗产公案”有关。
北京四合院
廖承志轻轻敲响这处老宅的大门，不多时，一位骨瘦如柴、走路颤颤巍巍的老太太打开了大门，询问道：“你们是？”
廖承志回答道：“您是赵碧琰女士吧？我们是中国侨办的，此次登门拜访，是向您打听一些情况。”
廖承志的一番话让老太太顿时变得警惕起来，自从丈夫去世后，她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耿碧琰，赵碧琰这个名字早已被她封存在记忆中。尽管如此，在历次运动中，她还是吃了不少苦头，她的独子赵宗阳至今被关在监狱中，为了维持生计，她只好扫大街挣取一点生活费，日子过得十分艰辛。此番政府人员上门，她不由得感觉有些胆战心惊。
也许是看出了老太太紧张的情绪，廖承志把语气放缓，笑着说道：“您不用紧张，我们这次来，是想帮您追回在日本购置的不动产，目前估算已经超过了30亿元，我们有权利、有义务为中国公民追回在海外的财产。”
30亿元！老太太扫大街，一个月只能挣到几块钱，这30亿她扫几辈子大街也挣不来。不过在激动之余，老太太心里也产生了疑虑，几十年过去了，这笔钱真的能追回来吗？她努力地搜寻着记忆，试图还原这笔巨款的来历。
青年时期的赵碧琰
一段与大汉奸的婚姻
耿碧琰原名耿维馥，曾用名赵碧琰，出生商人世家，家庭优渥。1921年，她的同窗好友赵慧敏找到她，说自己的哥哥赵欣伯丧偶后回国，想在国内物色一位佳人，共度余生。赵慧敏看耿维馥天生丽质，家庭条件也好，于是准备为两人牵线，成就一段好姻缘。
赵欣伯可不是一般人，他出生于1890年，青年时期当过清廷禁卫军卫兵，清廷覆灭后，他又进入天津北洋大学求学，在学校里接受了新观念，认识了一群力图推动时代进步的青年，并如愿加入国民党，俨然一副爱国青年的模样。
1913年，赵欣伯参加了二次革命，革命失败后，为了不受到牵连，他躲在北京一个剧团做了旦角演员，日子虽然过得不咸不淡，但至少能保证自身的安全。
一次演出的过程中，赵欣伯结识了一位王公的爱妾王碧琰。王碧琰出身青楼，风情万种，对英姿焕发的赵欣伯一见钟情，两人不顾世俗的眼光相爱了。彼时清廷虽然覆灭，但那位王公还有些权势，为了保证安全，长相厮守，两人决定私奔到日本。
赵欣伯
1915年，赵欣伯赴日本留学，学费由王碧琰资助。赵欣伯从明治大学法科毕业后，进入日本陆军大学担任中文讲师，认识了土肥原贤二、板桓征四郎等后来在中国犯下不可饶恕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在他们的影响下，赵欣伯走上了卖主求荣的道路。此时的王碧琰不会想到，她倾尽所有资助的丈夫，日后竟成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
1925年，赵欣伯如愿获得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得日本法学博士的中国人。
不过正当他风光无限之时，妻子王碧琰难产死在了手术台上。赵欣伯悲痛欲绝，认为是医生的操作不当导致妻子惨死，于是一纸诉状告到法庭，不过因为证据不足，这件事情不了了之。王碧琰死后，赵欣伯万籁俱灰，只身回到国内疗伤。
在妹妹赵慧敏的介绍下，赵欣伯结识了耿维馥。起初赵欣伯对耿维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但耿维馥看赵欣伯仪表堂堂，谈吐不俗，又有留学经历，于是主动表白。俗话说“女追男，隔层纱”，这么一来二去，赵欣伯渐渐被耿维馥打动，接受了这段感情。
结婚时，赵欣伯提出一个十分过分的要求，让耿维馥跟自己姓，并让她改名“碧琰”，以悼念自己的亡妻。耿维馥沉浸在爱情中不能自拔，竟同意了这个荒唐的要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赵碧琰”。
张作霖与赵欣伯
攀附日本，留下巨款
1926年，赵欣伯借助日本人的关系，到张作霖的大帅府当了一名法律顾问。张作霖虽然是草莽出身，但十分看重知识分子，在他的栽培下，赵欣伯步步高升，成立了东北法学研究会，并且从中捞到了不少的油水。
不过这样的舒坦日子没有延续太久，1928年，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了张作霖。赵欣伯失去了靠山，只好全身心地投靠日本，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吞并了中国东北。作为日本人锋利的爪牙，赵欣伯不断出谋划策，成为日本人面前的红人，走上了人生巅峰，其对日本人最大的“贡献”，就是筹备“伪满洲国”，被日本人称为“满洲国的产婆”。
溥仪刚被赶出北京时，尚没有下定决心投靠日本人。赵欣伯用自己的名义给溥仪寄去一份“礼物”，除了一筐水果外，还有两枚炸弹。这可把溥仪吓得够呛，只好乖乖听从日本人的建议，到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就连“伪满洲国”这个名字，也是赵欣伯绞尽脑汁想出来的。
