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日报记者 卢昱
今年是鲁迅先生140周年诞辰。鲁迅先生的身世、经历、修养、学识、文字、作为、品格等都凝结成一种精神，决定了他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大书。这位文学巨匠与山东，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从幼时读圣人文章到关注山东矿产，从收集汉画像石到关注青岛乃至山东半岛的命运，从全过程关注《子见南子》戏剧风波，到与在山东的作家交往，再到大量作品被山东的进步师生广为阅读、传播，鲁迅先生与山东的交集可谓深广。先生一直关注山东，甚至有数次擦肩而过的经历。
“盖自利氏游历以来，
胶州早非我有矣”
鲁迅最初深切地了解山东，是通过地质学。在成为一名医学青年、文学青年之前，他最早的身份是“地质青年”。1898年，18岁的绍兴青年周樟寿考取了江南水师学堂，并依“百年树人”改名为“周树人”。次年，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这矿务铁路学堂是洋务派张之洞奏请光绪皇帝批准开办的，“仿照德制”，课程以开矿为主，铁路为辅。鲁迅在全班年龄最小，学习十分刻苦，是唯一获得金质奖章的人，以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正如鲁迅在《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中所讲的那样：“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
1901年11月，在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前夕，鲁迅曾到南京东南的青龙山煤矿挖煤，历时13天。这个煤矿十分糟糕，管理混乱，条件异常恶劣。他后来在《朝花夕拾·琐记》中回忆：“我们下矿洞去看的时候，情形实在颇凄凉，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矿洞里积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点滴而下，几个矿工便在这里面鬼一般地工作着。”
1902年，鲁迅赴日本留学。1903年10月，他以“索子”的笔名，在《浙江潮》上发表了《中国地质略论》。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如是评说李希霍特芬的地质报告：“……惟扼胶州，则足制山西之矿业，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胶州为第一着……盖自利氏游历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
鲁迅文中提到的“利氏”，即李希霍特芬。他已经看到李希霍特芬如狼似虎的眼睛，在山西与胶州之间，画了一条直线，使胶州湾直接暴露在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列强面前。此时的山东，在鲁迅眼里有着其经济、军事上的战略地位。同时，他还简明论述了煤炭与国家经济命脉的关系：“石炭者，与国家经济消长有密切之关系，而足以决盛衰生死之大问题者也。”
在《中国地质略论》的基础上，1906年，鲁迅与学友顾琅共同编写了《中国矿产志》一书。该书一问世，便得到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极大重视，接连再版。为何要编纂这部书？正如序言中所讲：“……罗列全国矿产之所在，注之以图，陈之以说，使我国民深悉国产之自有，以为后日开采之计……用心至深，积虑之切……深有裨于祖国也！”
该书分章记述了当时18个省的矿产资源概况，每章又分为金属矿和非金属矿两节，按不同矿种、地区（州县）详加介绍，摘引旧志及有关著作原文，注明出处。其中，山东所列金属矿有金矿、银矿、朱砂、铜矿、铁矿、锡矿、铝矿等，非金属矿有煤炭、水晶、明矾、硝石、盐、石膏、石棉等。
在山东的矿产中，鲁迅最为关注的是煤矿。在“青州府博山县、登州府招远县、莱州府潍县、济南府淄川县”等后面，他特别标注“现德人办”；而在“泰安府莱芜县”后面，他标注了“德人欲揽办”等字样，意在提醒国人提防列强的狼子野心。
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批复古
在鲁迅一生中，有一位山东人是绕不开的，他就是孔子。青年时期的鲁迅，就“绝望于孔夫子”。
“考察鲁迅的旧学学历，可以发现周家的教育很特别：不随大流，不追时尚，敢于标新立异，有自己的理念。周家与众不同，鲁迅的开蒙第一书是《鉴略》。读完后，才开始读‘四书’。”南开大学教授、鲁迅研究专家李新宇介绍。鲁迅虽读过圣人书，但他另辟蹊径。尤其在留日时期，鲁迅接触到章太炎以“复古”立场对孔子以及儒家“作伪”传统的批判言论，并深受影响。
鲁迅对孔子信徒的批判，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在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在1914年举行第一次祀孔典礼。鲁迅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评论，“袁世凯也如一切儒者一样，最主张尊孔……大概自以为维新者出则西装而鞠躬，尊古者兴则古装而顿首。”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鲁迅更是讽刺极度尊孔者。在他看来，批判这些人的目的，是从根源上清理儒家文化“伪”的一面。
