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蒙汉互市，商品流通日盛。适应边贸商业发展的需要，更为了增加清廷财政税收，顺治七年(1650)，中央政府在杀虎口设立了税务监督机构——户部抽分署，其职能类似于今天的国税局和海关。该机构下设大关总局和卫队，管辖宁鲁口、归化、高庙、得胜口、新平口、朔平、西镇川、小村、西包头、河保营各分局和东镇川、托克托、黄甫川等税卡。其征税辖区以边墙和黄河为界，东至天镇县新平口，西到陕西神木口，东西长达100余公里。按照规定，“商人运载货物，例须直赴杀虎口输税，不许绕避别口私走”，以防偷税漏税。商税按物价，牲畜税按头数来计算。课税方法分“过税”与“坐税”两种。“过税”，即货物经过关口时课之以税。“坐税”即货物到店发卖时课税。税收项目主要有盐茶烟税、米面糖税、荤腥腌腊海菜香料税、干鲜果品税、铜铁锡税、牲畜交易税等十余类上百种。除了口外的贡品、驾辕的骡马、运回口内灵柩不纳税外，其余一切过往商品基本上都要照章纳税。顺治十八年(1661)六月，户部确定杀虎口关税起征定额为13000两白银，比张家口还多了3000两。
康熙中期，允许山西雁北一带边民去口外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各地做生意，俗称“走西口”。康熙三十八年(1699)，又批准山西大同、朔州等地殷实商人去大青山伐木售卖(《清圣祖实录》卷193)。乾隆元年，归化城、杀虎口又开征木材税。前三年，每年税收自300余两至600余两，乾隆四年(1739)酌定每年征收446两白银。
由于内地特别是大批山西人去口外谋生，消费资料需求增加，进而又带动了山西朔州、大同等地煤炭、酒类、胡麻油、烟叶等物资的贸易。油、烟、酒开始在杀虎口并不征税，后来因出口数量越来越多，乾隆二十六年(1761)开征烟、酒、油税。
杀虎口自顺治年间设关至乾隆中期的100年间，市场日益兴盛，关税不断增长。到乾隆中期，每年征收的正额关税由13000两增加到32300余两?熏增长1.48倍，盈余12100两，两项合计高达44400余两。同期，朔平府实征地丁银14684两。右玉县实征地丁银1724两。两项相加不及杀虎口关税的一半。而杀虎口关税是朔平府田赋丁税的3倍，是右玉县田赋丁税的25倍，杀虎口进入了自明万历以来第二次发展高峰期。民国元年(1912)，甘鹏云出任杀虎口关监督。仅7个月中征收的税银就达83000两，日均高达395两，所以杀虎口素有“日进斗金斗银”之说。杀虎口的税收，清统治者采用不规范的非正常管理，税收直接送交户部，因而油水丰厚，当值人员趋之若鹜。清代直接吃杀虎口税费的有100家，成千上万口人;通过提供服务，间接受益的各色铺行近千家?熏也有数万人。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杀虎口盛极一时，住户多达5000户，人口突破50000人，商贾云集，店铺林立，集市繁荣。日杂百货、副食糕点、钱行当铺、酒楼饭馆，鳞次栉比，白酒、陈醋、金银、木器、皮毛、米面加工等手工作坊应有尽有。每逢正月十四至十六的“奶奶庙点灯瓜瓜”，清明节、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的“城隍爷出府”以及七月二十的“黄绿会”等庙会，蒙汉民族汇聚，各种杂耍艺班献艺，外来客商云集，更增添了边塞雄关的兴盛气氛。由于往来客商甚多，大小客店分别接待不同商客。其中元胜泰、进泰泉、玉泉常、晋泰店专门迎送著名商号大盛魁和新疆客商;明玉泉、玉泉堂、同和茂、常胜生、同合泉、明玉常、兴隆店、万荣店主要接待前后营、达茂、四子王旗的蒙古客商;丰盛和、德兴和、德庆盛、天义德、天胜德、聚义昌、三合义、福全店、福义店、福隆店等则来者不拒，随客自便。
杀虎口的贸易吞吐量不断扩大，商业呈现出繁荣景象，与朔州地区便利的交通有极大关系。四通八达的商路，把大量的中原货物源源运输到朔平府，经杀虎口，及周边商路，分运到草原、大漠，又通过杀虎口，把草原的畜牧产品，分运到全国各地。当时，从朔平府经杀虎口向东驼队经凉城可达集宁;向北经归化城可达库伦、恰克图;向西沿着康熙西征的路线可达新疆的塔尔巴哈、科布多、乌里苏雅台等地。内地商路聚向朔平府的杀虎口，分布着五条主要商路。
朔平府云阳云岗大同北京。
朔平府云阳吴家窑岱岳朔州宁武静乐太原府。
朔平府威远平鲁朔州神池五寨保德。
朔平府云阳吴家窑岱岳古城(山阴城)雁门关代州崞阳忻州太原府。
朔平府云阳吴家窑应州浑源广灵河北境内。
