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完善普惠金融支持共同富裕机制建设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第八届金融企业社会责任论坛的线上发言（2021，12，8） 。

大家好！很高兴能有机会以线上的方式来加入到第八届金融企业社会责任论坛的讨论。我想在自己的发言中，结合着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共同富裕取向下的金融使命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谈一谈自己主要是对应于普惠金融来支持共同富裕这个视角上的一对概念的分析认识。这一对概念就是金融的“锦上添花”的机制，如何再匹配上普惠取向之下更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的“雪中送炭”机制。

这个命题在现实生活中间，是有鲜明的对应性的。我们知道，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间，经过几十年的探讨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金融必须得到改革创新而带来的其功能作用的更好发挥，金融必须是多样化的，金融必须是能够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特别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升级发展过程中间，充分地使它的功能落实到支持千千万万我们生产经营活动一线、创业创新活动一线的这些企业融资需要的满足上面。满足融资需要如果在商业性金融这个概念之下，我们必须承认，实际上它是一种锦上添花的机制。就是有提供贷款能力的商业性金融的主体，它们必然要考虑自己贷款的发放要首选那些给予融资支持之后项目成功率高、风险度低、资金安全性好的这样一些对象，来把贷款提供出去。这样的一种在商言商的商业性金融主体与自己控制风险而可持续发展匹配的锦上添花式运营，也就是一种资源配置优化的机制——资金提供出去必须取得回报这个商业性金融的资金运用，按照锦上添花取向，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不断支持微观效益比较好的项目，使它们得到更充分的资金支持，以后整个社会中发展应该有的后劲、应该表现的总体繁荣特征，才能比较好地在金融支持之下体现出来。

锦上添花无可厚非，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在总结这样一个机制一一银行首先要把自己定位为是企业，是在商言商，才能使银行支持的广大的实体经济一线的企业他们也成为真正的企业，在竞争中有优胜劣汰的机制，以及优胜劣汰机制带来的这样一种解放生产力支持我们的发展、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作用。但是，又要说到，这种锦上添花机理和它发挥的功能作用，确实又有局限性。在实际生活中间我们都知道，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市场也有它的缺陷和失灵。有一些在市场经济运行中间，需要有“雪中送炭”式融资支持的经济活动，在实际生活中间我们也感受到的是不可忽视的。比如说，我们必须充分考虑怎么支持“三农”概念之下的创业创新活动。我们必须充分考虑怎么样支持小微企业他们在草根创业创新这个层面的生产经营活动得到金融的阳光普照。我们还必须考虑一些科技创新活动，特别是分散的小型科技企业他们的创新活动，怎么样能得到贷款融资支持的问题。这些三农、小微、科技创新在特定的场景中怎么得到融资支持的问题，直接对接的就是普惠金融的问题。普惠是在原来的传统商业性金融可以给予支持的这些经济运行领域之外，还有一个更开阔的眼界，要让我们金融有效供给覆盖这些对象，有这样一种克服过去金融不够普惠的进步。这也就是说，我们于普惠金融概念之下，必须注重它的功能上的提升。这一种普惠金融的功能，当然是对应着中央现在特别重视、特别强调的促进共同富裕。在我们更好支持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我们的升级发展中，2021年8月17号，中央的会议给出的强烈的信号，就是要发力促进共同富裕，使我们的发展更好地体现出高质量，体现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应该有的本质特征。

促进共同富裕在金融这方面，我觉得显然就必须把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两个概念更好的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既做大蛋糕，又要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注意以实际上的一些政策性倾斜支持，加上必要的一些带有再分配特征的政策引导，即一些优惠政策的支持作用，使我们的实际生活中间，三农、小微、分散的科技创新活动等，得到更好的金融支持。在未来中国大地上，在中国促进“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打造中，更好地体现出来他们的能动作用。这种我们所要追求的促进共同富裕、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现实的问题，当然有它的挑战性和它的复杂性。

我想，如果从现在已经可以观察到的一些切入点来说，我们可以排列这样一些我觉得有建设性的创新机制，大家一起来讨论怎样使它们更好地在普惠金融的发展过程中间去对接共同富裕的取向，使我们的金融更加多样化，使我们金融整个供给体系更好体现支持实体经济升级发展、支持我们总体的各种各样的生产经营活动里面，在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同时，又能够比较好地去克服一些市场的缺陷和失灵。我愿意把这样一个命题在理论结合实际的视角上，将它表述为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要更好地、与时俱进地实现协同呼应，和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的匹配。

