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无义战”一词出自《孟子·尽心下》，在孟子乃至整个儒家看来，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为何？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周天子再也不能束缚诸侯，各国多行僭越之举，称王称霸就算了，
“礼乐征伐自大夫出”
，也已是司空见惯。而继承孔子衣钵，宣扬“仁政”的孟子则不满于此，痛斥这样的行为，以为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这才是合乎“义”的，因此诸侯间的攻伐兼并都是“无义”的，因此才有了这句话。
一、
礼乐崩坏，诸侯不义
周朝时代表登记制度的礼乐，原本是来规范贵族的身份地位，用以束缚诸侯的一道枷锁。昔日周公旦两次东征，深感周天子统治疆域之广，因此从“礼”巩固阶级分化，通过制定各种典章制度来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舆论，使其适用于宗法制，并升华“乐”，使其成为一种待遇，同时也是为了更好的宣传和巩固阶级统治。
然而周幽王昏庸，因宠爱褒姒而废长立幼，废黜贤淑的王后申后和长子太子姬宜臼，改立褒姒为王后，褒姒所生之子姬伯服为太子，并加害太子姬宜臼。申后之父申国国君申侯大怒，一气之下带着犬戎攻打周幽王，在骊山下杀死周幽王，西周灭亡，之后又与诸侯们一起共同拥立前任太子姬宜臼继位，是为周平王。而周地百姓及王公贵族立周幽王之弟余臣为携王，因携王是周室所立，平王是与周室为敌的申国为立，所以说周携王才是正统，一时间出现“二王并立”的局面。而为了使自己“名正言顺”，周平王不仅依托秦襄公派兵护送自己迁都洛邑，此举意图躲避西戎的骚扰，也为了靠近鲁国、晋国等曾经推举自己为王的诸侯国，希望继续得到他们的拥护，还使晋文侯攻杀周携王，以致周王朝再度重新统一。这位“弑父”的周天子名声尽失，东周因为迁都，地窄人寡，无力再控制诸侯，因此在春秋时期，礼乐崩坏，
“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无“义”之战由此开始。
二、仁义不施，战无道义
孟子曰：
“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其意思是：春秋时期没有合乎“义”的战争。哪一国或许比这一国要好一点，这样的情况倒是有的。所谓“征”，是指上讨伐下，同等级的国家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讨伐的。在孟子看来，这天下能发动战争的，只有天子一人，而诸侯之间的征战并无道义，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因此以孟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对于战事多贬斥之言，并认为所谓义战，必用天子之命，所以说“征”乃是“上伐下”。地位相同的诸侯国互相征战，那就是藐视天子，目无王法，是“擅兴之罪”。
但也并不是说所有的战争就被儒家鄙夷，齐桓公“尊王攘夷”，天子不敢得罪，以礼相待，后世看来觉得是周天子太“没用”了，只能做个傀儡国王，而儒家则认为齐桓公引众诸侯来朝进贡，此乃仁义之举，齐国“召陵之师”是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成功遏制了荆蛮楚国的扩扎，维护了中原诸国利益，所以也是符合道义的。但这并不能改变“礼乐崩坏，人心不古”的混乱局面，所以孟子说虽然
“彼善于此，则有之矣”
，然而终究还是“春秋无义战”。
三、战不可避，只能自强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在孙武看来，战争需要“仁义”，但是并不把''仁''放在首要地位，因此《孙子兵法》一方面讲“仁”、''礼''，但又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另一方面是重功利，在兼并战争中，大国争霸，小国谋存，这些都是“重功利”的表现，因此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孙武认为：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可以看到，“智”、“信”都在“仁”前面，为何？因为战争是为贵族服务的，但参加战争的主体却是黔首，平民百姓不懂文化，又何谈“仁义”呢？因此孙武在讲将领的五德时，把“智”放在首要地位，而把“仁”的要求放在次要地位，是十分自然的。而且此“仁”也非孟子倡导的“仁政”，而是将''仁''用于对士卒的管理和教育方面，即“视卒如爱子”等。在孙武看来，为国家而战，视民如子便是“仁”了。而春秋时期的战争，皆是因周王室衰微，天下需要一个新的“共主”，各国互相攻伐，小国被大国吞并，都是为“和平”而努力，因此春秋时期的战争也是有“仁义之战”的。
众人对“春秋无义战”的说法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这是周王室自讨苦吃，当其衰微，自然需要通过战争确定新的“天子”，而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也有利于民族迁徙，文化融合，经济、政治等发展，这些都是“仁义”之举。而有人认为正是因为长期的争霸，使得礼乐崩坏，诸侯无义，民不聊生，诸侯争霸，其目的就是为了掠夺土地、人口及争夺对别国的控制权，就连“尊王攘夷”的齐桓公，还不是因为不能吞并天下而不得以为之？所以说他们进行的战争，都是不义的战争。双方各执一词，但这句话是否正确，全凭各位读者自行定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