朔州地区贸易繁荣还与中俄恰克图贸易兴隆有着至关重要的因果关系。中俄陆路通商始自《尼布楚条约》(1689年)，兴盛于《恰克图界约》(1727年)和《恰克图市约》(1792年)签订之后。随着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腹地这一国际商路的开辟，山西经东西两口北上西向者日益增多，以致“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据《绥远通志稿》记载：“绥为山西辖境，故经商于此者多晋籍。其时贩运货物，经过杀虎口交纳关税后，至归化城行销无阻。”“归化城……外番贸易者，络绎于此，而中外之货亦毕集。”每年，晋商把数以万担计的绸缎、布匹、茶叶、糖烟、瓷器等商品经杀虎口运往新疆、兰州，或运入库伦、恰克图，甚至深入俄国，运往设在莫斯科、多木斯克、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彼得堡等地的分号。返程时又将哈喇、呢子、毛毯、钟表、金砂、皮毛、五金、鹿茸、葡萄干、杏瓜等运回内地。每年仅卖给京羊庄的绵羊即达20余万只。每当鹿茸开市时，交易量日有20万两白银，甘草约50万银元。
杀虎口是长城上的一个重要关隘，其商贸的繁荣也带动起平鲁白兰口、七墩镇等沿边关口的商业贸易。
平鲁西北部长城脚下的白兰口，也是闻名遐迩的沟通晋蒙的重要隘口，从这里跨过边墙就进入了内蒙古清水河、和林格尔和归绥六厅，可直抵包头、土默川。清代，白兰口居民日渐增多，形成村落。除荒旱年份还有饥民路过外，大多是商帮驼马从这里过往。乾隆年间就有董家、侯家、高家、张家和杨家在此开店，接待过往商客，生意极为兴隆。到晚清，董家传人董博、董德文和董德厚父子，祖籍定襄的侯家后裔侯喜娃、侯连山兄弟脱颖而出，家业大振，仍然富裕乡里，成为靠开店发迹的大户。董家走封闭的边口，把买卖做到了内蒙古清水河，资金达百万两白银，其商号铺面从东门到花园巷占了半条大街。那时白兰口商号有德盛泉(掌柜段氏)、德盛源(掌柜王喜祥)、德润泉(掌柜黄润堂)、永盛恒(掌柜李珍春，店员30多人)、德生义(掌柜乔玉明)、福和成、德金恒(掌柜杨世祥)、广济成(掌柜任安)、永盛昌(掌柜曹枝)、永盛美、厚记等。董家大掌柜是董万贵。郑家山货铺日开光，掌柜为郑前考。侯家以其留英博士侯应华为代表，远上绥远包头经商，成就斐然，举家迁往，成为晋商商帮的重要一员。还有张家、杨家、高家，这些殷实大户当年的宅院仍在，虽历经战火兵燹和风侵雨蚀，不见了原来的富贵景象，但从残破而不失高贵的门楼，雕刻精美的上下马石，几重几进院落的严整布局和巨型条石台阶等实物遗存，完全可以想见当年主人的身份。
平鲁七墩镇位于平鲁县城最北端的长城隘口，清雍正年间设镇。沿边北上可直达杀虎口，而越七墩镇边口，即进入蒙古驻牧地界：向西经归绥六厅，可随古丝绸之路进发;向北经归化、绥远通过蒙古草原、库伦进入中俄边界的买卖城——恰克图。恰克图位于西伯利亚东南端和中国的鞑靼族交界处。据孔祥毅《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记载，19世纪中叶，大约在清朝的道光、咸丰年间，晋商从这里输出的茶叶由年均4万箱逐渐增加到10万箱。咸丰二年(1852)达17.5万箱，还有糖、棉花、丝织品等。从俄国换回大量的进口物资，有各类毛织品、皮革、金属制品、毛皮和鸦片，买卖货物价值达1500万美元以上。七墩镇因此成为山西北上绥蒙的通商要道。这条商路由晋中太原忻州雁门关朔州平鲁七墩镇，过边口进入内蒙古地界分道，一路向西，一路向北，在清代非常活跃。平鲁本地商人内倚扼口靠边有利的地理优势，外借关南晋商日益崛起，货物进出口不断增加，内外商贸信息灵活等便利条件，以七墩镇为中心适时进行边贸活动，并逐渐沿边展开，规模渐大。外地贩运杂货的商客，往往就在七墩镇歇脚趸卖后贩货而归。
朔州商业贸易的繁荣，并不是统治阶级重商造成的，相反清统治者与以往统治者一样，实行重农抑商，只不过是不愿意放弃丰厚的关税收入(全国关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第三位)。《朔平府志》记载：“关市之征，由来久矣。盖古者，乡遂之，民皆为农，农皆受田，田皆出赋，此为之正供也。市厘之民不专以力田为业，往往资山林川泽之产，贸迁有无，趋本逐末。夫趋利则民必竞，逐末则民必轻。设关市之争以抑之，而税课起矣。朔平五属地皆边塞，无山泽之产，惟右玉杀虎一口通道北藩，为牛、羊、驼、马、皮革、木植之所出，商贾称络绎焉。”
来源：文史艺苑
原标题：明清时期的朔州经济——边贸商业繁荣