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緻庸接手喬家的生意是一個意外，他原本已在童試中中了秀才，正意氣風發地想着如何奪舉，誰料他的哥哥喬緻廣突然病亡，此時的喬緻庸一個隻有兩條路的岔路口——
繼續參加科舉考試，謀取功名，将來為官更能光耀門楣，不過，這條路卻充滿了風險，畢竟參加科考的讀書人千千萬，又有幾人敢打包票自己一定能“東華門外唱名”？
或者，棄文從商。
喬家不隻是喬緻庸一個人的喬家，是以，他不能任性，也不能冒險，他隻能棄文從商，從哥哥喬緻廣的手上接過了喬家的生意。
喬緻庸也不愧是商界天才，他接手了喬家生意之後，讓喬家的财力瘋狂上漲，也讓喬家一躍成為了晉商翹楚。
喬家積累了數千萬兩資産，喬家票号、錢莊、當鋪、糧店遍布于中國各地，單單流動資金便有近1000萬兩。
清朝時期的1兩白銀相當于如今的200元人民币，1000萬兩白銀便是20億元人民币，也就是說喬緻庸的身家至少已經過百億了。
即便晚清局勢動蕩，白銀的購買力已有所下降，即便降到了1兩白銀等于100元人民币的“白菜價”，喬緻庸也仍有至少數十億的身家。
是以，喬緻庸别說是在晚清了，即便是現在也仍然是一個富豪。
不過，喬緻庸之是以能夠如此迅速完成财富的積累，實則還是得益于票号。
票号不同于此前的錢莊，也不同于後來的銀行，算是銀行出現以前的一個過渡産物，是以“其興也勃，其亡也忽”。
票号賺錢最狠的業務莫過于彙兌，喬緻庸也正是站在了票号彙兌的風口之上，這才能夠如此輕易、瘋狂地利用票号斂财。
清政府原本明令禁止官府不得使用票号，是以一開始的票号隻能接商業的單，此時的票号也隻能說餓不死卻又發不了财的尴尬狀态。
可是，當太平軍和撚軍席卷了東南的半壁江山之後，原本便沒有金融體系概念的清政府更慌了，戰争打了這麼久，稅收怎麼收？軍饷怎麼發？也是從這時候開始，清政府慢慢放開了對票号的限制，雖然明面上仍然不允許官府使用票号，但是實際上不論是清政府中央，還是地方官員，卻都已經逐漸開始使用票号了。
地方官員用票号彙兌給清政府繳稅，清政府也用票号彙兌給軍隊發軍饷或者籌軍饷，如左宗棠西征的時候便問票号借了幾百萬。
此外，票号還會暗地裡幫助貪官洗錢。
是以，官商勾結給票号帶來了巨額利潤，喬緻庸也是以賺得盆滿缽滿，這也讓喬緻庸一家的财富積累進入了一個黃金期。
當然了，票号賺得最狠的時候是清政府在甲午戰敗之後，當時清政府為了賠款，幾乎徹底放開了對票号的限制。
當時清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力和影響力越來越弱，地方官員和票号商人的勾結也越來越緊密，即便清政府有心阻止，也是有心無力。
是以，清政府後來也從放任到後來允許政府和票号的“合作”。
此外，清政府自甲午之後，戰争賠款動辄幾個億，以清朝當時的财政實力而言，根本不可能由清政府獨立完成，是以也不得不轉而依靠票号。
試想一下，《辛醜條約》讓清政府連本帶息賠了将近10個億，這10個億清政府當時又幾乎交給了票号，由票号進行彙兌，這個過程中各個票号商人能賺多少？胡雪岩隻不過是在幫左宗棠借外債的時候“上下其手”一番，便已經成了首屈一指的超級富豪！票号承兌這個10個億的賠款，還能賺不到錢？
當然，這10個億也不是讓一家票号接手，這麼多晉商這麼多票号誰不眼睛發光地盯着，誰不想分一杯羹？
是以，這10個億的賠款實際上是分攤給了很多票号。
喬緻庸的兩家票号可是當時實力最強的票号之二，這10個億賠款哪能少得了喬緻庸？是以，喬緻庸這一次也是賺得滿嘴流油，也是從這時候開始，喬家的财富積累達到了鼎盛期。
後來清政府一見錢這麼好賺，豈能盡讓一幫商人給賺了？于是，清政府于1905年開辦了戶部銀行，開始争奪票号的業務。
票号在官辦銀行的打壓之下，生存空間越來越小，是以也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下坡路。
喬家票号，又焉能例外？
不過，喬家本便是依靠舊社會的官商勾結發家緻富，是以辛亥革命的槍聲一響，喬家和官府的合作環境和模式遭到了破壞，便迅速沒落下去了。
顯赫一時的盛宣懷，實則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