我觉得有这样几个值得我们总结实践经验、认真加以探讨的观察点，或者说支持实际的金融创新，更好促进共同富裕，发挥自己应有使命这方面的一些切入点。

第一，是我觉得要充分肯定一下在这些年我们看到了，硅谷引领的信息革命、新技术革命大潮兴起以后，科技金融的发展，已经使商业性金融在传统概念之下的那个边界，仍然延续着控制风险、在商言商但是已经可以扩大它的覆盖面。最典型的就是，过去难以想象，一些在网上就可以接受的小贷申请，现在可以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支持，得到源源不断的融资上的供给方回应？我几年前专门到已经取得一定发展成就的数字化平台公司做过调研，在现场我看到了大屏幕上显示出来的，就是已经有了比较可靠的软件设计以后，以这种大数据云计算支持着软件自己的运行、“零人工干预”的情况下，网上不断接受小贷的申请，这些小贷来自于草根层面的小微企业，草根创业创新活动的主体，他们这些小贷，网上申得的这种贷款，在供方风险可控的情况之下，是以一般来说不超过中利贷水平的融资支持机制发放出去，体现在大屏幕上，不断滚动着，一笔一笔的拨出去。我看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里面最小的一笔只有三千元，最大的两、三笔也不超过20万元。这种典型的小额贷款，可以不间断、可持续地在这个运行系统中，针对着过去我们这种贷款金融服务的阳光基本照耀不到的这样一些草根创业创新的主体，使它们得到前所未有的贷款支持。当然，这里面的道理就非常值得我们以后让普惠金融发展中间继续加以分析认识，和促使其有进一步的作用发挥。总体来说我观察，这个运行机制所掌握的风险控制的依据，就是有技术条件支持着的它的项目风险判别。当然，大的前提，是申请小额贷款的主体他们自己在过去经济活动中间的电子痕迹，可以由大数据、还有便捷的云计算算法支持着在信息处理中，可以相当快地得到汇总与判断，生成这方面它的风险度的识别以后，决定着贷款可不可以发放。这样使源源不断的小额贷款的发放靠技术支持扩大了商业性金融它的覆盖面，延展了它的边界，非常值得我们肯定。这是我感觉首先应该在商业性金融概念之下认识到的，并不违背它的风控方面的特定要求，仍然是在商言商立场之上，就可以在实际创新过程中对接普惠金融的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但同时也要意识到它的局限性：因为这样网上接受的小贷申请，它的申请对象的电子痕迹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如果你设想一下，是那种“三农”概念之下，过去可能没有什么电子痕迹在数据库里面可以查得的这样一些申请贷款的主体，它的生产经营活动中需要小贷的支持，它仍然是无法通过这样的系统得到他们意愿中间、也是我们在整个经济社会活动中认为有必要性给予的这种融资支持的。那么这种局限性的克服，就不能够在商业性金融由科技创新扩大边界这样一个单项扩展的范围之内，认为它可以得到比较完满的解决了，就必须进一步把我们的思维，推到有财政资金为后盾的政策支持介入的政策性金融概念之下：那么这时雪中送炭它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要有政策性资金，来自于我们公共资源领域“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财政分配体系。它是以政策性资金来做市场化的运作，专业化的管理，可以产生乘数放大效应，也就是杠杆式的放大结果。

最典型的，就是首先我们要看一下财政的贴息，这在2020年疫情冲击之下有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运用，当年发行的一万亿抗疫特别国债里有差不多两千亿元是由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以贴息这种方式，直达到地方一线、在基层形成优惠贷款，以财政贴息形成的优惠贷款来支持大量的小微企业在疫情冲击之下首先能够生存下来，以后再争取在抗寒，过冬中，再对接到复工复产以后新的局面，得到未来的进一步发展。这样在关键的非常时期有非常之策，运用了财政为后盾的资金做成的普惠金融，可以使商业性银行并不改变在商言商锦上添花立场，又和雪中送炭的实际功能融合、对接在一起了。

与此相类似，政策性金融概念之下，我们还应该积极推进政策性信用担保、产业引导基金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机制，来发挥普惠金融的作用。这种使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的金融功能结合在一起，更好履行金融使命的努力，体现着有效市场加有为、有限政府的“守正出奇”创新发展，也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促进共同富裕和打造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看法汇报出来，供大家参考。谢谢！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