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6日上午，袁世凯召集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等人，在病榻前商议国事。不过与其说是商议国事，不如说是交代后事。
当时众人赶到后，袁世凯看了徐世昌一眼，有气无力地说道：“约法。”
等到徐世昌想要问清楚时，袁世凯就闭上了眼睛，从此这个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就这样撒手人寰，时间是6日上午10时40分，享年57岁。
袁世凯临死时所说的“约法”有两种：一种是孙中山制定的《临时约法》，称旧约法，它已经被袁世凯废除了；另一种是袁世凯制定的“新约法”，但也伴随着他废除帝制，约法的存在性也变得可有可无起来。
而两部约法对于总统的继承有些不同的规定，袁世凯到底指的是旧约法还是新约法，身旁的几人都不清楚。
如果按照新约法的规定，总统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提名3人，写在“嘉禾金简”上，藏在“金匮石室”中。
其实这个选继承人的方法，还是效仿雍正皇帝的，清朝建立以来，在皇位传承上不断探索，前朝经验固然可鉴，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嫡长制可避兄弟之争，但不能保证选优;太子制容易引起皇室内部倾轧，骨肉相残。因此，怎样立储、怎样传位，颇费脑筋。即使像康熙这样英明的皇帝，也被“九子夺嫡”弄得心力交瘁。
雍正皇帝为了避免再次出现“九子夺嫡”的现象，创建了秘密立储制度，具体方法是：由皇帝亲书立储谕旨一式两份，密封收藏于特制的鐍匣内，一份安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另一份皇帝自己保存。待皇帝驾崩后，由御前大臣将两份遗旨取出，共同拆封，对证无误后当众宣布由谁继位。
“金匮石室”在中南海万字廊内，里面藏有一个黄布包裹，内包一张一尺多长的泥金纸，上面写着“兆民拖命”四个大字，下面写着“民国万年”四字，中间则写着“继承总统”的人员，上面三个名字赫然在列，分别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据说这张名单是袁世凯取消帝制之后换掉的，本来上面只有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一个名字，后来改为了黎元洪、徐世昌、袁克定。在袁世凯病重之际，又将袁克定改为段祺瑞。而这几番改名，袁克定都被蒙在鼓里。
其实不管是新约法还是旧约法，黎元洪都算是首选的接班人（黎元洪时任民国副总统）。所以不管是徐世昌还是段祺瑞，都认为这总统还是黎元洪就任比较好。
如果推徐世昌、段祺瑞，甚至冯国璋为总统，一来违背了袁世凯的意愿，二来南方的护国军政府不会答应，三来会引起北洋派内部的分裂。毕竟黎元洪不仅仅是排在继任者的第一位，他本身就是副总统，就任大总统合情合理。
1916年6月28日《时报》和李剑农的《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记载：段祺瑞得知黎元洪不愿意接任总统职务后，主动对黎元洪说“公为副总统，当然继任”、“公出，北京秩序，祺瑞当一人负责”。
有实力的段祺瑞为什么不继任，反而在黎元洪不愿意继任的时候，劝说黎元洪继任呢？
据说当时北洋的一批高级军官，得知总统大位落入一个空架子的黎元洪手中之时，纷纷在总理办公室（段祺瑞处）抗议，有的人提议段祺瑞，有的人提议徐世昌，还有提冯国璋的。
总之不管是谁继任，绝不能让总统大位落入北洋军阀之外的人手中。于是段祺瑞对他们说：“这不过是权宜之计，大权仍在我们手里。”经过再三解释，才将这群人稳定下来。
那么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为什么又被排除在外了呢？
在取出泥金纸的当天，袁克定也在场，据说他当时擦了几次眼睛，最终只能接受原本上面应该是“袁克定”三个字的纸上，却出现了三个跟他毫不相干的名字。
关于袁世凯改名字这件事，谁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或许是他知道自己死后，没什么人去辅佐一个能力欠缺的“皇太子”；或许是他在弥留之际想洗白一番，不想把“家天下”的把柄留给后人唾骂；也或许是他真的看清了是非，不愿再让后人继续卷在这场斗争中吧。
总之，以袁克定的能力，就算是勉强当上了大总统，也不过是又一个“秦二世”而已。而段祺瑞是想当大总统，不然也不会有后来的府院之争了，但他却不能当，不然会引起军阀斗争。
所以不是袁世凯让黎元洪当大总统，而是当时黎元洪不得不当大总统。更何况这个大总统又来得这么名正言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