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规定周总理每月的工资为404.80元，夫人邓颖超大姐每月工资为342.70元，但在1997年中国银行总行进行党政军内部审计查账时，却在周总理的名下竟然查出了一笔12000英镑巨额存款，而且最令人震惊的是，这笔巨额存款已经在周总理名下存放了整整30年，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1958年开始截止到1976年为止，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的工资总收入是161442元，而按照当时汇率计算，需要8.2万元人民币才能兑换为1.2万英镑，那么这笔钱是周总理的个人存款吗？如果是，那为何存放在中国银行30年都无人问津呢？
中国银行总行在查出这12000英镑后，马上就整理文字材料向上汇报，上级领导得知消息后高度重视，马上就对这笔存放在周总理名下的巨额存款进行了详细谨慎的调查，结果没想到竟然牵出了一段多年前催人泪下的跨国往事。
事情还要从1940年开始说起，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命令德国纳粹军队对英国首都伦敦进行了长达十个月的持续轰炸。
在这次轰炸中，一个名叫多利的22岁英国女孩因为公司意外破产被迫失业，为了在战争中活下去，多利四处求职，最后只有中国银行驻伦敦分行愿意为她提供一份银行柜员的工作。
中国银行驻伦敦分行是我国在欧洲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枢纽，不仅负责英国本土的业务，也负责串联整个欧洲甚至多个非洲的分行业务。
多利因为之前有国际贸易公司的工作经验，为人聪明机灵，通过面试后上手极快，很快就转正成为了中国银行驻伦敦分行的一名外籍员工。
而多利的日常工作，除了在柜台做出纳和办理日常信贷业务之外，同时也兼职给海外留守的国民党政府职工以及海员发放工资。
多利与这些被迫滞留国外的中国人打了一段时间的交道后，慢慢熟络起来，却惊恐地发现，这些人竟然染上了与英国人一样的臭毛病，每月只要一领到工资就贪图享乐，吃喝嫖赌抽大肆挥霍，直到挥霍一空才肯善罢甘休。
多利虽然是个英国人，但却并没有咄咄逼人的傲气，生性耿直的她知道现在的中国与英国一样，正处于国家危难、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遭受着法西斯的侵略，她亲身体会过战争的残酷以及失去亲人的痛苦，所以并不希望看到这些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安危不管不顾，只愿意自己享受。
因此在每月发工资的时候，多利就经常劝说他们应该将自己的钱全部存起来，然后捐给祖国支援抗战，将侵略者赶出去后也能够早一天回家。
多利善良的举动，也让国军驻外政府职工和海员们如梦方醒，纷纷让多利为自己办理跨境汇款业务，而多利也乐得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为他们争取到最低的手续费用。
因此业绩出色、美丽善良的多利也收获了领导和同事们的喜爱，其中一名叫刘本堃的中国员工还对多利生出了爱慕之情，可在1944年冬天抗战胜利前夕，多利却突然受到了小人的针对。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收官的关键时期，为了帮助中国人民尽快赶跑日本侵略者，中国银行驻伦敦分行专门在柜台上设置了两个募捐箱，其中一个募捐箱是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名义设立的，为了捐款给中国政府，另一个募捐箱则是红十字会设立的。
但是往中国政府捐款的募捐箱，却经常会被操纵募捐的国民党政府官员私自侵吞、中饱私囊，每个月末负责前来检查捐款箱的人都会将宋美龄夫人募捐箱里的钱偷偷取出，然后装进自己的口袋里扬长而去。
多利对此义愤填膺，就将宋美龄募捐箱藏到柜台下面，然后将红十字会的募捐箱放在柜台显眼处，让社会各界的好心人全部将钱捐到红十字会的募捐箱里。
但没想到的是，多利的这个举动却被前来检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看了个正着，让他非常愤怒，因为多利挡了他的财路，所以这名国民党官员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恶人先告状，先一步找到银行的行长，以多利私藏政府募捐箱的名义，要求必须立即开除多利。
虽然银行行长知道多利是一片好心，是正义的一方，但却并不愿意为了一个外国人去得罪国民党的政府官员，迫于压力行长不得不屈服于这些贪官污吏。
而就在行长准备辞退多利的时候，一直非常喜欢多利的中国员工刘本堃却突然挺身而出，亲自跑到银行行长面前据理力争，最终成功说服行长顶住压力，将多利的工作保住。
从地狱到天堂的心路历程，让多利感动落泪，也对保护自己的刘本堃生出了一丝异样的情绪。
而为了感谢刘本堃的帮助，多利经常会带着他参加一些联谊聚会，两位富有正义感的年轻人在各自好友的撮合下，感情迅速升温，慢慢地走到了一起，最后在多方见证下，于1949年正式结为夫妻，而多利在结婚后还为自己取了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刘道蕊。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后，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原来的中国银行，周总理亲自下达重要指示：各海外分行立即冻结全部资产，等待国家派遣专门的特派员进行审计接收。
