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接手乔家的生意是一个意外，他原本已在童试中中了秀才，正意气风发地想着如何夺举，谁料他的哥哥乔致广突然病亡，此时的乔致庸一个只有两条路的岔路口——
继续参加科举考试，谋取功名，将来为官更能光耀门楣，不过，这条路却充满了风险，毕竟参加科考的读书人千千万，又有几人敢打包票自己一定能“东华门外唱名”？
或者，弃文从商。
乔家不只是乔致庸一个人的乔家，所以，他不能任性，也不能冒险，他只能弃文从商，从哥哥乔致广的手上接过了乔家的生意。
乔致庸也不愧是商界天才，他接手了乔家生意之后，让乔家的财力疯狂上涨，也让乔家一跃成为了晋商翘楚。
乔家积累了数千万两资产，乔家票号、钱庄、当铺、粮店遍布于中国各地，单单流动资金便有近1000万两。
清朝时期的1两白银相当于如今的200元人民币，1000万两白银便是20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乔致庸的身家至少已经过百亿了。
即便晚清局势动荡，白银的购买力已有所下降，即便降到了1两白银等于100元人民币的“白菜价”，乔致庸也仍有至少数十亿的身家。
所以，乔致庸别说是在晚清了，即便是现在也仍然是一个富豪。
不过，乔致庸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完成财富的积累，实则还是得益于票号。
票号不同于此前的钱庄，也不同于后来的银行，算是银行出现以前的一个过渡产物，所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票号赚钱最狠的业务莫过于汇兑，乔致庸也正是站在了票号汇兑的风口之上，这才能够如此轻易、疯狂地利用票号敛财。
清政府原本明令禁止官府不得使用票号，所以一开始的票号只能接商业的单，此时的票号也只能说饿不死却又发不了财的尴尬状态。
可是，当太平军和捻军席卷了东南的半壁江山之后，原本便没有金融体系概念的清政府更慌了，战争打了这么久，税收怎么收？军饷怎么发？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清政府慢慢放开了对票号的限制，虽然明面上仍然不允许官府使用票号，但是实际上不论是清政府中央，还是地方官员，却都已经逐渐开始使用票号了。
地方官员用票号汇兑给清政府缴税，清政府也用票号汇兑给军队发军饷或者筹军饷，如左宗棠西征的时候便问票号借了几百万。
此外，票号还会暗地里帮助贪官洗钱。
所以，官商勾结给票号带来了巨额利润，乔致庸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这也让乔致庸一家的财富积累进入了一个黄金期。
当然了，票号赚得最狠的时候是清政府在甲午战败之后，当时清政府为了赔款，几乎彻底放开了对票号的限制。
当时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弱，地方官员和票号商人的勾结也越来越紧密，即便清政府有心阻止，也是有心无力。
所以，清政府后来也从放任到后来允许政府和票号的“合作”。
此外，清政府自甲午之后，战争赔款动辄几个亿，以清朝当时的财政实力而言，根本不可能由清政府独立完成，所以也不得不转而依靠票号。
试想一下，《辛丑条约》让清政府连本带息赔了将近10个亿，这10个亿清政府当时又几乎交给了票号，由票号进行汇兑，这个过程中各个票号商人能赚多少？胡雪岩只不过是在帮左宗棠借外债的时候“上下其手”一番，便已经成了首屈一指的超级富豪！票号承兑这个10个亿的赔款，还能赚不到钱？
当然，这10个亿也不是让一家票号接手，这么多晋商这么多票号谁不眼睛发光地盯着，谁不想分一杯羹？
所以，这10个亿的赔款实际上是分摊给了很多票号。
乔致庸的两家票号可是当时实力最强的票号之二，这10个亿赔款哪能少得了乔致庸？所以，乔致庸这一次也是赚得满嘴流油，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乔家的财富积累达到了鼎盛期。
后来清政府一见钱这么好赚，岂能尽让一帮商人给赚了？于是，清政府于1905年开办了户部银行，开始争夺票号的业务。
票号在官办银行的打压之下，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所以也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下坡路。
乔家票号，又焉能例外？
不过，乔家本便是依靠旧社会的官商勾结发家致富，所以辛亥革命的枪声一响，乔家和官府的合作环境和模式遭到了破坏，便迅速没落下去了。
显赫一时的盛宣怀，实则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