赵欣伯从奉天市市长，做到立法院院长，步步高升，甚至经常得到日本天皇的召见，并赏赐他大量的金银财宝。不过赵欣伯的胃口大得很，他不仅随意勒索溥仪，还到处搜刮民脂民膏，贪婪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后来连日本人都看不下去了，指控他贪污受贿，罢了他的职务。
俗话说无官一身轻，赵欣伯带着他的老婆赵碧琰和贪污来的钱财，再次东渡日本。留日期间，他发现日本药品奇缺，于是做起了药品生意，赚得盆满钵满。但他并没有坐吃山空，而是在日本繁华地带购入大量房产，面积加起来有十几万平方米。为了掩人耳目，他把这些不动产都写在妻子赵碧琰名下，然后把剩下的金银珠宝放在箱子里，用水泥封在一件密室里。
赵碧琰早年与赵欣伯、儿子合影
1943年，赵欣伯重返中国，临行前将所有财产交给日本律师铃木弥之助代为管理。令他没想到的是，铃木弥之助人面兽心，后来竟企图私吞这笔巨额财产。
1945年抗战胜利，赵欣伯的好日子到头了，他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锒铛入狱。赵碧琰担心和自己扯上关系，急忙烧毁了家中所有证据，选择明哲保身。
1948年，解放军大军兵临北京城下，国民党大限将至，赵欣伯瞅准时机，用几根金条贿赂监狱长，得到了保外就医的机会。不过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新中国成立后，赵欣伯再次被逮捕，接受人民的审判。赵欣伯在监狱里过得胆战心惊，没过多久就突发疾病死在了看守所。
自此，这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而另一出大戏才刚刚开场。
赵欣伯在日本的房产 赵欣伯在日本的房产
诉讼20年追回30亿，妻子无偿捐出
赵欣伯死在狱中，赵碧琰只好带着独子赵宗阳艰难度日，并在历次运动中遭受到冲击，在物质条件艰苦的环境下，还要经受精神上的折磨，不管她做什么，都要受到邻居们的指指点点。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她把自己姓改成了娘家姓，从此赵碧琰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耿碧琰。
对于丈夫在日本留下的那笔遗产，她多多少少是知道的，但她连去日本的路费都没有，追查财产的事情更无从谈起，那笔庞大的遗产就这么被滞留在日本整整十年。
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名日本律师铃木弥之助见赵欣伯迟迟不来日本，料定他已经不在人世，于是打起了那笔巨额财产的主意。他伪造了一份遗嘱，内容是赵欣伯的所有遗产完全交由他处置，并谎称耿碧琰已经去世。就这样，铃木卖了原本属于赵欣伯的两块地，收获颇丰。
箱子里的财宝
很快耿碧琰去世的消息不胫而走，全世界各地的骗子闻风而至，他们伪造出五花八门的证据，伪装成赵欣伯的亲属，想要侵吞这笔价值30亿元人民币的遗产。
1963年，“赵氏遗产公案”传回国内，中国侨办主任廖承志气愤不已，赵欣伯虽然是个大汉奸，但毕竟是中国人，中国人的财产怎么可以流落海外。于是他找到了隐居在北京西城区大石桥胡同的耿碧琰，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并承诺承担耿碧琰赴日的所有费用。
耿碧琰听完也有些气愤，她说道：“这些钱我也不会据为己有，只要能把钱追回来，能替我丈夫赎罪就行。”
耿碧琰初到日本时，由于那些房产地契已经被她烧毁，法院不能判定她的身份，案件陷入了僵局，十几年没有进展。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恢复律师制度后，在我国著名律师傅志人的帮助下，搜集到19份证人证词，以及赵欣伯独子赵宗阳在日本的11位小学同学，再结合耿碧琰对藏宝那间密室的描述，东京家庭裁判所终于同意重新审理此案。
赵碧琰与儿子赵宗阳
1984年，84岁的耿碧琰委托儿子赵宗阳为代表，前往日本出庭。经过先后五次庭审，法院终于完全确认耿碧琰的身份，将这笔价值30亿元人民币的财产全部交由耿碧琰接管。
一下子得到30亿元的财产，耿碧琰从一个贫民老妪瞬间变成中国首富。但她时刻保持着清醒，在一个夜晚，她将儿孙们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这笔钱是有问题的，我的丈夫当年做了坏事，现在我想把其中百分之八十的钱捐出来，来替他赎罪。”
经过与家人商议后，耿碧琰把24亿元无偿捐赠给国务院侨务办，剩下的6亿元她也没有独享，又拿出其中的百分之八十捐给了日本的“中华文化教育财团”，推动民间的中日友好活动发展。
相比于赵欣伯的卖主求荣，耿碧琰的行为无疑是崇高的、伟大的，很多中国人对她表示赞赏和钦佩，她也得以在晚年摆脱了“汉奸妻子”的身份。
1989年，耿碧琰在京病逝，享年89岁。临终前她对儿孙说：“这一辈子，我很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