而此时远在伦敦的中国银行分行就面临着两个选择，此时英国政府尚未承认新中国人民政府的合法权益，他们需要考虑到底是继续为败逃台地区的蒋介石国民政府效力，还是主动认清局势，彻底倒向人民政府，回归祖国的怀抱。
毕竟，新中国当时刚从战争泥沼中脱身，国内百废待兴，急需大量的资金刺激本国经济振兴和发展，而中国银行驻伦敦分行手握大量的资本外汇，此时倒向新中国人民政府无异于雪中送炭，对国家经济建设是能起到很大推动促进作用的。
但伦敦分行的员工却各自心怀鬼胎，尤其是银行的行长，更倾向于国民党的统治，并不愿意接受国内总管处的节制，甚至还生出了携款私逃、将外汇转移回到台地区的想法。
这一计划被心向祖国的刘本堃知道后，马上就联系其他四个志同道合的职工组成起义小组，以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名义在伦敦的汇丰银行开了一个专门的英镑账户，将所有的外汇全部存入其中，并规定必须由他们五个人签字确认后才能够将账户里的钱取走。
做完这一切后，刘本堃就向北京的中国银行总管处秘密传送电报，声称愿意接受国家号召，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等待北京总行的接收。
在刘本堃的不懈努力下，伦敦分行的外汇资金总算保住了，刘本堃本人也被周总理亲自委任为伦敦分行新的行长和经理，专门负责新中国驻伦敦的外汇资金管理业务。
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内，因为英国伦敦的经济全面复苏，伦敦分行的业务也蒸蒸日上，刘本堃的收入也成倍增加，与妻子买了别墅、小汽车，过起了所有人都羡慕的富足生活。
虽然在国外生活了十多年，功成名就，但刘本堃心中一直都有一个愿望没有实现——他要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去。
一天，刘本堃到新中国驻伦敦办事处办理业务，在那里他看到了大量关于新中国的影像资料和新闻，也终于得知了现在中国还处于一穷二白的阶段，所以刘本堃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去，回到故乡去建设新家园。
刘本堃回家后就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多利，虽然明知现在的中国在各方面物质条件上要远远落后于英国，但多利对丈夫的想法却给予了非常肯定的支持。
而最令刘本堃感动的是，多利为了跟着自己回到中国，竟然主动放弃了英国国籍加入了中国籍。
虽然英国是西方列强发达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合法主权的国家，但直到1954年中英两国之间才正式确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展开贸易友好合作，所以一直拖到1957年，多利更换国籍的申请才终于通过。
而也就是在这一年，刘本堃正式向国内提出了回国效力的申请和愿望，但因为驻伦敦分行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手接替刘本堃的工作，所以高层首长就劝他继续在伦敦工作一段时间，等待国家派人交接。
1967年，刘本堃的回国申请终于被批准，他马上就将自己在伦敦的房产和汽车全部折价处理，一共卖了12000英镑，并通过银行给周总理寄去了一封匿名信件，大致内容是：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夫妻随信给您寄出12000元英镑的外汇专票，这是我们从工资里节省出来的，现在无偿捐献给国家，希望您能够将这笔钱全部用在支援国家建设上去，但因为数额巨大我们不知道该捐给谁，所以经过商议，只能够将这笔钱交给您处理和安排，因为在我们心中您就是最值得信任的人。
但收到这笔数额巨大的捐款后，周总理却直接回绝，并迅速做出了全新的指示：这是个人捐款，我们国家不能收，要马上找到捐款人，把钱给他们全部退回去。
因为当时正值国家特殊时期，查找捐款人的工作根本无法有效展开，最后为了这笔巨额捐款的安全考虑，负责参与调查的工作人员就暂时将这笔钱以周总理的名义存入了中国银行。
可谁也没想到，这笔钱竟然在总理的账户上存了整整30年，直到1997年才被中国银行审计组发现，而在这30年的时间里，这笔钱经过增值加上利息，换算成人民币后的价值竟然高达467000元。
上级领导当即命令：继续执行30年前周总理的指示，找到捐款人把钱全额退还。
而经过反复查找和确认，最终证实当年携妻子回国的刘本堃就是这笔巨款的捐赠人，中国银行的代表马上就带着支票找到刘本堃夫妇，询问他们这笔钱要怎么处理。
但没想到他们竟然表示钱已经捐出去了，就绝没有收回来的道理，坚决不肯收钱，最终将这笔钱成立了一个基金，每年用来奖励银行优秀的员工，让银行工作人员无比动容。
因为刘本堃夫妇回国后，虽然被安排进入总部工作，但工资并不高，而且生活非常清苦，后来刘本堃长期患病，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没想到他们宁愿自己受苦受累，也不愿意收回巨额捐款，足见他们的革命傲骨以及对祖国的热爱。
至1998年，刘本堃因病去世，而妻子多利也在2013年3月安然走完了她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