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07年，统治了200多年的大唐帝国灭亡，神州大地进入了军阀混战的复杂局面。先后出现了吴、楚、南汉、前蜀、后蜀、吴越、闽、燕、岐、晋后梁等一系列的割据政权。截止公元925年，后唐皇帝李存勖平定了前蜀政权，但是仅仅9年以后，后蜀政权在四川地区建立。那么，前蜀和后蜀到底有什么关系？前蜀灭亡以后，后蜀政权为何能够死活复燃呢？今天，我们就聊聊后蜀政权建立的故事。
关于唐朝灭亡之后，五代十国的乱世曾经出现了这样的说法：“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这首诗词反应了唐朝灭亡之后，中原地区先后出现的5个政权，被简称为五代。五代的第一个政权为朱温建立的后梁政权，后梁政权并没有统一全国。在后梁政权的周围，还有前蜀、吴、楚、南汉、岐等一系列的政权。其中，威胁最大的就是盘踞山西地区的晋政权。
后梁和晋政权围绕河北地区的归属，展开了反复争夺。在朱温在位时候，后梁政权占据主动权。但是在朱温去世以后，新上台的朱友贞根本不是李存勖的对手。晋王李存勖逐步占领了河北地区，对后梁政权形成了半包围的态势。随后，李存勖称帝，国号为唐。在历史上，则称李存勖建立的政权为后唐。公元923年，李存勖消灭了后梁政权，统一了中原地区。从当时的局势来看，李存勖拥有了雄视天下的资本，南方诸政权都非常恐慌。
李存勖并没有停下征服的脚步，他仔细审视了南方的前蜀、楚、吴等政权。发现前蜀政权的内部非常混乱，前蜀是军阀王建建立的政权，控制了四川、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和甘肃南部等地。在王建在位时期，前蜀政权非常强大，控制了41个州。但是王建去世以后，幼子王衍登基。王衍几乎就是当年刘阿斗的翻版，在王衍的统治下，前蜀政权的国力陡转之下。
后唐皇帝李存勖动手之前，曾经派遣一些官员进入前蜀境内进行侦查。这些官员的汇报是：“以臣料之，大兵一临，望风瓦解。”面对虎视眈眈的后唐，前蜀方面并非没有察觉，前蜀官员宋光葆上奏：“晋王有凭陵我国家之志，宜选将练兵，屯戍边鄙，积糗粮、治战舰以待之。”但是纨绔子弟一般的皇帝王衍根本没有认真准备，这给了后唐提前动手的机会。公元925年，李存勖派遣自己的爱子魏王李继岌为统帅，枢密使郭崇韬为副帅，开始大举进攻前蜀政权。
当时，李存勖的姐夫孟知祥也在西征的大军里。李存勖为何派遣自己的儿子李继岌为统帅呢？其实，真正指挥军队的人是枢密使郭崇韬，李存勖有意拥立李继岌为太子。因此，希望李继岌刷一轮战功，作为晋升的资本。前蜀政权的统治非常腐朽，后唐军队的军事行动几乎没有遇到大规模的抵抗。从战争开始到前蜀皇帝王衍投降，前后仅仅用了70天时间。
由此可见，蜀道天险有时候不一定靠得住。在平定前蜀政权的过程中，孟知祥立下了赫赫战功，被李存勖任命为西川节度使。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功高震主的故事屡见不鲜，郭崇韬也是这样。李存勖对战功卓著的郭崇韬产生了怀疑，因此寻找了一系列的理由，最终杀掉了郭崇韬。魏王李继岌很年轻，根本无法约束军队。因此，蜀地的实际大权落到了孟知祥和东川节度使董璋的手里。
其实，后唐政权内部也有一系列的问题。公元926年，也就是李存勖刚刚消灭前蜀的1年以后，后唐政权发生了叛乱。结果，后唐皇帝李存勖被杀，养兄李嗣源上台。至于魏王李继岌，在率兵赶回洛阳的途中，听说父亲被杀、伯父登基的消息，自己选择了自杀。中原地区的混乱，给了孟知祥割据一方的机会。
孟知祥依靠富饶的西川地区（后唐消灭前蜀的时候，缴获了纹锦绫罗五十万匹，中原连十万匹都拿不出来），开始暗中扩编军队，准备对抗朝廷。对于后唐皇帝李嗣源的命令，孟知祥采用了阴奉阳违的态度。老奸巨猾的李嗣源发现了问题，派遣自己的女婿石敬瑭南下，准备第二次平定蜀地。结果，孟知祥联合东川董璋，共同击败了大名鼎鼎的石敬瑭。当时的李嗣源已经60多岁了，根本没有足够的精力。眼看孟知祥已经控制了西川地区，便默认了这个现实。
外部隐患消除以后，孟知祥和董璋为了蜀地的归属权开始大打出手。最终，孟知祥技高一筹，平定了东川地区。至此，孟知祥大体上控制了前蜀政权的疆土。后唐皇帝李嗣源眼看孟知祥已经坐大成势，便做了一个顺水人情，册封孟知祥为蜀王。在名义上，蜀地仍隶属于后唐政权，但在实际上，蜀地则是一片割据地区。孟知祥和李嗣源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那就是只要李嗣源不死，孟知祥就不会称帝。
两年以后，李嗣源去世，中原地区再次陷入混乱，干儿子和亲儿子争夺皇位的故事又一次上演。最后，石敬瑭成为了摘桃子的人，在契丹政权的帮助下，石敬瑭建立了后晋政权。当然，石敬瑭付出了燕云十六州为代价。就在中原陷入混乱的时候，蜀王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国号为蜀。这个政权被称为后蜀，不过孟知祥确实没有天子气象，仅仅在位100多天，便撒手人寰了。
据说，曾经有术士为孟知祥看相，认为孟知祥只可为王，绝对不能称帝，否则就是“百日天子梦。”孟知祥去世以后，爱子孟昶登基。由于孟昶年幼，基本上是一些老臣辅政。在这一阶段，后蜀政权几乎没有发动战争，而是进行了长期的休养生息。后蜀政权达到了“民殷国富”的小康水平，根据记载，后蜀政权统治时期“赋役俱省，米斗三钱。”这一水平已经超过了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因为在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期，每斗米的价格为四五钱。
后蜀非常富裕，后蜀皇帝孟昶安心过自己的小日子。殊不知一转眼已经渡过了20多年的光阴，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了政变，建立了宋政权。面对天下割据的乱象，刚刚上台的赵匡胤说了这样一段话：“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努凛虚竭，必先取巴蜀，次及荆广、江南，即国用富饶矣。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存之，以为我屏翰，侯我富实则取之。”由此可见，赵匡胤制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在南方一系列政权中，赵匡胤第一个目标就是后蜀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