而根据《论语》和《史记》的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来到卫国。当时卫国实际的掌权者是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南子妖媚，名声不好，不过她仰慕孔子的能力和品德，知道孔子来了便很恭敬地请孔子去与她会见，于是就有了“子见南子”这一段往事。1928年10月，林语堂编写了《子见南子》独幕剧，由鲁迅和郁达夫主编的《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号刊出。
1929年6月8日，地处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举行游艺大会，将林语堂的独幕剧改编后演出，引发轩然大波。当时，二师的学生在设计孔子与南子的舞台装扮时，故意使孔子出场时“抹着满脸锅灰，畏畏缩缩”“样子和大成殿里孔子塑像截然不同”，与南子会见时，孔子为南子的美色所动，魂不守舍。
不仅如此，二师的师生还有意地向孔府挑衅。他们的舞台道具中有不少直接借自孔府内宅，这种实与虚、历史与现在、严肃与戏谑的拼接组合与反差，更构成了强烈的讽刺效果。此事引起孔氏家族的强烈不满，孔家以“孔氏六十族人”名义控告二师师生“侮辱宗祖孔子”。国民政府派员调查处理，将二师校长宋还吾撤职，并开除了两个在剧中担任男女主角的学生与教师。
对这一事件，鲁迅自始至终高度关注，并将整个事件的有关材料进行整理，在《语丝》杂志上发表。作为反封建斗士的鲁迅，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看法带有强烈的政治情感因素。他在《关于〈子见南子〉》一文中认为，孔府的呈文中可见“‘圣裔’告状的手段和他们在圣地的威严”，而国民政府对“子案”的最后处置结果，表面看是“息事宁人”之举，而从校长被“撤差”、学生被开除来看，依然是“强宗大姓的完全胜利”。字里行间的批评显而易见，但更重要的是，鲁迅看到了案件背后的政治经济斗争的信息，曲阜孔氏实质意义上的胜利被理解为“地方大族”的胜利。
与青岛擦肩而过
除了到山东旅行，鲁迅先生也多次由津浦铁路经过山东，只是极少驻足。而他与地理空间的青岛相遇，更可谓擦肩而过。1913年8月3日至4日，时在北京“做官僚”的鲁迅，从上海返到北京，乘船路过青岛，在青岛海滨待了18个小时。这是鲁迅一生中唯一一次与青岛近距离接触。鲁迅在日记里记载：“三日，晴。在舟中。夜十二时抵青岛。四日，晴。在舟中，下午三时发青岛。”
早在德占时期，青岛殖民地的景象就深深地触动了鲁迅先生的爱国心。他曾在《黄祸》一文中写道：“我们一方面在做‘黄祸’的梦，而有一个人在德国统治下的青岛所见的事实，却是一个苦孩子弄脏了电柱，就被白色巡警提着脚，像中国人对付鸭子一样，倒提着而去了……‘黄祸’可以一转而为‘福’，醒了的狮子也会做戏的。当欧洲大战时，我们有替人拼命的工人，青岛被占了，我们有可以倒提的孩子。但倘说，二十世纪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份，是不合理的。”
1922年，《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签订，中国恢复对青岛行使主权，对这一堪称为“五四”运动余波的外交胜利，鲁迅极为重视。时隔十一年，他在杂文《说面子》中还提及当时的一则趣闻：“袁世凯将要称帝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劝进表中为‘有面子’；有一国从青岛撤兵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万民伞上为‘有面子’。所以，要‘面子’也可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我并非说，人应该‘不要脸’。”
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办国立山东大学；6月，省立山东大学由济南迁至青岛。“青岛大学已开。文科主任杨振声，此君近来似已联络周启明之流矣。此后各派分合，当颇改观。语丝派当消灭也。陈源亦已往青岛大学，还有赵景深、沈从文、易家钺之流云。”1929年7月21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
国立青岛大学给鲁迅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该校图书馆发生的“逐书事件”。当时，身为图书馆馆长的梁实秋主持成立图书委员会，其绝大多数成员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即所谓的“逐书事件”。
除此之外，鲁迅参与的几件文人交际、纷争与观念交锋，或多或少都与青岛有关，包括宋还吾、王统照、杨振声、梁实秋、台静农、沈从文、老舍、臧克家、于黑丁、王亚平、萧军、萧红、张友松、汪静之、冯沅君、华岗等。
1936年7月11日，鲁迅在给好友王冶秋的信中说：“事情真有凑巧的，当你的《序跋集》稿寄到时，我已经连文章也无力看了，字更不会写……青岛本好，但地方小，容易为人认识，不相宜；烟台则每日气候变化太多，也不好。”
甚为可惜，鲁迅先生再次与山东擦肩而过。三个多月后，他在上海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